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魂”及其他

《解放日报》在去年七月十二日发表了冯英子同志的杂文《要一点移山精神》,九月十三日又发表了振千同志的批评文章《也要移一移》。对照_看,觉得有几句话要说。 冯文的个别提法,如在谈到山头主义等封建残余时,说“我也但愿它只是一种‘残余’”,这“但愿”两字以及说“象《祸起萧墙》所描写的这些无形的山,显然比‘十八盘’还要难以攀越”,是说得有些过头。但提倡移山精神,有利于四化建设,总的思想是积极的。 振文有些观点,如“今天的‘山’不能与三十年代的‘山’相提并论”,“望‘山’兴     

黎毅和他的“苦命小说”

三年前，我与黎毅先生还是一面之交。当时我读了他刚出版的《黎毅短篇小说集》，不禁拍案叫绝！于是写了一篇评文——《窥到下层人物心灵的作品》。不久，收到黎毅先生给我来信。信中充满着幽默感，说“我不自量力‘倾囊投资’出了这本集子，今天读了尊作，本钱已经‘收回’，而有盈余。”他还自谦形容自己，“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听话的人可能不知所云。”故此，他建议往后要以书信“作笔谈”。即“心内有话，慢慢想，慢慢写。”谁知自那以后，我们的信件往返不断，成了“心灵之交”。每读他的信，总觉得像读他的作品那样“过痛”，窥到他…     

“某君”、“某公”、“某姑娘”

鲁迅书信中,有时还出现“某×”之类的字样,情况不一,有的是忘其姓名,遂用“某君”代之;有的故隐其姓名,遂用“某公”代之。鲁迅在二九二一年七月十三日致周作人信(《鲁迅书信集》误署八月十三日)中说:“《时事新报》有某君(忘其名)一文,大骂自然主义而欣幸中国已有象征主义作品之发生。然而他之所谓象征作品者,曰冰心女士的《超人》、《月光》,叶     

“齐天太圣”解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胡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六一二页。) 鲁迅这段话中的“齐天太圣”一语,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对此语的注释是: “齐天太圣”原作“齐天大圣”,即孙悟空。孙悟空翻如来掌心的故事,见《西游记》第七回。这条注释说“齐天太圣”原作“齐天大圣”,认为是鲁迅写信时在“大”字上多写了一点,形成了笔误。其实不然。查鲁迅书信手稿,原信上写的确是“齐天太圣”,此四字并加有引号,清晰可辨,可见是鲁迅有意如此写的。     

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几种理解

<正> 本刊自第三期发表《臧克家·邓广铭关于岳飞〈满江红〉的通信》后,一些读者在来信、来稿中谈了对“三十功名尘与土”不同看法,兹摘编如下: 一、认为是视功名与尘土。上海读者施若霖说;“‘三十功名尘与土’跟孟轲所称‘富贵于我似浮云’,及毛泽东《沁园春》词中‘粪土当年万户侯’含义相类,应该说是积极的扬弃名利观点、鄙薄追求富贵荣华的豪语,和岳氏《满江红》全词激昂慷慨的气概是呵成一气的。”二、认为是视自己的功业建树象尘土一样微不足道。上海读者梁钫说:“对‘尘与     

再谈关于评价李白王维山水诗的问题

<正> 《齐鲁学刊》1989年3期赵玉桢同志的《要科学地评价李白、王维的山水诗》(以下简称《要》文)对拙文《应怎样评价李白的山水诗》(《齐鲁学刊》1987年3期)提出商榷。本着真理愈辩愈明的精神,再次申述个人的意见,请大家指正。1 《要》文在反驳我的意见时,抽出拙文所举诗例,说什么拙文“以李白‘游历大半个中国’、‘目击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来说明‘李白对祖国山水和自然的感受是深入细致的,较王维毫不逊色’,这样的分析,不能令人信服。”《要》文将拙文腰斩,而后断章取义地给予反驳,这种做法是不公正的。     

一篇值得赞颂的“怪”文章——读《野茫茫》有感

<正> 一九六一年,杨朔从锡兰回国后,曾对其弟杨玉玮说:“我要写一篇‘怪’文章。”在写作期间,他与友人通电话时,也曾说过:“我正在写‘怪’文章。”而后,一篇值得称赞的“怪”文章——《野茫茫》与读者见面了。(引文见杨玉玮同志与笔者的通信)。我认为,这篇散文首先“怪”在它与常见游记体散文的写法迥然不同。游记这种文体在     

对《释“信宿”》的一点补正

《释“信宿”》(本刊1985年第5期)是在为“再宿为信”作解。它指出信为申之同音假借,申字训重训再。同时提出“再宿何以得日信宿?无有说者”的说法。就是说此前还没有人作过信之为申的解释。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见过这么一份材料:“信,古通借为申字,《易》‘屈信相感’,《孟子》‘屈而不信’是也。按《诗·周颂》‘有客信信’,毛传‘再宿日信’。余谓当读为申,申一训重,即再宿义。注家知训为再宿,而不知读为申,何     

讀郭沫若书信小札

<正> 我们读过郭老不少书信,有的无收信人姓名,有的无写作日期,有的信中所述人与事没有头绪,于是边阅读边索解边考证,成此札记一篇。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春秋》月刊二卷一期,刊登郭沫若书信手迹一则,内容系交涉散文《离沪之前》发表事宜,其中提到的“施杜二君”,当指《现代》杂志编辑施蛰俘和杜衡。然而此信是写给谁的呢?印制手迹时,收信人的名字却被抹掉了。为此,一九八○年四月上海图书馆编印的《郭沫若著译系年目录》将该信列目时,曾加注“此     

