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儒李退溪的性情观

对于人性中恶的问题,中韩儒家思想家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中国儒家的性情论是韩国大儒李退溪的理论先驱,在继承中国朱熹等思想家的基础上,李退溪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性情学说,对于处理人类现今面临的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薛文清与李退溪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就朱子学的传承而言,薛文清重新确立了儒家之道统。他在继承朱子学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复性。此复性意味着回复人的本然之性,同时意味着天道与性为合一、率性以达到人道和天道合一,以显示道体之流行。李退溪对朱子学的传承特色可见于《朱子书节要》。他编辑此书时,始终坚持道德义理在日用间自然流行出来的原则。李退溪从工夫论的意义上重新解释了道体之流行。道体流行实际上从人的修养工夫中自然发现流行。从东亚儒学思想史看,公元15世纪到16世纪可以说是朱子学继续发展和创新的阶段。     

曹南冥与李退溪

在韩国儒学史上,曹南冥和李退溪都是大儒,他们的学术思想有异有同。曹南冥一生隐居不仕,李退溪则官运亨通;曹南冥为学注重道德实践,李退溪则重视学术认知;曹南冥强调“为己之学”,李退溪则尊重学统的延续。生平志业、学术传承和对理学之后入学发展方向的不同理解,是二人学术思想分歧的根本原因。以此为基础,关于社会风俗败坏的根源、儒家修养中独善的严与放、兼善的急与缓、隐居不仕、韩国理学史人物评价等,二人都有或明确或含蓄的争论。在为人、为学方面,李退溪由于受奸人拨弄,对曹南冥有严重误解。总之,曹南冥与李退溪两人学术思想的分歧,乃是理想主义（曹南冥）与现实主义（李退溪）的思想冲突,这种性质的冲突有普遍性。     

递相祖述复先谁——李退溪所捍卫的朱子义利说

作为坚定的朱子学者,朝鲜大儒李退溪平生对朱子学说的疏通与卫护不遗余力,义利说就是其中一例。退溪对朱子义利说的疏通与卫护,缘于他与门人黄仲举就前代学者朴英《白鹿洞规解》所做的讨论。向来论者都没有发现,退溪所捍卫的朱子义利说,其文本实际上是朴英从叶采《近思录集解》当中抄录的一段话。这段被韩国学者视为“朱子曰”的文字系叶采综合朱子本人相关叙述以及陈淳《北溪字义》“义利”条等材料而成。从陈淳到李滉,从中国到韩国,朱子学经历了一个递相祖述的过程,朱子思想因而得以发扬光大,同时,其隐含的多种可能性也得以释放,最终超越了个人知识、地方性知识,而成为东亚近世的一种普遍价值。     

比较哲学视域中康德与退溪的道德形而上学证明

李退溪是朝鲜李朝时期性理学的代表,康德是德国古典理性主义的代表。作为东西方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二者各自以＂四端＂＂善良意志＂等自在之善的超验范畴建构了理性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又不约而同地在自由和自律相统一的意义上强调伦理主体的自觉与自律;在实践层面上借助道德宗教激励人不断趋近道德王国,共同展开了自身精神主宰的高贵生命之道。但二者思想又同中有异,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康德诉诸理性能力,退溪诉诸先天情感能力。对二者伦理学方法论的比较有助于推进伦理学理论内在的构造,管窥东西方不同的理论思维方式与共同规律。     

论20世纪中国对李退溪思想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中国的退溪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始于中国台湾学者,到80年代在中国北京召开退溪学国际学术大会后,大大推动了中国学者对李退溪思想的研究.三十多年来,中国学者不但拓宽研究范围,加快对李退溪主要著作的出版发行,而且对李退溪思想的各方面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朝鲜对中国儒学的接受——以栗谷李珥的《圣学辑要》为中心

高丽末期,从中国传入的朱子学成为在朝鲜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朝鲜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可称为帝王学标本的《大学》在以多样形态发展的过程中,被朝鲜的政治指导者视为教材。朝鲜时代的学者栗谷撰述的圣学教科书《圣学辑要》对《大学》进行再解释和学问上的发展。《圣学辑要》以《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为基础,分为"修己"、"正家"和"为政",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大学》所体现的单纯层次的修己治人,被发展为非常具体的政治和人生的实践指南。尤其是把具有模糊意义的儒教理念表现为实际人生的现实,使朝鲜儒教得以体系化。这就体现了所谓以"正"为核心的政治,追求持续性人生的矫正教育。     

李退溪对孔颜之乐的阐释与发挥

李退溪关于乐的思想和处世态度源于先秦儒家的孔颜之乐,受到朱熹思想的极大影响并在其基础上又有所发挥。李退溪认为人生之乐有两层意义即与道合一之乐与纯粹审美之乐,既起桥梁、媒介的作用,同时又是目的本身。达到乐的境界的基本态度与方法是持敬与践履。     

