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性与宗教性的双重变奏——汤因比思想理论矛盾的再探讨

汤因比的思想在20世纪中期以后受到诸多职业历史学家质疑与批评。其重要原因在于他试图在其理论中综合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其历史研究既求“真”，又求经世致“用”；既试图发现历史演进的“规律性”，又要以史为鉴去解决文明的困境。也正是基于此，他的思想才产生了其他历史学家所不及的社会影响，至今其思想余绪仍在。     

毛泽东文章中修辞性“引语”的修辞作用

毛泽东的文章雅洁、简明、深刻、生动，既符合传统的文章规范要求，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在他的文章中，几乎调动了尽可能多的修辞手段为其表达思想服务，尤其“引语”的大量运用，使他的文章既通俗易懂，又深刻精辟；既幽默风趣，又博雅深赡。毛泽东使用“引语”出神入化，充分体现了他善于提高语言表达力和感染力的卓越的语言运用能力。     

孙中山的精神文明建设论

１９１９年孙中山《建国方略》巨著的完成，奠定了他的精神文明建设论思想理论基础。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其精神文明建设内容也不断得以丰富，大体上已较为明确地指明了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两大方面。他的具体主张要点是：“知难行易”哲学；造就“政治修明”的境界；树立新时代的道德观念、风尚；“修明党德”；“振兴教育”；移风易俗。其实现途径和方法应注重各方面教育。孙中山的精神文明建设论优长在于：一是对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基本是正确的。二是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进行，他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而又与世界相比较研究来认识的。三是他晚年主张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建设中国之社会主义并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由于时代条件和他本人认识的局限，其精神文明建设论也存在某些缺陷。     

回应当下性：“平衡论”之于行政法的意义

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已有效地控制了行政专横，保障了公民权利；社会发展要求扩大行政权、约束公民权。为了适应这一社会趋势发展的需要，现代行政法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跳出了“管理法”或“控权法”的窠臼，“平衡法”渐渐成为世界行政法的主潮。我国行政法本质上是一种“平衡法”。因此，我国行政权既受到控制，又受到保障；公民权既受到保护，又受到约束；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平衡。     

在理想的照耀下去现实地寻找

张楚廷在《高等教育研究》2009年第7期“论大学校长”一文中说，对于校长，可能既需要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又需要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既希望他是帅才，又希望他是将才；既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又深谙组织管理；既能雄心勃勃，又能审时度势；既具百折不回、顽强不屈之精神，又温文尔雅、善于周旋；既坚强，又厚道；既能慷慨激昂，又能低调行事；既珍爱古典，又执著现代；既有丰厚的人文底蕴，又富有科学精神；既善主内，又擅外事；既有雄才大略，又能脚踏实地；既能高屋建瓴，又具平民气息；既年富力强，又经验老到……恐怕是希望校长是一位完人了。然而，对于校长，却只能是在理想的照耀下去现实地寻找。     

几个伦理学难题之我见

行为之事实如何与行为之应该如何以及联系二者的道德目的，是伦理学基本对象；利己与利他关系，是伦理学基本问题；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以及己他两利主义，是伦理学基本流派。利他主义只主张“无私利他”，其代表当推孔子、墨子、耶稣、康德；合理利己主义只主张“为己利他”，其代表公认是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费尔巴哈、车尔尼雪夫斯基；个人主义只主张“单纯利己”，其代表为杨朱、庄子、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己他两利主义既主张“无私利他”，又主张“利己不损人”，其代表主要是达尔文和弗洛伊德。     

牟宗三“独体”思想研究

“独体”是儒学的一个传统概念，牟宗三将它继承下来，并用它来表示其“良知”本体。在牟宗三看来，不同的哲学流派对于“独体”表现持有不同的态度。当然，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牟宗三是赞成“独体”之表现的。他认为，“独体”之表现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一是“赤裸的生命之情欲方面的蠢动与冲破”；其二是“生命之智慧方面的烛照与欣赏”；其三是“生命之道德方面的实践与参赞”。在这三个层次当中，惟有第三个层次才安顿了生命；正因为如此，这个层次的“独体”也构成了对前两个层次“独体”的统摄，进而也构成了对人类所有思想的统摄。     

