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福建事变宣言

全中国的民众们! 福建的所谓人民革命政府由于蒋介石的武装干涉与人民革命政府领袖们的投降出卖,是最后的失败了。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领袖们,自从去年受到我们工农红军东方军在连城与闽北的严重打击之后,自知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暂时让步,已成为保持他们的实力与统治的必要条件。同时卖国残民的国民党统治的破产,全国千千万万工农群众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日益增加的愤怒与反抗,和对于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红军的同情与拥护,使当时福建国民党     

冯玉祥与福建事变

蔡廷锴等主张反蒋抗日,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冯玉祥即是重要的支持者。蔡等废止民国纪年,废除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又使不少支持者不愿接受。冯玉祥积极鼓励韩复榘、宋哲元举兵响应,韩等也未敢行动。蒋介石无后顾之忧,即动用大兵,将事变镇压了下去,使冯大失所望。     

论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的关系

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逼蒋抗日的三部曲,毛泽东等称之为“鼎足而三”。本文拟对这三次事件的内在联系作一初步探讨。 国民党营垒破裂的开端──福建事变“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福建事变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它代表着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首先进行抗日反蒋的双重斗争尝试。它成为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削弱了蒋的制约抗日机制,打开了国民党营垒的缺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王静“两广事变”又名“六一运动”，是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领袖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以逼请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为名而于１９３６年６月１日发动的一次反蒋事变。事变历时三个半月，终以蒋介石与广西地方实力派签订条约而和平解决。自国民党开展“...     

“九一八”事变中的满铁

国内以往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多注重关东军和日本军部在侵华中的作用,而忽视了满铁在侵华中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满铁作为拥有雄厚实力的殖民地“国策会社”,积极为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献计献策,参与阴谋策划,协助关东军进行军用地志及水源调查,组织右翼团体大力制造和宣传侵略舆论,甚至积极为军部做日本政要人员的疏通工作,为日本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鸣锣开道。满铁这支不着军装的“军团”,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不仅以它雄厚的人财物力和齐备的交通设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许多方面时常能起到关东军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全国抗战应以“八·一三”事变为起点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这一结论符合历史事实,无可争议。而中国全面抗战起于何时呢?传统的说法是把“七·七”事变作为起点。笔者认为这一传统说法值得商榷,兹将管见陈述如下。(一)1937年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决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信号,但它全面侵华野心的暴露有一个发展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很短暂。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国民党政府对侵略者的野心,也有一个由妥协到抗战决心形成的过程。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福建事变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的论战,是三十年代初期由现实政治斗争直接引发的一场思想理论大论战,当时中国的主要政治派别,几乎都卷入了这场争论。这场论战同国共之间斗争以及同中共与托陈取消派斗争的关系,有人已作专文评述。但是,有一个问题以往多被忽略,这就是,通过这场思想论战,国民党     

如何正确评价“两广事变”

1936年6月1日,由国民党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操纵的广州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府委员会开会决定,通电吁请国民党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奋起对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战.同一天,陈济棠、李宗仁分别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要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两广随即动员军队,向湖南进发.一时间,全国都为两广之举所震动.这就是“两广事变”,又称两广的“六一运动”.一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目前不少人都发表了评论,基本上认为是一次爱国进步的反蒋抗日运动.对于这种观点,本人不敢苟同,现就所掌握的资料谈谈自己的看法.两广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之间为争夺两广统治权的斗争激化,是导致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两广及蒋介石集团,它们作为国民党新军阀,曾经围绕两广及全国的统治权,前后斗争了八年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表面平息下来.1928年,当北伐军基本扫清北洋军阀之后,两广与蒋介石的矛盾首先爆发出来,基本原因是两广的强大已危及到了蒋的统治权.这只要看当时全国的军事部署就可明白;李宗仁控制着两湖,白崇禧部驻守天津——北平——山海关一带,属新桂系的张定藩控制着上海的军政大权,与新桂系有密切关系的李济深则控制着广东.与蒋有矛盾的冯玉祥扼有陕、甘、豫、鲁;阎锡山占据晋、冀、绥、察;     

试论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六一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事变,以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介石请缨抗日开始,中经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前后历时3个多月,最终以和平解决为结局,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十多年过去了,在对“两广事变”研究不多的今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两广事变”的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党对“两广事变”的分析和认识“两广事变”的发生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有机交织的产物。     

