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东北女真和汉人的分布

辽朝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并结合女真、汉人、奚、乌古、敌烈、蒙古里、阻卜和室韦等族上层分子所建立的中国北方局部性政权。这些民族自古以来就繁衍在祖国的东北地区,他们对开发东北和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过重大贡献。他们的分布随着历史情况的变化也有所变迁。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考证一下辽代东北女真和汉人的分布。     

金代泰州、肇州考

金代的新泰州(以下简称为泰州)即是辽代的长春州,辽帝春猎之地,海陵天德二年降为县,隶肇州,承安三年升为泰州,以旧泰州(泰来县塔子城古城)降为金安县。肇州在辽代为出河店,金以太祖于出河店胜辽兵,肇基王绩于此,遂建为州,名之曰肇州。泰州、肇州二城在东北历史地理与东北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于这两个州州地的考证,     

唐代靺鞨越喜、铁利、拂涅三部地理位置考探

唐代越喜、铁利、拂涅三部的地理位置问题 ,学术界历来存在着争议。如越喜部就有渤海西境说和渤海东境说 ,铁利部则有伯力说、辽代女真之西说 ,拂涅部有张广才岭以西说 ,等等。根据考古资料及古文献资料 ,经考证 ,越喜部在渤海东境说为确 ,铁利部原居地应在今黑龙江巴彦、绥化、庆安和铁力一带 ,其东为越喜部故地 ;拂涅部应在今黑龙江依兰以东、兴凯湖以西。     

辽朝属国考辨

《辽史》有三处史料集中记载辽朝属国事,在属国名称、数量上却有较大差别,当是由金元两代三位史官编纂所致。现代学者关于辽朝属国概念的界定,存有不同的问题。辽人对疆域的认识,为考察辽朝属国提供了新视角。境外为辽朝属国所居,乌古部是属国的典型代表,居住于辽朝境外、臣属于辽并向辽朝贡。以乌古与辽的关系为切入点,重新界定辽朝属国概念并考证出辽朝属国为17个。     

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

本文分四部分对隋唐时期党项部落的迁徙路线、过程及原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并对以往研究者的某些观点与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通过文章的考证，可以看出用唐时期党项部落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迁徙：第一阶段，从今河西走廊、青海湖及黄河上游（即河曲）以西之地迁至今甘、青、川三省交界区；第二阶段，从今甘、青、川三省交界区迁至今陕、甘、宁三边之地；第三阶段，从今陕甘宁三边之地部分迁至今内蒙、山西交界区。     

东夏上京与北京考

金末大将蒲鲜万奴在我国东北及俄国滨海地区建立的地方政权东夏国一共存在了七十余年,其建置、典章制度多来自金,金有五京、州、县,猛安谋克,东夏亦有之。但以往治东北史学界只知东夏有南京(今吉林省延吉市城子山山城),而不知东夏国尚有上京、北京之设。本文认为,乌苏里斯克绥芬河南岸的克拉斯诺雅尔山城应为东夏国之北京城,元初开元城。今俄国南滨海地区游击队河(原称苏昌河,明代雅兰水,金代耶懒水)上游的赛金(沙伊金)城应为东夏的上京城。     

承天寺西夏断（残）碑新证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都城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其统治范围大致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其疆域方圆数千里,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界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员辽阔。其建国后佛教便成为“国教”,承天寺是西夏王朝的主要佛寺,承天寺塔是目前我国唯一有修建年代记载的一座西夏古塔。作者通过对承天寺残碑铭考释,诠释了西夏残碑的一些历史问题,考证了承天寺内残断刻石称“轨”,还是称碑、称碣,残碑文中的宋“诏圣”实为西夏“福圣”纪年之误,从而也省去在有关承天寺塔修建诸问题多方考证之苦。     

金代黄河下游上段河道的变迁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太宗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为阻金兵南侵,约在卫州(治今河南汲县)人为决河,“自泗入淮”。从此“河流不复”故道,不再“北流”入渤海。这是黄河下游变迁史上一次大改道。这次改道形成的黄河下游河道,其下段夺淮河入黄海的局面,直到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铜瓦厢改从山东利津入渤海之前,未发生大的变化。而下游上段的河道,即自阳武(今河南原阳)以下至入淮的河道,在金代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可能是史料缺乏,至今未见专门论述这段河道的文章。为此,本文就金代黄河下游上段的河道变迁,作粗浅的阐述和考证。     

毌丘俭纪功碑文补遗——以王国维《魏毌邱俭丸都山纪功石刻跋》为中心考察

王国维<魏毌邱俭丸都山纪功石刻跋>一文,对魏毌丘俭纪功碑文作了精深考证,为东北边疆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文本.从肃慎、沃沮、勿吉族形成发展的过程,魏毌丘俭纪功碑文中的"肃慎南界"在魏晋时期与"北沃沮南界"相符;彼时之玄菟郡治已迁至今辽宁省抚顺劳动公园古城;"小辽水"为今"浑河",但"魏志之沸流水"当在今富尔江.从<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中所记慕容廆祖父木延事迹来看,在魏毌丘俭纪功碑文"威寇将军都亭侯"之后所缺的将领之名当为"木延".     

