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论积貯疏》注译

[原文]:筦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     

明太祖朱元璋重典惩贪

重典治国,重法惩贪明太祖朱元璋是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可称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１３６８年明王朝初建,朱元璋刚登上皇帝宝座,就反复告诫臣僚们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１］对明太祖朱元璋的这段面谕手令,有的臣僚听从信守;有的臣僚却置若罔闻。无视圣命的臣僚们,在经济命脉上,不该“拔毛”的偏要拔毛,不该“摇根”的偏要摇根,贪赃枉法,不知自忌,祸国殃民,危害深重。对此,朱元璋极为愤懑,认为如果对“拔毛”者不惩,对“摇根”者不罚,岂不是“养稂…     

读史戋札(续)

竖子 《史记·项羽本纪》:“范增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姚永概《慎宜轩笔记》卷四:“竖子乃指项伯,不指项羽也。”按:从语气看,竖子和项王似乎是两人,但从上文”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者三,项王默然不应。”以及“项王受璧,置之座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     

朱元璋人才观探议

在古代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注意重用人才的历史人物。朱元璋提出了“治天下以人才为本”的人才观,认为成才之法一是“忘利”,二是“积善成德”,并指出了具体的获才之法:荐举和征求、兴学、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朱元璋的人才观对以后明代历朝帝王的人才观起了奠基的作用。后代帝王经常以朱元璋的人才观和科举选才标准为指导来推行科举制度和选拔人才。     

从铁券制、铁榜文看明初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

关于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旧史大都认为朱元璋是利用功臣为其平定天下,一旦登上皇帝宝座后,即将功臣视为寇仇、棘刺、必欲翦除灭绝而后快。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就说:“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①其实这些看法并不尽然,实为皮相之见。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远非人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对功臣优礼相待,恩宠倍至,君臣之间并无芥蒂,只是在以后君臣间才开始产生矛盾,并逐步走到了对立面。朱元璋对功臣态度的转变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由明初政治形势和矛盾变化所决定的,故必须把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原因放到明初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本文冀图从一个侧面,即论述朱元璋颁赐铁券,铸造铁榜到制造胡蓝党案的历史过程,来探索朱元璋与功臣的关系,为研究明初历史提供参考。     

浅析孔子社会控制思想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适值“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社会失范,各种社会越轨行为比比皆是,子杀父、臣弑君、兄弟相残、权臣僭越、诸侯争霸、攻伐不休,作为天下之主的周天子已名存实亡,社会正处在剧烈的转型之际。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孔子试图以仁、礼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通过“正名”和教育两种社会控制方法,达到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控制目标。社会控制思想实为其社会思想的核心所在。 一、孔子的社会控制目标:“天下有道” 孔子所处时代正是大变革时期,天下大     

实施精细化管理创建节约型校园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成于易。”可见精细化亘古有之，并非时髦的话语。也就是说，对任何事情要做到精密细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而对于学校来说“学校无小事，事事皆教育”，将精细化管理理念引入教育领域，用于学校管理是办学生满意、家长满意、社会满意、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时代要求。为此，学校提出了“实施精细化管理，创建节约型校园”的后勤管理理念，对校产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发扬老解放区的优良传统 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

一纵观教育发展的历史,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分工、阶级的出现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与对立,教育与生产劳动也分离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被说成是天下之“通义”。随着生产的现代化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要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特别是消灭了剥削,消灭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对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劳动将成为教育过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儿童从小就通过自我服务     

朱元璋法律思想初探——明初统治措施探索之四

<正> 朱元璋是一位有作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在取得反元斗争胜利后,吸取历代法制经验,即着手制定法律,以巩固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过去对朱元璋的法律思想研究不够,今写此文,试加探讨,以就教于法学、历史学界诸同志。一、立法定制宜贵简要朱元璋非常重视法制建设,主张用法治手段来维护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他在称吴王时曾提出过“纪纲法度,为治之本”的主张,他把“制礼定法”作为“急务”,不事推托。明朝建立后,进一步申述了他的观点,“礼法,国之纲纪,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后来回忆群雄并起时的形势说:“有心于建功立业者,往往无法以驭下,故皆无成”。欲开创新的局面,稳定人     

“幸福递减律”

朱元璋当放牛娃时,饿得昏迷不醒,一碗白菜豆腐汤今他如临仙境;当皇帝后,他遍尝天下厨师做当年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却总觉得了无滋味。这就是     

帝王与新年习俗

朱元璋写春联春联在民间普及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据记载,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今南京),“除夕传旨,公卿士庶门士,须加春联一副”。从此,春联一词正式出现。朱元璋不仅为春联定名,而且为春联的普及作出了贡献。号称“对联天才”的朱元璋,一道圣旨,就把“题桃     