金圣叹是不反动的封建文人——也与公盾同志商榷

对于金圣叹的评价,一九六二年我写过《从“哭庙案”看金圣叹》(《光明日报》三月二十四日)和《也谈金圣叹》(《文汇报》十月十六日)两文。以后,公盾同志即在《不要美化封建反动文人》(《新建设》一九六三年七月)中对我加以指责。这篇文章     

论井田制度(续)

(4)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 “瑞辰按《齐风》‘衡从其亩’,《释文》引《韩诗》作‘横由其亩’云,‘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说文》:‘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又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或从十久。’又曰:‘田象形,口十,千百之制也。’是亩之一纵一横,实兼东西南北之象。此《诗》‘南东其亩’,盖言南以该北,言东以该西也。”     

“斯罗”是“死乐”的谐音吗?

<正> 贵刊八○年第一期刊登的《方苞<狱中杂记>中的几个词语》一文里关于“斯罗”一词的解释,似有不当,笔者愿提出来与阎、刘二同志商榷。阎文认为“课文中的‘斯罗’当是‘死乐’的谐音,是行刑者的行话”。根据是:“其     

“五凤刻石”刻文小考

<正> 在曲阜孔庙东庑碑林中,北起第二石座上有一块西汉刻石,阴刻“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个字。这就是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五凤刻石”。最早发现并考证这块刻石的是金开州刺史高德曼卿。《销夏记》云:五风刻石系“金章宗明昌二年诏修阙里孔庙,于灵光殿基南三十步日太子钓鱼池取池石充用,土中偶得。”高当时为提控修庙朝散大夫,所以他得以最先看见和考略这块刻石。他摩勒于刻石之右的考略结果云:“‘五凤二年’者,宣帝时号也;‘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者,以《汉书》考之,乃馀孙孝王之时西汉时号也。”此后,明朝的赵崡,清朝的王昶、翁方刚等,对刻石皆撰考     

《史记·淮阴侯列传》标点订正二则

淮阴侯列传云:“(韩)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己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土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韩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见中华书局1962年本)这段精采的文字把求才如渴的萧何与具有大将风才的韩信,写得唯妙唯肖,活灵活现.但标点明显     

读李清照《减字木兰花》

<正>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赵万里辑《漱玉词》说:“案汲古阁未刻本《漱玉词》收之,‘染’作‘点’,词意浅显,亦不似他作。”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按以词意判断真伪,恐不甚妥,兹仍作清照词,不列入存疑词内。”《全宋词》收入李清照词,注见《花草粹编》卷二。《四库总目提要》称《花草粹编》为明陈耀文编:“耀文于明代诸人中犹讲考证之学”,有“衷辑之功”。现仍作为清照词。这首词语言浅近,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想象力。一开头写在卖花担上买得一枝花,但不说买得一枝花,却说“买得一枝春欲放”,就写得有     

宋玉《风赋》“枳句来巢”之“枳”考辨

<正>《文选·宋玉〈风赋〉》云:"宋玉对曰:‘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李善注:"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树多句也。《说文》曰:‘句,曲也,’古侯切,似橘屈曲也。《考工记》曰:‘橘逾淮为枳。’"李注影响极大,后来注家多依其说,如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云:     

《宋书》校议(十五)

《卷五·文帝纪》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巳,诏曰……(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点校本,第97页)按：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曰：“下有乙丑,各本同。按是月丁卯朔,无丁巳,亦无乙丑。四月丙申朔,二十二日丁巳,三十日乙丑。”考《南史·宋文帝纪》亦有是岁“三月丁巳,宴于丹徒宫”之记载。中华书局点校本《南史校勘记》云：“按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卯朔,无丁巳,四月丙申朔,二十二日丁巳。疑‘三月’为‘四月’之讹。”见此与《南史》载是年三月丁巳事皆误,然核之情理,二史《校勘记》疑“三月”为“四月”之讹,亦未审。考二史所载之…     

“合二为一”是辩证法的综合方法吗?

柯阳同志在《光明日报》七月三日发表的《关于“一分为二”的对话》一文中说:“把一个统一的事物分为两个对立面,这种方法就是分析,就是‘一分为二’。而辯证法的综合就是‘合二为一’。……所以‘合二为一’,即是综合。”“综合就是把两个对立面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认识”。“这样一种认识方法可以概括为‘合二为一’,因为这是结合两个对立面成一个统一体来认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包弹”和包公

偶读董解元《西厢记》,“卷一”内有夸张生“德行文章没包弹”的话。《董西厢》校注者凌景埏先生注云:“包弹——义同‘团剥’,也是批评或指摘的意思。有时也写作‘褒弹’,可能原意包括褒扬和弹劾,义近于议论。”凌先生的注解是不够贴切的。 所谓“团剥”,见《董西厢》开卷处:“放二四不拘束,尽人团剥。”团剥,或写     

“为人生”与“改良社会”─—浅议鲁迅与叶圣陶的小说创作

“为人生”与“改良社会”─—浅议鲁迅与叶圣陶的小说创作王铁坤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１９３３年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中国现代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