论郑板桥的审美观

郑板桥“适天”“全性”的哲学思想决定了他在审美趣味方面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他欣赏自然美，也不排斥时态美，却不主张人为地制造畸态美。在诗文创作方面，他推崇“沉着痛快”的艺术风格，却又兼容司空图的韵味说；在书画方面，他主张脱尽时习；提倡清新自然、简约平淡的作品。他在评论别人作品时常以“乱”为赞词，自己在创作中也常常追求“乱”，从审美的意义上说，这种“乱”，实际就是“活”。郑板桥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市民力量和市民意识又一次抬头的重要时期，他和同时期的曹雪芹、戴震们一起，不同程度地要求个性解放，表现了市民阶层的美学理想。     

独具品格的现实主义作家──张天翼和他的短篇小说

本文从“文坛新人”、“师承鲁迅”、“现代化与民族化”等几个互相交叉的方面，论述了张天翼短篇小说所显示的基本特色、形成原因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文章指出：张天翼是在新文学热切呼唤写真作品和作家之时应运而生的；其新，突出表现在他从实践上、理论上深化了左翼的文学目标，表现在他的平民意识和讽刺才能的融合上；师承鲁迅是张天翼获得既有成就的重要原因；而张天翼追求的现代化是现代中国化，他追求的民族化是使文学既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具有现代特色，故他在致力于现代化目标的同时，也达到了民族化目标。张天翼是一位独具品格的现实主义作家。     

论曾国藩的“孝友传家”

“孝弟”是曾国藩在家规家法中特别重视的一个方面。研究曾国藩“孝弟为本”的思想，既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曾国藩，又能挖掘出不少的对于今天的人们可资借鉴和启迪的东西。文章从四个方面对“孝弟为本”思想进行了阐释：一、“孝友传家”是曾氏家族的优良传统；二、曾国藩毕生极重“孝弟”的缘由；三、曾国藩毕生极重“孝弟”的梗概；四、曾国藩极重“孝弟”的评介。     

浅析德里达视野中的“书写”

“书写”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一个关键术语。他将书写视为语言之根，以此反叛语音中心论，主张一切都是书写；并以无意识中的心灵书写开启语言的自由的生命力；他进而透过有形的语言，进入无形的语言世界，以“总书写”来命名那种无形的宇宙的根本推动力。以其书写理论入手，德里达展示了解构主义冲破一元中心传统的力量。同时，德里达围绕着书写与书既相斥又相依、既悖离又返回的关系，完成其自我解构。这种自我解构策略，正是我们真正理解德里达解构观的重要途径。     

华钟彦戏曲研究的方法特点及治学理路

华钟彦是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诗人，还被称许为“最正统的汉诗吟诵者”。其早年曾涉及古代戏曲研究，专著《戏曲丛谭》在学术界曾引起较大反响。约略说来，该著大致体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格局严整，覆盖面广，既着力于“史”的探讨，又围绕曲之本体的方方面面，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二是思想开放，视野开阔，对戏曲起源、隋唐变文与戏曲的关系、宋代“杂剧词”的场上功用、元杂剧与金院本的演唱形式异同等疑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三是着眼场上，切合实际，强调唱曲应以声带情，主张场上语言的“肖似”与通俗，关注艺人的吐字发声问题等等，可谓“深于排场之论”。华氏的治学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即：厚培根基，注重会通；博览文献，审慎辨析；知难而进，挑战自我；着眼现实，立足当下。这些方法，有着鲜明的内在学术理路。总的来说，华氏从事戏曲研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他之所以关注历史上的若干戏曲现象，是为了弘扬戏曲的人文精神，也是为了场上传播，让“死知识”活在场上。当然，华钟彦戏曲研究也存在文献运用欠妥、史实判断有误的疏失，但瑕不掩瑜，他在学术研究上勇于开创新局面的积极探索精神及宝贵的治学经验，至今仍值得学人借鉴学习。     

试论蒋介石的“三上”、“三下”

