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 ,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 ,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 ,西方的天主教与科技文化相继传入中国。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西学顺利进入中国和中国士大夫最终接纳西学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对利玛窦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及其在此次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影响展开探讨。     

论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

明清之际,旧的传统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价值理念产生了激烈的冲击,在批判宋明理学和西学传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的经世实学思潮。反对经学空谈心性,主张实学,实行实用,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科学、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反对理学束书不观,提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学术新风尚。明清之际思想界在“复古”外衣下的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做了思想文化的前导工作。     

“西学中源”说及严复对其批评与反思

所谓“西学中源”是指西学源自中国,西方文化,中国“古已有之”。这种说法在中国近代十分流行,成为一种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对此,近代有识之士曾做过批评与反思。其中,严复表现得最为典型,剖析得最为深刻。下面我们依次做一论述。不管是“西学中源”说,还是“古已有之”说,都是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一种国民心态的折射反映。魏晋时期,佛道之争甚为激烈,道家为反对和压制外来的佛学,提出“老子化胡说”认为道家祖师老子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先师。这可以说是近代“西学中源”说理论     

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

洋务文化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产物。由于这种嫁接依托于社会经济的变动 ,从而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实质性对接 ,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变异 ,形成了新的文化格局。决定洋务文化特色的社会机制是在“内忧外患”危机中涌现的洋务派官僚及其知识分子 ,反对办洋务的顽固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文化的走向。左右洋务文化风貌的文化机制 ,则是西学和中学相互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洋务思潮 ,其中“西学中源说”、“中体西用论”和洋务文化联系最为密切     

论明清之际西学传播的思想张力

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代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在中国流传了二百多年。当时的西学主要是天主教教义和某些科学技术。西学得以传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明清之际的王学风行和实学高涨为其提供了思想张力。学术界长期来对此甚少论及,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一、王学对西学的张力王阳明的心学至明末风行于世,压倒了曾笼罩一切思想文化领域的程朱理学。“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派和王畿使王学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而席卷明末,因而这里主要分析他们的思想对西学传播所产生的思想张力。第一,王学的良知准则论引发出对儒学思想权威的破坏作用,创造了西学得以输入和传播的文化氛围。     

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新趋向

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突破了以往经世思想的发展路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向：（ 1）“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由离异走向统合;（2）在“治体”上由尊君转向重民,形 成了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学说;（3）重视“利用厚生”之学,主张“工商皆本”和经 济自由;（4）广采博纳外域新知,会通中西。不仅将中国经世思想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且孕育了启蒙思想,使经世思潮与启蒙思潮相互交织,显示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萌动 。     

明清之际文化性质与中国启蒙文化发展道路——与包遵信同志商榷

包遵信同志在1986年6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明清之际文化性质问题》一文。归结该文要旨,约有二点:其一,明清之际所出现的“与理学空疏僵化相对立的社会批判思潮”,“并没有超越封建意识形态的整体框架,它只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自我调整的一环”。所以,从文化的基本性质来看这一社会批判思潮,它绝不是类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启蒙文化”。其二,“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封闭性的自足系统”。“正如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无论怎样发展也摆脱不了自然经济     

天道与经世——黄宗羲《破邪论》与明清之际“天学”嬗变

明清之际“天学”思潮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源头,分别是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思潮,与外来的天主教思想。黄宗羲《破邪论》主要是针对前者所引发的明清之际“敬天”思潮而撰写的理论辨析著作。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将黄氏文本放置于天主教思想背景中讨论,造成许多误解。《破邪论》对昊天上帝、魂魄与精神观念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展示了黄宗羲“天学”思想的特出之处,即在历史文化（经史）之中展现性命之学的超越性。这种新思想代表了阳明学派的心学发展由此摆脱过度宗教化（伦理化）的限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在真实的社会政治世界中开展自身的可能性。     

《格致古微》与晚清“西学中源”说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千古不遇的变局 ,西学在西方势力的裹挟之下 ,猛烈冲击中学。“西学中源”说曾是国人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有力学说 ,《格致古微》作为晚清“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 ,其内容及论证都既继承前人又有发展创新。本文以《格致古微》为中心 ,力图通过对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流变、特征、功能的切实考察 ,并以此与“中体西用”作比照分析 ,从而寻绎出近代中国文化进步及社会进化迟缓的原因之所在     

晚清“西学中源”说再认识

以往的论者们多因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消极性而对其 加以全盘否定，其实，“西学中源”说更多地起着消除人们心目中的抵触情绪、睁开眼睛了 解西方世界等积极作用。其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占有特定的历史地位。     