士的“诗意栖居”——李退溪诗中的士精神

采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诗学思想、实则也是哲学思想来研究李退溪的诗作,同时又利用李退溪诗作和儒家思想来理解和诠释海德格尔的哲学,由二者的双向互释来理解李退溪诗作中的士的精神。海德格尔的"存在"乃是儒家的"生生"、"天地之心"。李退溪以其自觉的归隐实现了本真的存在状态,他的诗作表明,他把握了这个"生生",从而通达了"存在",获得一种与物同体的快乐。这种快乐也包含兼济天下的情怀。由通达存在,士获得了一种影响世人的存在的力量;而海德格尔的通达存在则谈不上是一种快乐,甚至是一种枯寂。     

从“诗性智慧”看中国传统的诗性思维

维柯在《新科学》中用“诗性智慧”描述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原始人凭借想像、感觉和情感来认识世界。在中国的诗性文化中,人们的思维也体现出诗性智慧的某些特质,如重类比、象征、推崇想像、整体直观等。     

中国“诗性智慧”的早期生成

"诗性智慧"是一扇通往古代文化形态的窗户,它的出现是古代文化形态敞亮与解蔽的契机。着力分辨中西文化谱系早期"诗性智慧"的根本区别,通过文字与思维心智结构的剖析,经由"诗性智慧"载体的判断,对中国"诗性智慧"的民族特色和早期生成状况进行本源性的审视。     

"气韵"与中国古典美学的诗性思维

"气韵"是中国美学最有代表性的范畴之一,它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气"本体论.以"气"作为宇宙万物和生命的本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宇宙、人生和艺术的基本观念.而这一形而上本体又是以"韵"的表现方式被呈现和传达的."韵"不是对事物外在形态的描摹,而是追求表现超出形象之外的事物的精神状态或内在特质,它既源自对象自身的丰富性,又依赖于主体的心灵境界,并依靠两者的充分交融而得以生成. "气韵"范畴显现出中国审美文化的诗性思维特征.在中国文化史上,"气"、"韵"各自内涵的丰富性也为其在美学史上的意义演变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试论《红楼梦》中的诗学思想

诗化小说《红楼梦》写了许多质量上乘的诗歌,作者通过代人物所作诗与写人物论诗,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诗学思想。从人物诗的个性化特征、人物论诗表达的诗学观念以及作者诗学观念形成渊源三方面进行论述,可以揭示出人物诗与人物个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物论诗体现出作者的诗学观念,进而找到作者诗学观念的理论渊源。     

论诗性的存在论智慧

诗性的发展是一种非线性的时间观,它并不简单地认为过去是落后的未来是进步的,时间是按照线性的规律发展的;同时,它也更多地肯定人类历史进程中各文化形态之间的会通与整合。作为话语的集合,狂欢、解构与革命是一条永恒的巨流,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时间性范畴的“现代性”与作为历史性范畴的“民族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试析中国诗性智慧语境下的《镜花缘》

在理性的语境下解读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镜化缘>,一方面扭曲了固有的鲜活灵动的审美旨趣,另一方面遮蔽了艺术思维与人类思维的血脉渊源.因此,只有把<镜化缘>放到中国诗性智慧的独特语境下,才能使文本凸显中国诗性文化特有的生命一体化的哲学维度以及女性崇拜的原形题旨.     

中国古典诗学的诗性智慧

中国古典诗学的诗性智慧体现在古典诗学的言说方式上,它基于古代中国的文化背景和汉语语源,经验主义的想象之经、儒道佛的文化之维、古代封建帝制的现实之度构成中国古典诗学的生长土壤,因此它的语词体系源于经验主义的想象性造语逻辑;它的逻辑尺度和感性想象受主体自身的现实境遇影响,三者的关联构成中国古典诗学的历史情状,也表征其人类学...     

诗歌意境中哲学智慧的结构分析

中国古代诗歌通过含蓄蕴藉的手法营造艺术意境,在不自觉中使诗歌具有了辩证法的智慧。诗歌意境不一定表现哲理,但却将读者引向有限的语言之外的对于宇宙人生的关注和形而上思考。究其因,就在于中国古代诗歌意境中存在着普遍有效的辩证结构。这个结构由对立统一式、否定之否定式、质量互变式组成,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关”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     

“和而不同”中的政治智慧

“和而不同”作为传统文化的首要价值，虽然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本身具有内涵丰富的政治智慧，包含了当代政治文明的核心理念、民主理念，实现民主的重要手段、创新精神以及发展的目标、实现科学发展观等内容。作为一种政治智慧，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