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虚无与沉潜虚无——存在主义视野下的"沉默鲁迅"(1909-1917)

"沉默鲁迅"是指1909年至1917年的鲁迅.笔者以鲁迅日记、《呐喊》、《彷徨》为主要对象集中探讨了"沉默鲁迅"遭遇虚无、沉潜虚无的精神危机.笔者认为归国之后鲁迅面临着私人生活的困境和社会化价值危机的双重压力,实际人生中的虚无境遇导致了鲁迅精神生命中的虚无体验,也带来了鲁迅一生中最消极的精神状态-但求沉潜虚无,不妨自我沉沦、直至自弃自戕.笔者也提示人们关注鲁迅遭遇虚无、沉潜虚无的特定时间性,关注"未来"鲁迅(1918年后)直面虚无、超越虚无的可能性.     

鲁迅的“战士真我”及其译作《出了象牙之塔》

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深刻地影响了1925年前后鲁迅超越生存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重大生命抉择。鲁迅翻译《出了象牙之塔》不仅在时间上与他创作《野草》,“决战虚无”的时间1925年基本同步,而且,在肯定积极的虚无体认以及真正生命价值创造的哲学意味上,在推崇“批判——反抗”现实的“战士”生命方式上,《出了象牙之塔》都与《野草》有着内在的联系。     

《野草》:孤独者的心灵独白

中国现代文学的巨擘鲁迅先生,在对中西方文化怀有一种双重的忧患疑惧意识当中,不断表达着他作为孤独的思想先行者所感受到的精神的放逐———一种前所未有的尖锐性与深刻性的孤独体验。如果说,《呐喊》和《彷徨》中,鲁迅还怀着毁坏铁屋子的希望、更多记取着“为别人”和给社会人看的启蒙目的的话,那么,更为深刻的个体孤独寂寞与生命存在虚无的体验,则被情感满溢、内心无法平静的鲁迅以独特的艺术想象力衍化生成一丛独特的“野草”———《野草》是鲁迅写给自己的文字,也成为他那孤独心灵的深层写照。     

从绝望开始“向死而生”的抗争?--关于鲁迅生命“回心轴”的哲学思考

鲁迅精神已经是中华民族精神“回心轴”上的一个关键性定点。鲁迅生命的“回心轴”是生成于鲁迅在人生绝望之海的洗礼碰撞中,本真意义上一次探底式的生死抗争;是生成于近代以来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的瞬间裂缝中,各种新旧力量为争夺“权威”的中心舞台而展开殊死搏斗的混乱中的一个奇迹。鲁迅精神之所以成为民族的“回心轴”,是因为他不仅在历史的高速旋转的漩涡中准确的介入了“那个不动的轴心”,参与并融进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区,并且开拓性的扩展延伸了民族精神新的生命生长点。鲁迅精神的“回心轴”指向既是历史的又是时代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今天在民族复兴的当口,我们只有整体上及时而精准的承接好鲁迅生命“定点”的把手,重新唤起民族精神生命“回心轴”的新一轮探寻与澄明,以及由此展开“定点”式的决断行动,才能够躲过卷入历史虚无“黑洞”的危险。     

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鲁迅作为一个文化转型时期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些方面信奉着文化传统,他的精神至上观与儒家文化之间的本质联系就体现出民族传统在他的文化心理上的深刻积淀。“心学”是儒家传统的灵魂之一,它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把“人心”视为人格实现和历史秩序的主宰功能,鲁迅的“弃医从文”,提倡个性,张扬科学精神,以及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思想启蒙事业,共同体现着一个思想模式,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转变是社会历史变革的根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野草》与鲁迅个体精神的复杂性

《野草》是鲁迅个体精神复杂性最典型的显露,光明和黑暗、绝望和希望、出世和入世,这样的二元对立在《野草》中全面展开,显示出鲁迅精神世界的多层面。从谱系学角度读解《影的告别》,可以看到鲁迅的四重主要的影,也就是四种有生命力的精神：儒家,道家,佛教,西方式个体精神;这四种大的文化多元共生,取长补短,共生生长出鲁迅的精神。鲁迅在《野草》中显示出这样的两面性：绝望的虚无感与反礼教精神;同时他对传统文化又是肯定的。     

