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新理想主义”文学的现代性观照

上世纪90年代,"新理想主义"文学以反抗市场经济时代的世俗主义、功利主义的姿态出现在文坛."新理想主义"文学借鉴了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艺的思想资源,但其本身却是一种浪漫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因为我国当代文化语境具有一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种因素相混合的特点,我国当代的文化语境还不具备现代主义文艺发展和繁荣的充分现实条件,但是却可以采取横向移植的方式借用西方的文化资源."新理想主义"文学表达的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论“80后”写作的先锋性

为揭示＂80后＂写作产生的文学背景,从文学史的角度,探索＂80后＂写作与主流当代文学的关系。得出结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80后＂写作除具有与主流当代文学显著的断裂特征外,还有对主流当代文学的承续,这种承续尤其表现在对先锋文学的模仿上,＂80后＂写作的实验性、反叛性及其＂去儒化＂的精神指向昭示其先锋诉求。     

“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深刻变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南方谈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联系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社会发展动力论、唯物辩证法和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论的运用和发展,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命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设了重要理论基础,有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平静的诗”与“焦燥的人”－从创作主体结构的视角来探讨朱湘“诗”与“人”的悖逆及超越

朱湘被誉为“诗人的诗人” ,就在于“平静的诗”对“焦燥的人”的悖逆与超越 ,这是朱湘的最大矛盾 ,也是朱湘的最大特色。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朱湘创作主体结构的“这个构成”与“别致配置” ,即以艺术层次为主流 ,以个性层次为标志 ,以理性层次为潜在 ,三者异质共构 ,具体表现为深厚的爱国情思与“文学救国”热情、固执的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话语、“我本楚狂人”与“狂夫意识”、精心建构诗的象牙之塔与超越现实、唯美的趣味与“清丽柔婉”的新月风等方面     

论“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对人性的呼唤

"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由于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严重忽视对人性的书写,进而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陷入全面萧索状态。而在主流文学之外,既有一批老作家延续着他们的文学创作生命,也有一批文坛新星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他们从事的"地下写作"依然坚守着艺术的自由领地。"地下写作"与主流文学相比所具有的重大而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对人性的弘扬,尤其体现在对爱情的赞颂和对女性品格的重视上。     

"以笔为旗"的精神卫士--二十世纪90年代理想主义文学的价值向度

理想主义文学是一种侧重以直接抒情的方式表现主观理想的文学形态.新时期理想主义文学的价值向度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向度基本一致.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和西方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经历了巨大的蜕变与转型,理想主义文学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脱离出来,其价值向度主要表现为与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对抗性、价值立场的稳定性、对传统价值观的有益汲取和价值取向的单一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背景中的“爱情理想”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爱情书写突破了重重的禁区,其中“爱情理想”因承栽着伦理道德、人生理想等诸多内容而具有了更为深沉的意蕴。80年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致使文学与其他非文学因素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其中,文学主流话语对“爱情理想”的影响尤为突出,也因此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

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中不断获得发展,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逐步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关注和美国主流文学界的承认,开始进入美国主流文学史和文学选集。中美文化语境中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不断超越译介和一般性的评述。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华裔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成为华裔在学术研究界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挖掘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空间的关键。     

“布鲁斯-方言”批评理论与“黑人性”表述

当代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休斯顿·A.贝克的"布鲁斯-方言"批评理论以黑人的布鲁斯和方言土语解构了西方主流批评话语及其文本模式,拓宽了人们对文学批评及文化的视野,并彰显出黑人文学独具特色的言说方式和"黑人性"特征,为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和文本解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有效模式。     

“零度写作”在中国的接受过程

“零度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作品评论类文章中频繁亮相的术语，研究界用“零度写作”评价新写实主义、先锋派等后现代写作。一方面借用“零度写作”对主体的解构，以“零度情感”评价新写实小说，另一方面将“零度写作”理解为摆脱意识形态、摆脱历史记忆的纯粹文学样式，从而将不再承载某种主流意识形态，标榜无意义或消解中心的后现代写作称为“零度写作”。但不同的学者站在捍卫或批判后现代写作的立场，令“零度写作”在中国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瓶颈”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之学"和"为人之学",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仅忽视了哲学批判前导的功能和对人的关注,教材建设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本文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理念和教材体系,提出下面两项创新举措:一是大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人性光辉与批判前导的维度;二是在教材体系上,实现各部分内容的创造性重组,并采用史、论、著、比、实有机结合的方式,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体系。     

