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儒学的产生与发展

儒学产生于河洛 ,来源于礼乐文化。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中华儒学的产生。孔子继承和发扬周公思想创立了仁政礼治学说 ,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汉末郑玄使古今经文之争趋于统一。北宋程颢、程颐创立了儒、道、佛三学合一的洛学 ,南宋朱熹发展了二程学说铸就程朱理学 ,使中华儒学得以新发展     

游夏文学发微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肇端于孔子所云“文学子游子夏”。对于游夏文学的涵义，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本文从分析子游子夏的特长以及孔子教育的特点人手，指出孔子所谓文学既是对子游子夏为学趣向的一种概括，更是对他们从政能力的一种评价，包括了礼乐典章知识和礼乐教化实践两方面内容。游复文学在孔子逝世后有较大发展，推动这一发展的是子夏。由于子夏在传播儒学典籍方面的杰出成就和深远影响，他的文学观念便作为传统文学观念制约着后人对文学的基本认识。这些认识包括：与礼乐教化相联系的泛文学观．为政教服务的文学功用论．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的文学本体论。     

《尚书·周官》与《周礼》关系考论——兼谈西周的公卿官学与孔子儒学

文章认为《尚书.周官》与《周礼》二者关系是:周公致政前“制礼作乐”,作《周礼》;天下稳定后,巩固平静成王执政据《周礼》的纲要向群臣宣告说明,遂有《尚书.周官》。在早期中国文化精神的演进历程中,道与学不断从官府向民间下移,在春秋战国时期具体体现在诸子私学的兴起。孔子儒学既直接继承了西周的公卿王官学,对西周所代表的礼乐文化又有着历史性地突破,自觉和直觉的道德理性主义是孔子儒学的历史新特色。     

孔子与乐舞

礼乐并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代理成王摄政期间,制礼作乐,制定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完善了伦理道德准则的规范。他十分重视武功文治,行施裕民政治,强调《诗》、《书》、《礼》、《乐》的社会作用,因而《诗》、《书》、《礼》、《乐》就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对此,孔子盛赞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这清楚地表明孔子是周公的追随者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     

周公对西周制度的构建探析

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通过制礼作乐,建立起一套以礼乐为核心的完整统治制度。周公构建的制度中影响重大的有宗法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法制等。     

鲁国社会与孔子学说互动研究

周公在周初有杰出的贡献和特殊地位,其封国不仅是诸侯“班长”,而且也是宗周礼乐文化在东方的样板。至‘呀乙坏乐崩”的春秋时期,鲁国仍有着‘礼仪之邦”的美誉,再加上具备春秋社会的复杂特点,堪称诸侯国的典型缩影。自幼“学而不厌’的孔子既‘好学”,又自觉担当拯救社会时弊的使命。由‘好学’到‘博学’;由‘（博学”到‘嗨人’,孔子为早期儒学奠定规模。而孔子学说与鲁国社会的关系可以用“互动”来概括：一方面鲁国社会滋养、检验了孔子学说,成为直接源头;另一方面孔子学说巩固了鲁国‘呀L仪之邦”的地位,赋予其代表中国精英文化“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符号,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尊孔"与"释孔"的悖论——兼及韩愈与道统

儒学在释义与发展过程中遇到“尊孔”与“释孔”这样一对矛盾,形成各种学说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孔子而后,由谁接续道统,聚讼不休。这一状况结束于韩愈。韩愈梳理出一条明晰的道统:道统始于尧、舜,而后依次为: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然而韩愈提出道统,自己却未被续入道统。这是因为统治者只需要假儒学,不需要真儒学。     

西周时期礼乐的实行及其成效

学界对西周时期礼乐的实行及其效果有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的礼乐盛世 ;一是认为有关西周时期实行礼乐制度的史料非常稀缺 ,应把这段历史存疑。本文从大量的文献、考古和金文资料中探寻出许多有关周代实行礼乐的记载 ,认为孔子和太史公所赞叹的西周礼乐盛世是存在的。西周时期礼乐的制度化起到了协调各种社会关系 ,巩固统治 ,安定社会的效用。     

孔子与乐舞

礼乐并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代理成王摄政期间,制礼作乐,制定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完善了伦理道德准则的规范。他十分重视武功文治,行施裕民政治,强调《诗》、《书》、《礼》、《乐》的社会作用,因而《诗》、《书》、《礼》、《乐》就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对此,孔子盛赞道;“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①这清楚地表明孔子是周公的追随者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孔子也十分重视《诗》、《书》、《礼》、《乐》,曾列为教科书,教授弟子。《诗》即《诗》三百,《书》是历史文献,《礼》即典章制度,《乐》指当时的文艺。它们的关系如何?     