鲁迅意识深处的越文化“场”

鲁迅在绍兴生活了他一生的三分之一,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在他的意识深处,始终存在着一个越文化“场”。这表现在在鲁迅各种形式的作品中,不时浮现出一种“故乡情结”;鲁迅的精神气质,可用“硬”和“韧”二字概括,而这正是越文化的传统;在鲁迅的思维方式上,也显示了越文化“崇实”和强烈的批判意识的思维特征。     

"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一)

“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研究课题,是着眼于鲁迅一生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来探讨他与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的整体关系。近十余年的“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带来我们对鲁迅愈益严重的隔膜、疏离以致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中所从事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他的故乡文化联系的研究,是有悖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文化在整体上特有的联系方式和内涵的。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追寻和发展,建立在他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之上——“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研究,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笔者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辨异”、“升华—消解”实现的。     

心灵的颤动——浅谈鲁迅的复仇观念

鲁迅的复仇观念是复杂而深刻的。就复仇手段来讲,面对社会丑恶势力,鲁迅讲求“以暴抗暴”的武力复仇方式;面对愚昧落后的民众,鲁迅讲求形而上的精神复仇方式。同时鲁迅陷入了复仇的精神困境,一方面主张坚决而彻底的复仇,强调复仇的韧性与坚持不懈;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复仇”主张的怀疑感和复仇意义的虚无。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斗争,看鲁迅精神——为纪念鲁迅一百周年诞辰

<正> 斗争,是一个战士的天职。鲁迅先生的一生就是战斗的一生。他的一生是对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以及旧思想、旧文化坚决斗争和彻底批判的一生。鲁迅先生不愧是一名伟大的战士。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曾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了“鲁迅精神”。毛主席说“鲁迅精神”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第二个特点是他的斗     

以鲁迅为文学向导的科尔沁作家之一：满族作家江浩个案分析

鲁迅精神之火,照亮了科尔沁满族作家江浩的人生之路、创作之路。在身上带有“尼采气”、坚持民间立场和边民立场、“原生态”与“现代性”结合等诸方面,江浩都受到了鲁迅的强烈影响。与其说是他被动地接受了鲁迅的影响,毋宁说他是在鲁迅思想文化资源中找到了自我。     

至诚之声 先觉之声——鲁迅前期浪漫主义

本文从理论探讨和文学实践两个方面,考察鲁迅前期浪漫主义精神探索的独特性,指出:作为伟大思想文化先驱的鲁迅,是立于思想文化高度进行浪漫主义精神探索的;他把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文化现象和社会文化意识来把握,以“立人”为探索起点和目的,在理论上建立了现代浪漫主义文化观和文学观,在文学实践中创造了思想文化型浪漫主义文学;他的这一探索在思想文化层次上体现了近代与五四“人的自觉”精神和民族新文化方向。     

论鲁迅“新”的文化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那么,什么是鲁迅的文化思想,他的“新”文化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他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索的。重温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他指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就是从“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着眼的;他赞誉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     

思想的分量——鲁迅“立人”与“国民性改造”思想散论

鲁迅在他从事文学活动之时,就将“立人”与“国民性”改造问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思想先驱者,鲁迅以大文化的角度,反思整个民族从历史到现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探索如何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强化民族精神。鲁迅对国民灵魂的剖析,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精神历程。鲁迅正是以这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去寻找民族复兴的希望。      