显性“共名”与隐性“突围”——新中国初期30年文学思潮研究

新中国初期30年文学思潮不仅包括显性层面的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与"左"倾政治路线共名的主潮,而且包括隐性层面的突破单一文化体制、回归文学本体的暗流。显性层面的文学思潮上承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和40年代延安文艺,具体表现为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到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文学,最后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隐性层面的文学思潮上承现代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学,具体表现为"十七年"中的几次"突围"和"文革"中的"地下写作"。只有回到历史语境才能合理评价这30年文学思潮的"一体两位"。     

在困惑中突围在探索中求新——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载有感

三十载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走过了"在困惑中突围,在探索中求新"的道路.五四文学研究是起点也是重镇;由此为基地拓展开去,纵横求索,以新文学史观与新框架在80年代致力于多种形态文学史的书写与重构;进入90年代重在建构文学流派理论、文学研究思维学和现代中国文学史学,试图把现代文学研究纳入新的学科体系和理论规范.探索有得有失、有喜有忧,丰富并延续了我的学术人生.     

作为嗣续光大“国民性”与“国性”的文学——梁启超1915年前后文学观的转变

1915年,梁启超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宣布将报国的方向由政治转向社会,其借改造社会以改良政治的思路与同样以该年为起点的《新青年》同人取得共鸣。但其思想中不断增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使他修正了对"国民性"等问题的负面认识,这与后者单纯的启蒙立场分歧明显。梁氏认识的转变反映在这一年写成的三篇文学短论中。他不再将文学视作改造"国民性"的利器,而是将其作为传承光大"国民性"和"国性"的重要手段。以此他指斥当下有害于国民和"国性"的"新小说",并将文学的发展联系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梁氏此期的认识转变预示着其投身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动向,其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主流话语的分歧也以此为开端。     

美国华裔文学生产的历史语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华裔文学逐步受到美国主流文化的关注和美国主流文学界的承认,成为具有新兴文化动力的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的生产与美国华人移民的历史以及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探寻美国华裔文学生产的历史语境是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Aesthetics”的感性之维——中西方文艺美学的一个比较

鲍姆嘉通在"aesthetics"一词中加入"美的思维的艺术"的含义有着特殊背景,他以"美"的名义拯救西方传统哲学所鄙视、压抑的感性.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哲学变革的深入,强调感性意义的文艺美学已成为西方美学的主流之一.西方现代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追寻一种非概念的、超理性的智慧和人生境界一直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中国现当代,由于美学承担了特殊任务,其感性之维经历了沉浮.     

论王安忆“三恋”对自我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文学探索的高潮中,王安忆的三个中篇《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以大胆的性描写在文学界轰动一时。然而,＂三恋＂在打破性禁忌的背后实则蕴含着作家对于个体（尤其是女性）生命的关注和对自我意识的建构,强调人的本体生命力对人行为的支配,通过对两性性欲望、生命欲望的经验摹写,王安忆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女性书写中独特的一位。     

巴西不断深化与务实的减贫之路——从“雷亚尔计划”到“零饥饿计划”再到“无贫困计划”

巴西是拉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巴西进行了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经济改革。此次改革在促进经济发展、降低通胀率的同时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从90年代开始,历任总统都将保证社会公平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卡多佐政府的"雷亚尔计划"到卢拉政府的"零饥饿计划"再到罗塞夫政府的"无贫困计划",巴西的减贫政策呈现出不断深化与务实的特点。     

“歌”为体、“诗”为用:试议“花儿”的诗性特征

"花儿"被誉为"中国西北的诗经(歌)"。通过理论界定"花儿"文学形式、回顾与创新诗性特征理论判定标准,从内容、形式、功能和想象力4个维度对"花儿"所具有的诗性特征进行综合判定。论证表明,"花儿"在内容、形式、功能和想象力方面均具有诗性特征。诗性特征使其便于传唱,其本质仍是"歌",而非"诗","花儿"是一种以"歌"为体、以"诗"为用的民间口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