“西学中源”说探析

“西学中源”是“西学源于中学”的节略语。它风靡于近代中国社会,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西文化冲突、渗透和融合的奇妙景致,在中国文化更新史上镶嵌了耐人寻味的纹理。本文拟对此说的由来、弥漫、分衍,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作一番历史的探析。     

略论20世纪初年的国粹思潮

1905年同盟会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熟和发展。正在这时,资产阶级革命队伍中一部分理论家打出弘扬国粹、宣传古学的旗号,成立国学保存会,掀起了晚清一个不大不小的国粹思潮。其矛头指向西学,防止欧化,宣扬民族主义,声言“对于祖国之责任,惟当研究古学”。力图证明中国古学优于泰西之学,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中国“古已有之”。主张“是国不可以废君”。这样的一股思潮,当是消极的思潮,是从革命队伍分裂出去的一股浊流,打的是一面灰白色的旗帜,而不是革命的、爱国的旗帜。国粹思潮的活跃人物,在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梅文鼎与"西学中源"说

"西学中源"说萌芽于明末,形成于清初,大盛于清代中期,梅文鼎是这一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通过论证西方天文学中的许多论断均见于中华典籍,来证明"西学中源"说的正确性.梅文鼎"西学中源"说的理论形成与其生平、所受教育以及仕途情况密切相关."西学中源"说至清末则进一步发展,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并且至近现代余韵犹存.     

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的学术精神

明清之际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由虚返实的实学思潮,从学术层面上说,这股实学思潮实质上是一种反思理学思潮,是对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一种批判。针对理学"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的弊端,明清之际的实学家们一致强调学以经世的为学宗旨;针对理学无根游谈、空疏不实的弊端,他们在为学方法上倡导征实之学。这些共同体现出实学"崇实黜虚"、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     

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潮之源流

民本主义思潮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渊源十分悠久。民本主义思潮的发展脉络和时代特点可从先秦到明清之际的民本主义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中体现出来。     

东林视域下的《天主实义》与“补儒”困境

东林学风之兴与西学入华,是明清之际颇为突出的两大社会思潮,而作为儒家时学引领者的东林人士,又与代表西学的耶稣会士,共同践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质性的中西文化思想对话。就学理言,儒学与西学存在根本性冲突,利玛窦通过降格太极和回溯“意志之天”,欲置天主于更高哲学范畴,这本与东林立场绝然龃龉。而东林基于广泛化格物与身心互为体用的思想新机,摄取《天主实义》哲学架构的首尾两端：本体实在与为善禁恶,对西学作重构性解读,终促成主流儒学立场以求同存异之心对待西学的突然闯入。然而,利玛窦“合儒”成功的同时,其自身的文化异质性亦渐受儒学思维范式之消解,《天主实义》第七篇专论性善,以分疏“良善”与“习善”重塑天人关系,正表达了西士试图突破东林视域的努力。但在天人二分的思维执定之下,西士们无法供给儒者渗透与涵摄宇宙的有效心灵之径,终陷入“补儒”困境,走向影响力的式微。     

“汲冢学”在黄河文明继承创新中的地位

“汲冢书”是西晋时期在战国魏王墓葬中发现的重要文化典籍,在黄河文明传承创新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系统研究汲冢中所发现的文化典籍与文物,去伪存真,能为黄河文明传承创新做出贡献的学问,可以统称为“汲冢学”.文章通过介绍“汲冢书”内容,分析“汲冢学”概念的外延与内涵,探讨了“汲冢学”在豫北所具有的独特性、地方性、创新性和学术性特色,同时对打造地方文化品牌、促进黄河文明继承创新,加强高等院校历史学、语言学、中国文学、民俗学、旅游学学科建设也有重要意义.     

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对康有为早期思想的影响

晚清经世致用思潮在近代西方文化传入的条件下已注入了新的内容,它成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桥梁,是近代思想家、政治家从古代迈向近代的思想动因。康有为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转向“西学”寻求“经世”的途径,最后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     

诸子学与论理学:中国哲学建构的基石与尺度

清末学术界对诸子思想的重估,使诸子学在清末成为真正独立的学术存在。诸子学被认为与西学相通,是承接近代西学的一座桥梁;西学中源说亦提高了诸子学的地位。诸子学的复兴,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日本的学术资源的双重价值,也促进了中国哲学作为学科的建构。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缺乏“系统”、“组织”、“体系”的评论,和对论理学(即逻辑学)作为哲学不可或缺特征之一的推崇,深刻地影响了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胡适等一代学者,使他们脱离无批判地吸收外来知识资源的被动状态,开始用新的知识典范来定下中国哲学的内涵与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