西安事变“善后处理”中的杨虎城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从1936年底到1937年春,对陕甘方面进行了所谓的“善后处理”。他们采取政治上分化瓦解和军事上进逼威胁相结合的办法,企图迅速将西安事变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引起的波澜平息下去。在此期间,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之一,当时名义上的陕西军政最高首领——杨虎城将军,提出过哪些政治主张?采取过什么相应对策?发挥过何种作用?对于这些问题史学界尚无专文论述,本文拟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管窥“七·七”事变

芦沟桥事变,四十七年过去了。然而时至今日,我仍然感到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讨论。 一、“七·七”事变的必然性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日本华北驻屯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从而点燃了中日战争的烈火。这场长达八年多的中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惨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招致巨大牺牲。实事求是地研究这次事变,得出科学的正确结论,对今后中日两国人民的     

试论全国抗战应以“八·一三”事变为起点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这一结论符合历史事实,无可争议。而中国全面抗战起于何时呢?传统的说法是把“七·七”事变作为起点。也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之日,即是中.国全面抗战之时。笔者认为这一传统说法值得商榷,兹将管见陈述如下,以就教于读者。     

福建事变前后陈铭枢等人与共产党的交往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群众组织积极支援19路军抗战。但是处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之下的临时中央以及共产国际对蔡廷锴、蒋光鼐等人持批判、否定态度。另一方面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与陈铭枢有秘密来往。1933年5月陈铭枢从欧洲回国后,为使十九路军摆脱困境,派人到上海与中共联络。9月李济深、陈铭枢起草了19路军司令部给中共的建议,并为自己的谈判代表开出了全权证书。中共上海中央局收到建议书后马上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了报告。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国际在对待19路军和福建事变的问题上总体上说是错误的。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没有给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以应有的支持和帮助,结果自己也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历史机遇,被迫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中共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经验教训

福建事变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取代国内阶级矛盾日益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产生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是国民党营垒的破烈,在福建事变问题上,中共党内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与“左”倾关门主义统治的中央分歧很大。“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政策和策略,造成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同时,也是导致福建事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略的策略方针,正是在深刻总结“左”倾关门主义危害与教训的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二八”事变前后的宋庆龄

宋庆龄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妇女领袖之一。她一生兢兢业业,无私无畏,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国人民立刻掀起了抗日运动的高潮。宋庆龄当时处在白色恐怖十     

“九·一八”事变后的臧式毅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身为辽宁省政府主席的臧式毅立即失去了人身自由。当时驻沈阳的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带领宪兵包围共住宅,蒋室内外大肆搜翻一遍,然后将臧带走,拘禁在大西关五纬路鲍子仪住宅的楼上,软禁了近三个月,于12月中旬,突然将其释放,并委任为伪奉天省省长。由拘捕、软禁到委任,关东军为何对臧式毅     

英国与“九·一八”事变

英国与“九·一八”事变王宇博“九·一八”事变因使３０年代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时期开始的标志。作为在远东地区有着重大经济利益，并居于重要政治地位的英国，对此事件则是根据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和实力，制定和执行了一项消极的“不干涉主...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爱国救亡运动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野心,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日本略侵军面前,国民党政府实行卖国投降的不抵抗政策,仅三个多月的时间,东北三省就全部沦入敌手。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则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加紧“剿共”,加强法西斯恐怖统治。     

英国与“一·二八”事变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斗和角逐首先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展开,使远东问题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居突出位置,而中国问题则为其核心。英国“是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国家。”然而,大战严重地削弱了英国,加速了其衰落的历史进程。这迫使英国政府将对外政策的基调从不断扩张转向维持现状,避战求和,维持既得利益。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英国远东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努力维护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远东现状,维持和发展在此的利益和势力。在中国,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英国在华推行的政策是针对日本的防御政策,以防日、限日和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为主要内容。     

马仲英与“河湟事变”述评

(一) 马仲英,回族,字子才,经名索非由,原名马步英,甘肃导河县(即河州,今为临夏回族自治州)牟尼沟(今属临夏县)人。祖父马海渊,与青海军阀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是胞兄弟。父名马宝,任宁海军骑兵十一营营长,马仲英任副营长,代理营长职务。因与堂兄马步芳存在着矛盾,故将其名由马步英改为马仲英,表示与马步芳家族决绝之意。马仲英因不满国民军在甘肃的统洽,趁家乡人民反抗河州镇守使赵席聘(国民军第十七师师长)之机,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在西宁联络马腾、马仪、马虎山、马古力拜、马七二、马丹巴六名宁海军下级官佐,秘密驰回河州“揭竿起义”,打起了反对国民军的大旗。马仲英自任自立队——“黑虎吸冯军”司令,率部攻打河州,与国民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