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自我学说的理论渊源

本文从西方哲学史的自我理论发展线索 ,探讨了康德自我学说的理论渊源。康德综合了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和近代欧洲哲学自我理论 ,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时代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跨越近代 ,把哲学发展推向了现代。     

王国维与康德哲学

康德哲学于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其后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其传入主要凭藉日文书刊之转介,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为代表;在第二阶段,中国知识界不再以日文书刊为媒介,而是开始直接阅读德文原典,甚至有人亲赴德国学习康德哲学,其代表有蔡元培、张君劢、郑昕等人;到了第三阶段,现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思潮──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儒学──鼎立之势已形成,它们对康德哲学各持不同的立场。笔者曾发表《康德哲学在现代中国》一文,讨论近代中国知识界吸纳康德哲学的历程。但在该文中,笔者忽略了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与评介。该文之作,即是要弥补这项阙漏。事实上,王国维对康德哲学的吸纳介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他一方面藉由日本学者的著作了解康德哲学,另一方面阅读康德著作的英、日文译本。此外,他又借用康德哲学的概念与学说来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问题,譬如借用康德的知识论架构讨论中国传统的人性论（见其《论性》）,借用康德的理性学说讨论“理”的问题（见其《释理》）,借用康德的自由理论讨论“命”的问题（见其《原命》）,均表现出一定的哲学深度。     

青年施莱尔马赫的康德伦理学研究

＂现代新教神学之父＂施莱尔马赫早年在发生信仰危机之后转向了当时的哲学,尤其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与当时的学者专注于康德的第一批判不同,施莱尔马赫主要考察康德的第二批判,严厉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学说,尤其是其至善理论和先验自由学说,并提出了自己的尚未成熟但在随后的年代发展完善的至善学说和决定论。     

论康德先验哲学美学及其研究之难题

康德先验哲学是古希腊哲学到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转折枢纽,是观念论(理念论)到现代哲学人类学的主体机能结构论的中间环节。从族类经验的“积累起来的遗传”开始,中经主体的先验性存在,终结于哲学人类学的心理结构论,这是先验哲学在人类心理历程中的运行轨迹。因之,研究先验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一般哲学(或后验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路向上是相反的。同时,康德先验哲学(含美学)是一个庞大、丰富而复杂的矛盾体系,其理路是“心理—逻辑”二重结构的波动与纠合,它的运行必然突破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与逻辑—贯性。“康德现象”就是各种矛盾冲突的相互纠集,共争互荣的现象。这正是康德哲学美学的内在生命力与多维的理论生长点,它构成了康德哲学美学的广阔的解释空间。这也是研究康德哲学美学之难题。     

从前现代到后现代——皮雷罗教授访谈

奈斯特·皮雷罗 (NestorePirillo)先生 ,现为意大利特伦托大学 (UniversityofTrento)哲学与历史学系教授。 1 94 3年生于那不勒斯。皮雷罗教授主治康德哲学 ,对康德哲学有系统、深入的研究 ,旁及理论哲学、政治史、科学史、现代史、文化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多有建树。主要著作有 :《在道德与阶层中的世界人 :康德与现代的转型》(1 987)、《理性、风俗、习惯》(1 994 )、《道德与文化 :康德与生活导论》(1 995 )、《康德与宗教哲学》(1 996 )、《心理分析谈》(合著 ,1 997)等。本人在访问意大利期间 ,曾就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请…     

康德哲学革命的意义——兼论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

怎样从康德哲学主流的先验唯心论和不可知论中,正确理解其哲学革命的意义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是本文探讨的主题。康德开创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重要位置,以人的本体论取代神的本体论。以先验唯心论形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不可知论形式发挥反神学的人本主义,体现了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所具有的特征。他既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理论来源,又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先驱,预示了它的演变趋向和某些特征。研究康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康德哲学革命的意义——兼论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

怎样从康德哲学主流的先验唯心论和不可知论中,正确理解其哲学革命的意义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是本文探讨的主题。康德开创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重要位置,以人的本体论取代神的本体论。以先验唯心论形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不可知论形式发挥反神学的人本主义,体现了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所具有的特征。他既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理论来源,又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先驱,预示了它的演变趋向和某些特征。研究康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进化认识论光芒下的康德先验论

康德提出的“直观形式”、“知性范畴”以及“先天综合判断”等概念,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曾遭到西方不同哲学流派的否定与批判。而这一方面却是康德哲学的独特贡献。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解决这一哲学难题的指导思想;而现代自然科学和进化认识论则为康德先验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康德美学中的直观问题

康德哲学和美学中的直观/直觉理论,在西方关于直观/直觉的话语历史上,居于非常特殊也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康德在直觉问题上,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因为康德的先验哲学主要进行的是人的心智能力之知、情、意的界限、原理和有效性的研究,这就使得前现代的本体论哲学得到了彻底的扭转,即转向了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转向了认识论。正是在这个双重背景下,直观问题在康德哲学和美学中获得了完全不同的阐释,获得了完全不同的话语呈现的框架。但也正是其启蒙哲学和主体论哲学的话语框架,使得康德一方面对前现代的本体论直观进行"祛魅",从而将其严格限定在主体感性直观的范围内,并因此而不承认有"理智直观"和审美直观;但另一方面,他在自然与自由之间架构桥梁的审美判断,却处处要求着一种超越自然与自由、感性与理性之分裂的整体性直观。     

