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市民文化的勃兴及其与士大夫审美趋向的转化

北宋是一个被称为中国近世之开端的特殊时期,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气象-市民文化的空前繁荣,本文欲就这一现象及其与士大夫审美趋向转化之内在联系作一番透视.     

北宋市民文化的勃兴及其与士大夫审美趋向的转化

北宋是一个被称为中国近世之开端的特殊时期 ,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气象—市民文化的空前繁荣 ,本文欲就这一现象及其与士大夫审美趋向转化之内在联系作一番透视。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

宋代是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却处处凝聚着一股归田、退隐、出世的思想,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隐逸思潮。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冗官、闲官政治紧密相联,也与宋政权对文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则使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出世远世和遁隐的精神解脱自己;宋代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使他们在审美意象上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体验和对平淡闲适生活的追求,并由此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略论宋初士大夫名节淡薄的颓废之风

宋代是理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思想体系,理学进一步高扬和强化了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精神,以忠孝节义等为核心的名节意识,也在儒学复兴的时代氛围中由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进一步发扬广大和深化。然而,北宋初期,由于受易代之际的影响,文人士大夫名节意识淡薄,文人中以名节操守作为立身标准的,可谓凤毛麟角。     

宋代文人的琼花书写

在众多花草文学意象中，扬州琼花作为一个被集中书写的对象肇始于宋代。配合着历史的变迁，琼花经由宋代文人持续的诠释与书写，文化内涵渐次增加，文学意象日益饱满。尽管琼花物种已随宋代扬州而逝，但琼花意象却变成代表着一种品格、一个城市、一段时间的文化符号，永远留在历史当中。     

关于宋代伪造纸币的问题

纸币在宋代的出现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大事,但从它一出现,社会上便有了伪造纸币的现象。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却尚付阙如。宋代纸币的作伪手段已相当丰富,一宗案例涉及伪造的人员往往少至二三人,多至几十人。为对付日益猖獗的伪造活动,宋政府除采用严刑苛律外,还不断地改善纸币的工艺质量,加强纸币制作部门的管理,强化伪币的鉴定工作,并采取了增加工匠的工资、防止纸币的制作方法散布民间等措施。即便如此,有宋一代,纸币的伪造仍屡禁不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上看,假造货币、非法获利的问题并非宋代纸币所独有的现象,中国历代铸币强调“重如其文”,一旦币材值低于币面值,民间私铸即大肆兴起。除此之外,政府所立钞法的不合理,某些官员的徇私枉法、玩忽职守以及纸币本身的可伪性,也给伪造者提供了机会。     

宋代士大夫的饥荒对策刍议

宋太祖提出荒年募兵的政策,以消除流民可能的动乱隐患。此一设想被富弼较好地落实,并与其它措施一起成为很多士大夫推崇的赈灾典范。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却因其带来冗兵冗费和劳动力减少而加以反对,但他们未能提出建设性的解决之道。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推行以工代赈的救荒政策,而且采取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灵活方式,由此发展了生产,同时也起到了避免动乱的政治效果。苏轼兄弟在几种救荒方式间依违不定,程颢曾参与以工代赈行动,朱熹则多次呼吁以这种可持续的方式赈灾。宋太祖钦定和宋神宗正式诏令的赈济方式,均产生很大争议,说明士大夫对"祖宗家法"与国家法令的态度并非严遵谨守,而是力争为我所用。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北宋东莱吕氏家族婚姻考论

北宋东莱吕氏家族既与宰辅大族联姻,也选择有发展前景的新进士为婿或姻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个盘根错节的庞大政治集团,藉此长期维持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利益,并对北宋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北宋诸帝的重儒活动

赵匡胤创建宋朝后, 探索五代期间由武将拔扈、文官无行所致的皇朝短祚、鼎革不已之原因。他认为其故在君臣俱不读书, 不知儒家的为治之道。他确定倚重儒学的思想文化政策。这一国是为赵光义及其子孙所发扬光大, 终宋亡而不变。北宋诸帝以儒学为治国平天下之道, 颂扬孔子及历代大儒的德行事功, 刊印并赐赠儒家经典, 奖励并引导士人研读《六经》。这一切对于复兴儒学、促成理学形成, 确实起过重大作用     

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刍论

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在继承前代选本形态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变化与拓新。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方面,宋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分类依据更为多样,类目更为细密;在层级结构方面,宋代文学选本的层级结构方式更为灵活,既有对前代二元层级结构的翻转,又更多地采用一元层级结构;在区分等次方面,宋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区分既有等级分明、壁垒森严者,又有纯为逞才竞技而排列名次者。宋代文学选本这种既相对稳定,又创意出新、灵活多变的文本形态,对后世文学选本的编纂多有启发、示范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