论李特起兵及其所建政权的性质

西晋末年,天水、略阳等六郡流民进入今四川成都一带.后来,李特领导流民起兵反抗益州政府,在成都建立了军政府,以后改号大成.关于这次流民起兵,有的同志肯定是农民起义,后来建立的大成政权是农民政权.又有些同志主张这个政权以范长生当丞相为分界点,范长生为丞相之前是农民政权,他为丞相之后则转化为地主阶级政权.究竟这次流民起兵是否属于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是否农民政权,我以为值得探讨.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阀史分期问题之我见

研究旧中国军阀史的编著在分期问题上,有诸多的不同意见。现就自己掌握资料,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为节省篇幅,新陈各点,皆从正面阐述。分歧的焦点及理由根据等,在此不展开。这是首先向读者说明的。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阀史亦可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军阀史。 就其断限看,我认为上限断在1853年曾国藩办团练、组建湘军为宜;下限断在1949年年底,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军队逃往台湾、政权覆灭为止。     

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

刘备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由荆州、"东州"和益州土著三大政治集团组成.为巩固政权,刘备和诸葛亮对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荆州士人集团为依靠,极力笼络"东州"人士,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对益州人士,则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蜀汉政权的具体构成,完全服从于刘备、诸葛亮制定的基本组织原则.作为蜀汉政权组织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诸葛亮在具体的人士安排上,表现出"用士惟诚,国事惟和"的"贵和"的思想和道德准则.这一方针的长期坚持,保证了蜀汉政权长时期的稳定和安宁.     

西周开国于周文王

西周不始于武王克商,而始于文王受命称王。看历史上一个朝代的开始时间,不能简单地看它是否取代了前一个朝代或政权,而应该看它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政权。文王承受天命,本身就表现他成为代天行令者,周自然也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文王毁掉文丁、帝乙的宇宙,不再用殷商历法而自定正朔,在丰建都与殷分庭抗礼,以及断虞、芮之讼等历史事实,都说明从文王受命以来,西周已不附属于殷,而成为独立政权。     

中国公民知政权的实现困境及其消解

知政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政治权利,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和体现.在实现中国公民知政权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如知政权的相关法律制度供给不足、政府部门漠视公民的知政权以及公民权利意识淡薄等困境,导致公民的知政权得不到充分、有效地实现.为此,应将知政权的理论与中国公民知政权的实践相结合,从构建和完善公民知政权的法律保障体系、转变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以及培养公民权利意识三个方面消解公民知政权的实现困境.     

蜀汉政权用人政策的失误

蜀汉政权是三国时期实力较为弱小的一方,其用人政策一直为人所称道.然而蜀汉政权的用人政策由于任人唯亲、忽视后备力量的培养等原因从而造成严重的失误,对蜀汉政权的衰亡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新中国初期成都区一级行政体制形成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初期,各城市在经历短暂军事管制后开始了基层政权的重建.其中,区级政权在整个城市政权体系中的定位不断地发生变化,其组织机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成都与新中国初期其他各城市相似,其区级政权的重建,经历了接管区公所,创设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区人民政府的探索过程,最终区人民政府成为城市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区一级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为新中国初期城市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复兴农业原因探究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初步建立了全国性政权.但内忧外患的形势未根本改变,农村衰败、工业萧条、外债高筑、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共产党武装割据政权呈星星燎原之势,初掌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执政危机.此时国民政府以复兴农村为突破口,设立农村复兴委员会大力宣传农村建设,不仅因为农村危机,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感悟终极——从史铁生的小说看他的苦难意识

两晋时期的南北大族是司马氏政权的基本政治力量,与大族势力的结合成为该政权的特质,这一现象在会稽大族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西晋政权以北来大族为重,故会稽大族的政治地位已不及前朝.进入东晋后,随着世族地主经济的持续发展,东晋统治者为了稳固其政权,不得不拉拢会稽大族,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会稽士族官僚群体的形成,便是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大族势力与政权之间的这种关系,体现出两晋政权的士族政治本质.     

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有了抗日政权,人民就有了领导核心,持久的抗日战争就有了赖以支撑的坚实基础.本文仅就胶东战略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历史作一简要论述.     

对我国党权、民权和政权关系的认识

相对于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权而言,党权、民权和政权可以称之为"大三权",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政权是实现党权和保障民权的制度形式,民权是党权和政权的基础和目的;民权监督党权、党权指导政权、政权促进民权.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大三权"的关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太平天国政权是农民的革命政权——与孙祚民同志商榷

孙祚民同志在《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以下简称试论)一文中,判定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的政权已经是“新的封建政权”.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政权的构成形式“基本上是沿袭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二、从中央政权到地方政权“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占着统治地位的”;三、建都天京以后“始终是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支持地主收租的.”因此,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就“走完了向封建转化的道路”,“农民英雄们在南京建立的天国,已经是新的封建王朝了”.这些论断很值得商榷.笔者谈点粗浅的看法.     

土流并治的典范--清末民初西双版纳土流并治研究

元明清以来,随着土司制度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相伴而生的土流并治政策也随之产生了.土流并治,即流官政权和土官政权同时并存,同在一个区域,土官、流官同时进行统治.在土流并治的政权中,以西双版纳地区最为突出.土官、流官共存,土官、流官共同治理政权,事无大小土官、流官共同负责,对西双版纳地区政令的统一、地方的稳定、维护边防的安全起过重要作用,是为土流并治的典范.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再商榷

政权性质问题是当前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一个争论问题.笔者在《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商榷》(载《社会科学辑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以下简称“拙文”)一文中,对主张太平天国政权是“新封建政权”的观点,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本文想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商榷.     

1926-1927年共产国际对建立中国革命政权指导思想的演变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进行了探讨和指导.在大革命高潮和大革命紧急时期的1926、1927年两年中,却出现了几番有关政权性质解释的反复,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的肯定,到过渡政权的认定,再到建立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指示.这种反复,既折射出当时背景之下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党内的斗争,也反映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知过程.     

汉末西部政局与张鲁政权

张鲁政权作为三国初年西北与西南争夺的焦点,它的灭亡,促成了三国鼎立格局的最终形成.张鲁政权是汉末三国初年西部最有魅力的政权,是军阀混战中的一块乐土.     

阶级、阶级出身、阶级立场--学习近现代思想史札记

一个人终其一生,所属的阶级、阵营往往变化,思想也往往变化.而思想尤其政治思想一与政权结合,便更多地受到政权的影响.因此,阶级立场受到阶级、阶级出身的影响,但更多地是与政权的距离而定.     

东突厥灭亡前政权内部的矛盾冲突

唐太宗初期,随着全国的统一,唐政府一直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彻底解决突厥威胁,后来政权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倾斜,是唐攻灭东突厥的根本原因.唐太宗消除东突厥威胁从政权角度来看,一是完成统一巩固政权;二是乘东突厥政权分裂造成的分崩离析之机以安定北方.     

论唃厮啰政权的兴起

唃厮啰政权是北宋时期由甘青吐蕃部族建立起来的地方民族政权,在青海地方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唃厮国政权兴起与发展,认为唃厮银政权的兴起与当时甘青地区吐蕃部族发展的历史、地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党的执政方式的发展演变及因果分析

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首先体现为执掌国家政权和对国家政权实施领导.因此,如何确立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群众拥护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使党既能切实有效地掌握国家政权,总揽协调各个国家政权机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能够充分调动、发挥国家政权机关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政权应有的权威,保证各个国家机关独立自主地行使职权,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这是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