绕不过的康德哲学

能否绕过康德,意味着能否绕过人的问题,“人是什么?”是康德全部哲学思想的最高问题。作为人类哲学思想的“蓄水池”,康德不仅以其批判哲学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根本变革,而且以其新哲学理念深刻影响了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总体发展。康德哲学以其新理念和超越性、人情味品格焕发出强大的时空穿透力与持存性魅力。康德问题的重新读解不断回响在现代视域的哲学拓展之中。     

论康德关于“人性”设定的内在环形结构及困境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始端的构建者,其主旨是以概念的界分来构筑人之为人主体结构的形而上学基础。从外观或者延续的历史角度加以观察会发现,学界对于康德哲学本身的理解是在对其哲学不同板块的特有规定以及在板块之间的相互界限的转换问题上进行推进和梳理的。而本文试图从新的理解视域出发,进而将对康德哲学外显结构的研究沉淀为实现其哲学最终目的的意识一体性把握,以此阐释在康德哲学的内在建构存留着一个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类学设定,在这一设定中,以对作为主体的人理性意识建构为起点,以实现其自由为最终目的,其完成过程因理性意识自由的实现而首尾衔接,而内在隐含着对于"人"本性或者本质理论的环形构筑。此理解与传统分解式或板块式地理解康德哲学对于"人性"的建构不同,作者试图从康德哲学内部的结构分析入手,对其面对的理论困难及其意义进行新的梳理,以期达到对康德哲学某种新的理解。     

试析康德“至善”概念

至善概念在康德伦理学乃至整个批判哲学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由于康德论述的歧义性,从而在学界引发了诸多争议。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对相关的文本梳理,区分出至善的内在和超越两种维度,并指出康德对此概念的使用是一以贯之的。康德的至善理论是对其形式主义伦理学的重要补充,同时也使得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过渡成为可能,即实现了康德哲学建筑术上的统一。     

从彼岸世界的回归——论康德伦理学的局限性及其出路

康德伦理学建基于康德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之上,暗含着一个"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人的一切道德行为都源出于其理性特质。这种理论建构的局限性在于,一方面使康德伦理学抽象、空洞,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在现实中解决德福一致的问题。只有适当地转换康德伦理学的视角,引入社会、历史因素,才能突破其局限性,使其得到新的发展。     

费希特伦理学的行动特色

费希特是从研究康德哲学开始步入哲学殿堂、从认同康德哲学逐步转向改造康德哲学的,并将康德带有二元论性质的先验哲学发展成为以自由为最高原则的客观唯心主义知识学体系。费希特的哲学带有独特的行动特色,从以自由为最高原则的知识学出发,构建了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等体系。行动特色不仅体现在他的知识学思想中,更在他的伦理学中有生动的体现。     

目的论与自由：论康德的政治哲学

康德的政治哲学以目的论为基础，即“人是目的”，大自然隐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普遍法治下的公民社会，实现人的尊严和自由。康德政治哲学具体表现在“政治自由主义”和“理想的世界主义”两方面，这是其目的论在政治法律层面的落实。康德政治哲学是近代启蒙政治思想的总结和展望，其纯正的自由主义精神和普遍法治下世界公民的理想，是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泉。     

西方实证方法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影响

康德哲学的二重性,对早年王国维转向实证研究提供了内在的契机。当王国维运用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来审视和分析中国传统哲学时,有利有弊,但将其引入史学研究时,则形成了他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治学途径。     

康德社会契约思想的政治哲学径路

启蒙时期的康德吸收了传统欧洲哲学中契约论的思想,为建立一个符合其哲学体系的国家制度、构建一套国家学说,康德根据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理论,结合先验的预设,运用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以道德律令为起点,创制其社会契约论学说。     

牟宗三儒释道三教的哲学证立与圆教判释

“实践的智慧学”是康德对古希腊“哲学”意义的揭示。牟宗三通过“实践的智慧学”哲学古义的诠释,以及“哲学”与“教”统一性的证明,为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奠立哲学王国中的合法地位,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和中西哲学的比较融通拓展出理论的地平。在“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基础上,牟宗三借鉴康德哲学对儒释道三教进行了现代哲学的建构,并展开“圆教判释”。牟宗三的“圆教判释”,是“实践的智慧学”意义上的“哲学判教”。     

康德直观论析义

康德的哲学是要为人们的认识确定一个界限,并进而分析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作为其哲学的起点和落脚点,再联系到其感性与知性的两个阶段的划分,康德所谓的直观就有了感性的直观、知性的直观、内容与形式层的三重含义,这是贯穿康德整个哲学的线索。对于这三重含义的运用即是直观的公理的论述,这为他的哲学基础最终立下了普遍必然的前提。康德的这种论述对后世的西方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辩证法研究的两种出发点

康德和黑格尔各自代表着辩证法研究中两种有着重大区别的出发点。康德把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称为幻象逻辑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提示了辩证法超越理论哲学视野并走向实践哲学的理路。黑格尔没有认真对待、理解与吸收上述康德哲学中深具启发性的思想内涵,以一种纯粹思辨的、理论哲学的眼光,使辩证法重新回到了康德试图避免和禁止的思辨理性的立场上。马克思辩证法是实践理性层面上的、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辩证法。以往我们强调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学理渊源,更多地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阐释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使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所独具的实践理性意蕴被深深掩蔽起来。今天重新思考康德对辩证法作为幻象逻辑的批判,并从他所提示的实践哲学的出发点来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