祝宇红《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疑与析

祝宇红的《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一文多有失判。该文认为“在个人主义的问题上,张爱玲的小说对鲁迅的小说就颇有所呼应”,这点并无依据。该文认为《祝福》中“‘我’不肯回答祥林嫂的‘灵魂有无’质询”“源于信仰失落造成的虚无感”,这是祝宇红和当前不少学者对鲁迅《祝福》的误读。该文对张爱玲的个人主义与政治关系的判断尤其牵强,因为张爱玲的政治观察和个人主义诉求一脉相承,不存在任何“拷问”情形。自恋、自欺和虚无不全是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扭曲变态心理,自恋和自欺本是一般国民心理,虚无也多源于中西文学传统。要言之,祝宇红对“张爱玲小说的个人主义探寻”话题的研究不得要领。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女吊》的复仇精神与目连戏的反叛特质

作为辞世前留下的最后几篇作品之一，《女吊》对理解鲁迅一生思想有着特殊价值。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鲁迅在该文中“发明”了女吊身上本不具备的“复仇精神”。这一问题对中国近现代民俗文化研究与从根源上把握鲁迅的思想体系，都具备重要意义，故而研究希望通过对江南地区目连戏与民俗文化中“女吊”形象演变史的系统梳理，结合明清两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入解读鲁迅视“女吊”为“复仇”象征的理据为何，进而指出在《女吊》中，鲁迅敏锐地发现了在官方的正统叙述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充满“报仇雪耻”精神的江南文化传统；因此，他以民间文化为立足点，通过提取出其中最富异质性、反抗性的地方文化核心要素，对“正史”和“正统”进行了重新解读与批判，更进一步，试图通过个人书写重塑新的乡邦文化，建构他所期望的地方文化传统和知识谱系，这同时也是鲁迅所秉持的启蒙精神的重要体现。     

“鲁迅与当代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

“鲁迅与当代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肖惟今年１０月１９日，青岛市现代文学研究会在青岛大学举行了鲁迅先生逝世６０周年纪念会暨“鲁迅与当代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者一致认为，鲁迅先生是中华民航的精神灯塔，鲁迅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民族精神重铸具有久远...     

剑与书:越文化模式与鲁迅的精神结构

鲁迅与他所属的地域文化联系之紧密,为中国现代作家中所罕见。越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剑·书”的文化模式,对包括鲁迅在内的越人,特别是越地名士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乃至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起着制约、规范作用,形成了人的生存的深层维度,此实为决定鲁迅精神结构之“固有之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与张承志

张承志是当代明确对鲁迅表示过尊崇的一位,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从张承志的小说创作还是散文随笔中都能感受到鲁迅的气息。张承志和鲁迅小说文本中的精神联结首先体现为“母亲情结”,但张承志对母爱的情感意识不但满足了他个人生命的需求,而且寄托着作家的个人理想;而鲁迅对母亲的主体意识更趋向一种爱与孝,认同与批判的双重精神世界。张承志由母亲而生发的“人民情愫”,体现了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但他远不如鲁迅的“立人”思想体系完整和深刻。张承志在精神层面上延续着鲁迅的决绝姿态,他“以笔为旗”,而鲁迅是“以笔为枪”。张承志是用笔来寻找文学的存在意义,鲁迅则是托命这支笔来开拓存在意义的人生。     

《说》·新物理学·终极——从一个角度谈鲁迅精神遗产的独异性和当代意义

鲁迅写于1903年的《说》热情预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将发生革命性的大变化,当时的鲁迅已经站在自己民族理论思维的制高点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大革命性理论推翻了经典物理学绝对时空观与静态物质观的基本预设,而时间终结问题的提出,是对人类有始以来曾经拥有的精神理想的重大挑战。这促使鲁迅在五四落潮之后,大大地偏离了五四时代所倡导所理解的近代科学精神与近代科学方法,超越五四时代所崇尚所宣示的知识图式与知识谱系,进入更深邃的精神追问和哲学质询。生逢千年之交的中国人正与一个独特的时代相遇,面对各种“终结”说,面对“永远”的消解和形而上的消解,鲁迅思想的犀利性、前瞻性,他思维方式的独异性、悖论性以及他在“终结”与“中间物”、“虚无”与“实有”之间所做的抗争和所表现的智慧正凸显出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