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国情、选择出路之争的意义

１９２０年开始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是五四时期就如何认识国情、制定怎样的救国道路问题进行的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辩论。罗素来华讲学之初，对新闻界谈到对华观感时曾说，“中国除了开发实业无以自立”。张东荪就此发表议论道：中国救国只有一条路，这就是“增加富力...     

共产主义道路的抉择——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发生了三次论战,其中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论战可说是革命派内部的一次论战。论战双方在共产主义道路的选择上针锋相对,论战焦点主要在革命中阶级斗争的组织方式和革命后社会的组织方式上,论战的实质则是手段与目的的问题,是权力集中的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执着于集权专制,有对中国现实的深刻体认;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自由平等则源于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认识,但是双方的观点都呈现出一定的偏激性和空想性。     

青年学生的彷徨:五四社会主义论战中的费觉天

青年学生的思想自然未成型,很容易出现转变且其思想内容复杂。以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为场域,对参加论战的北京大学学生费觉天的思想进行研究,可知他曾经是社会改良主义者中之一员,但其后来又公开与之论争,明确地反对社会改良主义者的主张,他的不少观点形似马克思主义,而且深受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但他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地批判。通过对费觉天思想的研究,能够对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重新审视五四社会主义论战中的某些定论。     

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民主与科学的脉理——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的连续性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的关系问题,历来存在“抑前扬后”与“抑后扬前”两种对立观点。从方法论上看,两者都注重于前后期之间的间断性,而忽视其连续性。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期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这集中表现为,对民主与科学的求索和宣传贯穿于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五四后期发生的社会主义论战与科玄论战,便继续了五四前期对民主与科学的探索,拓展了它们的涵义,深化了人们的认识。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心理——从“五四”启蒙运动讲开去

20世纪初,近代中国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因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因此又被称为"五四"启蒙。这场运动将以资本主义配置为典范的现代性观念广泛传播,但最终中国还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文化心理上来看,这其中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即"五四"青年传播的启蒙思想本身存在误读,混沌不明;近代中国的启蒙一直面临着"救国存亡"的压力,社会主义更好地回应了富国强民的需求;儒家传统文化作为群族心理和生活方式参与进现代性建构,影响着民众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     

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几点认识

对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认识,一直存在较多的争论和较大的分歧,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下述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从世界各国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出发,主张中国的城市化应以发展大中城市为其战略重点;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中国乡村人口剩余量非常庞大,而大中城市就业空间又异常狭窄,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走以小城镇为主的发展道路。从这两种基本观点出发,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和主张。在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表明人们对城市化的一些基本问题尚存在较模糊的认识。这些基本问题可以归纳为下述几个方面:1.城市化的确切涵义是     

社会主义特色的思想源起和在中国的早期奠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新认识,即社会主义是应该有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性,但提出了反对“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思想,主张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要重视特殊性的分析方法。列宁从实践上开始了具有俄国道路意蕴的探索,但并没有确立俄国道路的理论命题,其社会主义理论依然是忽略民族性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首先提出了指导思想的本土化问题,确立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民族特色道路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由此而展开的理论创新开辟了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进程。     

老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思想理论教育

老挝人民革命党在深刻认识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在思想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必须坚持"六项原则"和"五个观点",开展了党员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学习。与中国比较,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上,老挝特别重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在关于宗教的认识问题上,充分利用宗教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途径的认识问题上,重视学校教育途径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教育。     

葬送苏共和苏联的一剂毒药——评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抛出了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纲领。正是这一纲领的贯彻实施,引发了社会动乱,使苏共和苏联双双走上了覆灭之路。戈氏的思想和路线给苏联人民乃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灾难有目共睹,然而时过近20年的今天,我国一些人却重拾戈氏牙慧,提出中国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主张的性质、动机乃至其可能的后果,有必要对戈氏当年这一政纲的来龙去脉做些回顾。     

第三世界国家"中间道路"思想的萌芽探析

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就主张未来的中国要走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中间道路",即"民生主义"道路.它开创了二战后许多亚非拉独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先河.     