全方位开展学校德育工作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自从有了学校 ,学校教育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学校教育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 ,人的体质训练及各方面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等诸方面。但归根到底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教育。不同的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的质量与尺度自然不同 ,这也是由于社会性质和统治者的意志所决定的 ,但对学校教育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教书育人”。“教书”则指科学文化方面的 ,生活常识方面的 ,体质训练方面的培训。而“育人”则指按照社会的行为规范的要求 ,使受教育者在思想、意志行为、道德、品行、观念等方面与社会一致。这就是教育如…     

《韩非子》读识(下)

《外储说左上》是以言有纤察微难而非务也,故李、惠、宋、墨皆画策也;论有迂深闳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车状皆鬼魅也。按:王先谦云:“以下文例之,而字当衍。”事实是“而”字不衍,“闳大”下脱“而”字。如是转折之意方较明显。下文“且虞庆诎匠也而屋坏,范且穷工而弓折”,均以“而”表转折。《外储说左下》昔周成王近优侏儒以逞其意,而与君子断事,是能成其欲于天下;今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而与优侏儒断事,是以遇贼。按:“是能成其欲于天下”当作“是以能成其欲于天下”,与下句“是以遇贼”组成正反两方面的论断,不当脱“以”字。且“是”与“是以”用法不同,后     

韩国“放课后学校”探析

“放课后学校”是当今韩国国内正在尝试实行的一种新型教育福利政策，不仅能有效抑制私立民间教育辅导机构的泛滥，减轻学生学习和家长经济负担，还为构筑韩国社会公平教育体系、形成以各个学校为中心的社区终身教育体系提供了发展的现实道路。     

论白居易的农本思想

论白居易的农本思想张惠霖白居易提出的社会问题很多，而最核心、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发展农业生产。他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是富民之源．他说：“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馁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则人之性命系焉，国之贫富属焉。”（《策林十九》）只有农业生产发...     

当代中国道士培训教程的特征与意义

旨在以道士培训教程的变化为例证,说明中国传统的知识论及与其相配套的本体论被现代性的知识论、本体论所取代的一种可能的方式。通过比较宋明以后出家道士的宫观教育教程、火居道士的家族教育教程以及A市道教学院所代表的现代学校教育教程,提出现代学校教育教程所体现的是以“文本知识”为中心的知识论及其相配套的二元论本体论,与宫观传统的“戒律威仪”教育和家族传统的“科仪技艺”教育所体现的多层次一元论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现代学校教育模式的引进对道教来说无宁是革命性的,而这一革命性的举措的原因,文章申论,是现代国家体制所建构的后传统社会所培育出的过度亢进的反身性及其衍生的论说强迫症。     

体育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学校体育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学校体育教学的功能和社会发展对学校体育教学的要求所决定的。马克思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他指出“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三种东西，第一，智育；第二，体育；第三，技术教育。”他还在《资本论》中写到：“末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的方法。”     

朱元璋如何借胡除刘

在朱元璋讨伐天下过程中,刘伯温功劳甚大,在鄱阳湖大战中甚至救过朱元璋一命,若不是刘伯温,朱元璋早就被一炮轰死了。民间传说刘伯温能呼风唤雨,神通广大,是和诸葛亮齐名的人物,《明史》也称赞他"佐定天下,料事如神"。刘伯温"性刚嫉恶,与物多忤",但他的悲剧不在于他的这种性格,而是他所遇非人。如果刘伯温碰上的不是朱元璋这样的雄     

“学校即社会”:杜威学校改造方法论及其启示

一、“学校即社会”———学校改造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杜威的“学校即社会”基于“教育即生活”的命题。杜威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学校要成为儿童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契合点,从而使教育既合乎儿童需要又合乎社会需要,实质上是要改造不合时宜的学校教育和     

中西合璧 相得益彰——中西“人本管理”溯源之思

究竟中西人本管理的源流与要义何在世纪之初的人本管理将走向何处下面对此作些探讨。一、从“天命”到“人本”:中国传统人本管理思想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提法最早见于《管子》,“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1]。在此,“以人为本”中的“人”就是齐国的百姓,即“民”,是被统治的广大人民,管仲把民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2]。由此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特征显著:第一,民本思想中的“民”指的是被统治的民众,是一个群体的代名词,同时也具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农业社会,民虽受重视,但只能处在被支配、被统治的地位。“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3]。第二,由于“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4]。“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5]。因此诸子百家的“重民”言论也都是从如何管理。支配好民众这个角度来论述的、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6]“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