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地位获得模式分析——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全球化演变,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人们的职业地位获得模式是否发生了转变?父子之间的地位传承关系是否还在?教育程度在地位获取中发挥着什么作用?林南-边燕杰的单位地位模型是否依然适用?是作者力图要回答的问题。作者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路径分析的方法,在对前人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对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的数据分析,发现与布劳-邓肯模型相比,父亲职业地位直接影响减弱,初职和教育的影响显著增大;与林南模型相比,单位制和身份制不再是显著变量;与其他模型相比,母亲在子代教育获得中发挥重要作用,户籍制依然是一个显著变量。     

母亲职业地位与子女受教育年限及性别差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对子代教育获得及性别平等有长期影响。通过使用CGSS 2015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法并辅以工具变量,重点探讨母亲职业地位对其子女教育获得及性别差异的影响,发现母亲职业地位正向影响子女教育获得而且性别差异缩小,这种影响独立于家庭中父亲职业地位。重新对样本进行筛选并变换子代教育水平测度方式后,估计结果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母亲职业地位对教育性别差异的改善仅存在于父母文化程度及家庭等级较高的家庭组别,在较低的家庭组别未见显著性影响。家庭背景中母亲职业发展因素对教育再生产以及女性教育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女性劳动力市场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子代教育优势累积以及减轻子代教育性别不平等。     

广州市劳动人口职业获得分析--兼析教育获得

在广州市劳动人口的职业获得中,本人教育程度对获取最初职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现职获得则是教育程度和初职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初职起了主要作用.先赋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也对职业获得起一定的作用.教育获得受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最大,是家庭文化资本传承的表现.研究验证和补充了国外相关的研究模型.     

家庭背景对人们教育和社会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

对2008年全国性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以父母亲为表征的家庭背景不仅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教育获得,而且还影响了人们初次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和现就业职业的阶层地位。这预示着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也会越高;父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越低,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阶层地位也会越低。由此可见,1999年之后高等教育的扩张,给社会上层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社会下层的收益,使中国社会增加了封闭性特征而非开放性特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社会的公平性,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强烈关注。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实证分析研究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影响显著。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母亲的职业阶层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最低心理工资价位越高;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去农村更愿意选择从政。     

家庭背景对不同年代教师的影响初探

研究家庭背景对不同年代教师的影响有重要价值。以问卷调查法为主,文献分析法及访谈法为辅,选取广东省某市156名教师作为对象,研究发现:教师父母亲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母亲受教育程度比父亲低;教师父母亲职业比较单一,职业地位较低的农民、工人占的比例较大;不同年代的教师,家庭背景存在显著差异;选择教师职业受其家庭背景重要影响;家庭背景优劣影响教师教育观念呈现;家庭所处阶层不同,教师的工作满意度也不同,家庭背景越差的教师,工作满意度越高;教师的自信心以及教师综合能力也均受其影响。     

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蔡寨村的调查

通过对河南省蔡寨村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的240位村民的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该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总体水平比较高。个人文化程度、个人初次就业时的年龄和父亲的职业、母亲的干部身份对代际职业流动（与父亲相比）存在着影响;个人的文化程度及父、母亲的职业和家庭的经济水平对代际职业流动（与母亲相比）存在着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人文化程度在较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水平,而父亲的文化程度、家庭的经济水平和母亲的职业则通过子女受教育程度来间接影响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总的来看,农村居民要想获得农民以外的职业,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受教育水平。     

家庭结构缺失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基于单亲家庭样本的实证分析

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的受教育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利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以及倾向值匹配法分析家庭结构缺失，特别是单亲家庭的形成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完整家庭相比，单亲家庭的形成不利于子女的教育获得；抚养人教育水平以及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并不能消除这种不利影响；单亲家庭对男性子女教育获得的负效应大于女性子女；与单身父亲家庭相比，单身母亲家庭能够显著促进女性子女的教育获得。此结论对于提高家庭教育特别是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辽宁省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庭经济地位影响