康有为的资本主义判断和世界大同理想评价

在西方文明对中国强势冲击和"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康有为以进化论历史观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重新阐释传统大同理想,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歌颂过去转化为面向未来,为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提供了文化前提。搞清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是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性的必要条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李达与五四时期的思想大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通过斗争实现的。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就是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的集中表现。由于共产主义者的团结战斗,三次论战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李达,除了第一次论战因在国外未能参加外,在后两次论战中,他一直都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卓越代表。     

基于超越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之现代中国文化观

基于对现代"激进主义"的反思,林毓生区分了"五四思想""五四精神"与"五四目标":所谓"五四思想",指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所谓"五四精神",指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所谓"五四目标",指以"自由""民主""法治""科学"为内容的"国家强盛"。同时,对于当时学界爆发的"科玄论战",林毓生认为,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他们实际上均以"科学主义"为"缺省配置",故都无法实现各自的预期目标。基于上述反思,林毓生主张超越"五四思想"和"科玄论战",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即,重组与改造传统文化,在保持文化认同的前提下,使其实现现代化。此乃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五四”后马列派对发展中国实业的制度设定

究竟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方式来发展中国实业， 还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方式来发展中国实业？ “五四”过后的１９２０ 年底， 知识界对这一关系２０ 世纪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马列派由此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方式发展中国实业的理想。长期以来， 理论界一直认为， 这场讨论中， 马列派是完全正确的， 但近几年对讨论双方的认识已发生较大的变化， 不过研究者的视野仍基本局限于讨论双方内部观念的层次清理与对错辨析。本文采用最新出版的共产国际档案史料， 从这场讨论的直接语境， 揭示马列派在讲座中为什么要彻底否定资本主义、为什么不重视中国国情、为什么要把主权独立与外国在华投资混为一谈， 以图有助于我们认清本世纪以来， 在对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曲折迂回的历史根源和症结所在。     

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研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这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论战,众多学者参与,派别林立,观点各异。在“论战”接近尾声时,何干之及时对“论战”进行了总结评述,其研究“论战”的角度和方法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示了以何干之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论战”的认识,学术价值厚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反思与理性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在对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和现实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得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反思近代中国上百年的文化发展道路,要尽快改变我国在文化建设上"西强我弱"的状况,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固守原来的作法,而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从理性角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化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也是遵循文化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按照文化发展逻辑不断开辟和创建出来的符合人民根本利益、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道路。     

五四时期张东荪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评析

五四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寻求改造中国的出路,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其中之一。其主要主张是：利用资本主义,实现实业振兴;发展教育,改造国民精神;研究“社会主义”,探寻中国出路;反对“劳农专政”,避免伪劳主义;实行地方自治,巩固国家政权等。张东荪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特定环境下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也存在严重的历史局限性。     

国外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

国外许多学者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许多弊端,其解决的唯一途径是终结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早期革命党人也曾主张为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走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现实反复告诉人们,资本主义不是理想的制度,中国应该在改革的前提下坚持走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以科学的态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当前存在着两种倾向性观点需要澄清:一是"非独立形态论",一是"中国模式论".这两种认识倾向,殊途同归,都有可能严重扭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进程.以科学的态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大趋势中、放到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大背景中、放到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加以正确认识和科学定位,是深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前提.     

五四时期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探析

五四时期是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李大钊曾对新生的民国寄予厚望,然而实际情况是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列强咄咄逼人。内忧外患之际,同为亚洲“病夫”的土耳其又奇迹般实现复兴,刺激李大钊发出创造“青春中华”、实现“民族复活”的呐喊。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十月革命的时代意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主张走俄国道路。基于唯物史观,李大钊开始改变仅仅依靠青年、走资产阶级道路实现复兴的主张,转而提出要依靠广大劳工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之复兴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