柳宗元抑周尊孔思想成因试探

唐朝之前周公和孔子在儒学中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在柳宗元看来孔子的地位高于周公。其中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受唐代当时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二是与武则天时期柳宗元家族所受到的迫害有关系;三是跟柳宗元学习陆质先生"新春秋"的经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由第三方面的原因可以看出,抑周尊孔实质是庶族地主阶层在中唐时期已经崛起并进一步要求获得发言权的诉求。     

清华大学彭林教授为西北大学师生作报告

<正>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做客"侯外庐学术讲座"第七十七讲,为西北大学师生做了题为《礼与中国文化》的学术讲座。彭林教授从梁思成先生1948年在清华大学所作的报告《半个人的时代》讲起,认为,礼乐文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礼乐规范着人们的各种行为,周公、孔子、韩愈、曾国藩、钱穆等人都从     

作为人文教养的早期儒学--兼谈先秦社会历史演变中的贵族与平民

以知识理性为标准衡量孔子与早期儒学,或让儒学承担开出科学民主的重任,乃至把孔子解释为革命的先行者,实都偏离了孔子创学的初衷.孔子与早期儒学的初衷或本怀,为人文教养、贵族性的精神气质的培养.这种培养所致力于塑造的人的品格,一方面是理性的,由是得以不会迷失在宗教激情的狂迷之中;另一方面又仍然是信仰的,由是得以不致于坠入功利性计度的污浊里.孔学主礼乐兼重而以乐以情为"天",表明孔子不是政治人物而为一重教养的性情中人.及至春秋战国的社会历史发生了由以贵族为主要构成至以平民为主要构成的演变,理性拒斥信仰而被工具化,才有职业政治家的出现;宗教拒斥理性而仅诉诸激情,才有一波又一波的革命.人文教养的崇高性与历史演变的正当性呈现出一种紧张性.     

孔子对礼乐文化的创造性解释——兼论礼与乐的分与合

周代礼乐制度对于维系和稳定周人的血缘宗法社会结构及其统治秩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到了春秋时期面临严峻挑战,史称"礼坏乐崩"。为了挽救时代困境和王朝危局,孔子通过"承礼启仁"、"以仁释礼"等一系列工作,对礼乐文化重新加以创造性的解释。孔子的贡献一是深入反思并激活礼的内在精神,二是对于礼乐关系及其各自的文化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孔子对于礼乐文明的创造性阐释,构成了华夏礼乐文明由合到分、又由分到合的逻辑转进过程的关键环节。     

礼文化与“尚礼”精神的内涵及其他——中西文化精神论纲之二

中国传统文化是五千年礼乐文化,传统文化精神只能用"尚礼"精神来概括。礼既是现实关系,又是原理、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周公与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代表人物。尚礼精神对现代文化发展,特别是对解决人类社会目前存在的三大危机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以贯之：庞德与儒学的情缘

埃兹拉·庞德与儒学的不解情缘可以用“一以贯之”来形容,它经历了三个阶段：知遇之感、信仰之重、重生之恩。庞德对儒学的痴迷,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儒生”,并使其在西方视域下建构了庞氏儒学。庞德与儒学的不解情缘贯穿于他多舛的一生,他追求礼乐仁和的政治理想,将儒学作为医治西方社会道德危机、心灵腐朽的良药,因此他发出西方社会“亟需孔子”的诉求。     

孔子与中国知识论体系的创化

如果说西周文化已经建立起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之取向,并在天命观的背景下,蕴育了主观的德性自觉与外在的礼乐教化相结合的获致途径;那么,孔子则是承继西周的基本思想,提出仁的概念,从而把天人合一进一步落实到知识层面,并确立起“道学政”三位一体的致思方向。传统儒学因此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知识的问题突显出来,天人贯通开始由宗教性的祭祀转至问学上了。孔子的问学之道从浅处说,在于培养伟岸的个体人格;从深处,在于通过个体的人格力量参于社会以至天地之间,使个体人格与天地合而为一。这些都融为儒学之真精神,奠定儒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也为后世儒者所继承。     

孔子“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

孔子以"仁"为儒学的基本范畴,纳"仁"入"礼",形成"仁"、"礼"结合的仁礼学说,进而以仁礼学说为指导提出"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实现多民族融合统一的、礼乐文明的、不断进步发展的封建君主制度.孔子的"德治"思想,经孟子、荀子等形成体系,至董仲舒、司马迁臻于成熟,成为封建王朝奉行的治国理论.     

陕西地域儒学研究的求实创新探索--以张载关学研究为中心

在陕西历史上,有两大思想文化资源对于儒学的发展产生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西周周公建构的早期儒家礼乐思想;二是北宋张载创建的近世新儒学思想亦即关学思想。从陕西省学术界二十多年来的实际情况看,虽然对西周儒学也做过不少很有成效的研究,但毕竟是以张载关学研究为重点的,在张载关学研究领域做了多方面的求实创新探索：一是完成了《正蒙合校集释》并正在编纂“张载文献集成”;二是在对关学文献进行零散整理之后进而开始编纂《关学文库》;三是对关学思想史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     

从“礼经之学”到“礼学”——郑玄与“礼”概念的转化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礼乐制度的解释,从而重新塑造一个可以构成一代大典的"礼乐"体系,构建相对完整的"周公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