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派系复杂而又长期陷于派系斗争的政党．其领袖人物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22年中“三上”“三下”为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的历史勾画出一条清晰的轨迹．蒋介石“三上”“三下”，一方面出于他个人攫取党政大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其具体而复杂的历史背景．研究蒋介石“三上”“三下”的历史真相，对认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兴衰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以荀子的“礼”、“法”观念为中心

［摘要］荀子强调人性本恶，因而既“隆礼”也“重法”，其“礼”、“法”观念具有较为明确的制度属性与丰富的制度伦理蕴涵。荀子“礼”、“法”制度设计中的“明分使群”、“明刑弼教”的伦理本质与维护等级秩序的社会功能，以及相应的制度评价体系的建构，是其制度伦理精神的基本体现；而“圣人制礼”和“礼三本”论则为荀子论证礼法制度存在与运行之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荀子的制度伦理思想对于今天的制度建设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以卿坐镇雅俗耳

唐玄宗开创的开元盛世，既得益于其励精图治，也与其善用贤能有关。他的用人，不拘一格，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他任姚崇为相，因其能力超群，精于吏道，办事水平无人可比，被誉为“救时宰相”；他用卢怀慎为副相，则因其道德高尚，操守出众，又善于荐贤举能，可为天下作榜样。     

“无工夫中真工夫”——论王龙溪工夫说对王学的发展

王龙溪亲炙阳明最久，于阳明多所发明。他是否真的认本体为“无”而近禅?又是否真的消解工夫，一味讲求顿悟?文章从“良知现成”说起，力图从“四有”与“四无”、顿悟与渐修、事上磨练与静坐三个方面说明：龙溪之学以“有”为本体，“无”为工夫；顿悟渐修，上乘兼修中下；动静合一的特色。并描述其在晚明的影响，以期对龙溪之学予以准确定位。     

玄学"无"的精神境界与阮籍诗歌

阮籍作为正始玄学和文学的代表人物，其玄学理论的重心，在于建构了一个形超神越的“无”的精神境界。这一境界兼有哲理性和诗性，成为阮籍玄学和诗歌的联结点，对阮籍诗歌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本文从诗歌旨归和阮籍思维方式、心态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影响，强调指出了“无”的精神境界既缓解了阮籍的悲哀，又加深了他的悲哀，这使阮籍诗歌既宏放高迈，又沉郁悲凉。     

论凯尔森纯粹法理论之宪法效力观

我国《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特征体现在普适性、程序严格、不得相抵触三个方面，据此可引出三个问题，即宪法为何应被遵守？为什么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较普通法律更为严格？法律抵触宪法无效？凭借独创的“纯粹法理论”在宪法学领域作出不可湮磨贡献的凯尔森，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宪法应当被遵守是因为其效力来源于“基础规范”；程序更严格是对“实质宪法”的形式化的要求；“法律抵触宪法无效”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陈述。以上解答便代表了凯尔森对宪法效力问题的核心观点，即其纯粹法理论下的宪法效力观，希望籍此能将纯粹法理论的合理内核融入当今宪法学理论研究之中，使“规范性”得到更多的重视。     

厅官梦断“为家庭工作”

2012年11月上旬，因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原湖南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陈京元数罪并罚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9年。这位副厅级官员的贪腐之路看上去既温情脉脉又充满诡异色彩：声称“为家庭工作”，索贿冬虫夏草给第二任娇妻补身子；将豪宅装饰得富丽堂皇，暗藏两枚炮弹作为“镇宅之宝”；为老婆雇请了3个“御用保姆”贴身伺候，工资全部由政府部门开支……陈京元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精心布局的家庭“机关”最终被保姆引爆。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异化

本文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着重从人的自我异化角度展开社会批判，这使他迥异于同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他在探索人的拯救之途时所表现出的热情与迷狂，又使他不同于２０世纪现代主义的冷漠和绝望，介于古典与现代之间。陀氏创作的这种独特，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作为“它者”的世界，二、人的自我异化图景；三、在寻求消除异化的过程中不幸又走向了新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