妇女受教育程度不仅影响妇女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代际教育传承,而且也影响着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取得.利用实地调研资料,从收入占比、财产管理权和支配权、经济决策权和家庭经济自主权四个方面,分析辽宁省农村妇女教育程度对其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家庭中经济地位越高.妇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妇女对家庭收入进行管理比重基本在40%～50%之间;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妇女对收入支配权、消费决定权、财产优先使用权、对处理社会关系的家庭发言权、经济交往的自主权、对父母经济赡养的自主权之间随教育程度呈稳定上升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对经济决策权的影响越大.从决定从事何种生产、决定购房或盖房及选择地点面积的权利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决策权越高,处理社会关系的家庭发言权、经济交往的自主权、对父母经济赡养的自主权也越高.因此,把农村妇女教育的发展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创造有利于女性受教育的社会环境;采取行政措施,确保农村女孩完成义务教育,转变重男轻女观念.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职业获得的不平等研究

现有经济学文献对不平等的研究大多关注经济收入方面,甚少涉及个人职业获得的分析。通过构建有序回归模型,考察了社会网络与户籍制度的“双重门槛”对劳动者职业获得不平等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网络有助于非农户口劳动者进入高级别职业,但对农业户口劳动者的作用仅限于低级别职业的获得;户籍分割导致了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异,使得非农户口劳动者对高级别职业的教育回报远高于农业户口劳动者。进一步的分样本研究发现：较之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较为成熟,其教育回报的城乡差异因而较小,社会网络与户籍制度对职业获得市场机制的扭曲程度也相对更弱。这些结果表明：消除户籍分割、建立健全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是缓解职业获得不平等的关键。     

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受多种因素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研究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实现教育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子代主观幸福感越高;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子代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的子代。据此,从政府、社会和个体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变迁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是反映社会性别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采用CSS2019调查数据,分析男性和女性在教育地位获得、经济地位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上的性别差异,并与之前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2001年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女性和男性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同样受到社会制度、家庭背景、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竞争上越来越多地拥有同等的机会,与男性共同竞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农村家庭收入差距与农民子女教育获得——基于“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运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针对农村不同收入群体，解读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因素。得出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影响有差异。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可以降低父母因素、性别偏好和健康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但不能降低区域间教育资源不均产生的教育获得差异。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要瞄准重点群体，对准关键要素，通过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促进区域间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健全学生教育资助制度，去除农民子女教育获得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与不平等再生产——基于CGSS2011的数据分析

依据CGSS2011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分析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再生产,研究发现:性别、户籍和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代际传递现象,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家庭背景等因素来影响个人人力资本的获取,进而影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拥有党员父亲和高教育程度的父亲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代表着一种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要削弱代际传递效应对个人的影响、营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需要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测算及影响因素探析

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基于CGSS(2017)数据测算中国当前的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明晰城乡教育代际流动的现状及其特征,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城乡子代与父母受教育年限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教育代际持续性较强,而城市地区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较高;农村子代与其母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而城市子代与其父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农村子代的教育获得水平更容易受到父辈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而城市子代的教育成就更多地只与其父辈的教育水平高度关联。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村子代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而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绝对弱势是造成农村地区教育代际传递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改善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应当协同发力,共同促进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提升,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个人主观社会地位影响因素分析——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的估计

文章使用CLDS 2014年截面数据,选取客观因素、主观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因素和控制变量共五类16个变量作为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潜在影响因素,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来识别并分析各变量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对个人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要远大于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参与会显著提升个人社会地位认同感。这说明人们在自评社会地位时,虽然参照了身边的社会环境,但更多地是参照自身的主、客观因素。此外,文章在识别影响因素的过程中采用模型变换的方式,深入分析了父代社会地位对子代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机制,发现父代的先赋优势会通过提升子代的收入、教育和户籍等因素来提升子代的主观社会地位。     

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

提出理论假设,构建Ordered Logit模型,基于3 109份问卷调查数据,对社会流动与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户籍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籍与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收入向上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绝对收入越高,城镇居民相对收入越高,其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越高。(3)教育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现代内教育流动的城镇居民和低收入居民,其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依次高于农村居民和中等收入的居民。(4)个人的职业与职务等级越高,其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越高;职业与职务向上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研究结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促进社会流动(户籍流动、收入流动、教育流动、职业与职务流动),特别是促进底层群体向上流动,不仅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能够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     

性别差异:地位获得中的非制度机制

利用来源于干部职业群体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不同性别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及其使用进行研究和比较.结果表明,在干部职业群体中,两性的社会网络资源并无本质差异,但职业地位的获得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使用了社会网络资源;不同性别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有很大差别,其中社会网络因素对于男性干部职位升迁发挥了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对女性干部的职位升迁无明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