阿兰都城蔑怯思与蒙古征战考

13世纪,蒙古人对欧亚草原地区和东欧进行了所谓的“西征”。本文周密地考证了被蒙古军摧毁的阿兰人/阿速人(即奥赛梯人)的都城蔑怯思的方位。其主要资料来自志费尼和拉施德丁的相关记载,同时也包括其他中世纪史家的著述。本文不仅得出了“蔑怯思位于高加索山北麓主水道捷列克河之支流松佳河畔”的推论,而且还对志费尼、拉施德丁有关蒙古西征的史料作了详细考释,从而为“草原丝路”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太原王氏北方宗支世系居地考

在永嘉之乱南迁浪潮中,太原王氏家族王柔、王泽两大宗支族人大部分迁往建邺。王柔宗支中的王沉后裔王浚却留在了北方,据《华芳墓志》与《王温墓志》记载,王浚有庶子五人,嫡子二人,庶女二人,嫡女三人。其居地,王浚在其父死后与王泽宗支别居,后因王浚封地与任官于幽州,在北方战乱不已的情况下,永康年间举家迁徙于幽州;永兴元年(304),王浚母姑儿孙具聚集于幽州;至建兴二年(314),王浚被石勒所杀,其庶子之子王准率族人迁往乐浪;至北魏时期,在统治者"辟召贤良方略"政策的感召下,王氏后裔又在王评的率领下于北魏兴安二年(453)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后随北魏迁都,徙居洛阳。     

魏晋时期鲜卑的西进

自东汉后期北匈奴远遁、南匈奴内迁之后,鲜卑在蒙古草原崛起。鲜卑各部在魏晋十六国时期迅速发展,仅当时建立的政权就有八个之多,其历史作用自然不言而喻。本文试就鲜卑西进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一、鲜卑西进与乌孙的迁徙鲜卑是原出自大兴安岭北段鲜卑山的游牧民族。到汉代,鲜卑已南迁到了乌桓故地,游牧于饶乐水(今内蒙古西喇木伦河)两岸,部众滋繁,势力日大。公元一世纪中叶,东汉辽东太守祭彤联合鲜卑部落出兵夹击赤山(今内蒙赤峰市红山)一带的乌桓,乌桓大败,鲜卑遂逐渐占领了漠南的许多地区。特别是东汉破北匈奴、北单于率众西遁后,鲜卑乘机占领了     

敦煌石窟于阗国王"天子窟"考

本文通过对敦煌遗书P 3 71 3v所记有关“东窟”、“大太子”、“天子窟”等的详细考证 ,认为文书中记载的“天子窟”是 1 0世纪中叶于阗太子从德为其父王李圣天在榆林窟营建的功德窟 ,具体是今榆林窟第 3 1窟 ,这一点也可以从洞窟内现存壁画内容题材加以印证。文中并对与之相关的如于阗和敦煌石窟艺术、洞窟图像与历史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     

轩辕流泽壮熊湘

关于黄帝登熊湘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轩辕披山通道,末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对熊湘山位置的第一次考证始于东汉<汉书·地理志>应劭注:"湘山在益水之阳."首注将熊湘注成湘山,误解便从此发生.南朝宋裴驷<集解>说:湘山在长沙益阳县,而熊耳山在召陵,即今之河南郾城东.     

金代十始祖研究之“绥可”问题略考

＂绥可＂也作＂随阔＂始祖函普的第四代孙,生卒及当政时间不详。完颜部到绥可时期迁部定居于安出虎水（今阿什河）沿岸,耕垦树艺,建筑房屋,山随水草而居徙变为定居,烧炭炼铁,带动了社会发展。本文对绥可个人及家室特别是迁部定居原因、措施、意义加以详尽探讨,为弄清金代来源演变以及朝鲜半岛与中国关系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西夏国名校考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王静如在《西夏国名考》中对西夏国名称和“于弥、嵬名兀祖、庞泥定”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引起苏联学者聂历山的质疑,他在本文中指出,王静如所译“白弥大夏国”的“弥”字,实为“河之上游”的意思,并依据大量翔实可靠的西夏文及汉文材料,特别是西夏宫廷颂歌,对于弥、白河、黑水及西夏国南北疆域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西夏国名、嵬名兀祖”及西夏地理等基本问题,盖源出此两篇文章。     

敦煌杂剧小考

俄藏敦煌遗书<蒙学字书>(拟题)中有关资料表明,唐五代的敦煌地区和当时的长安、成都一样,也有杂剧的演出.而对照<教坊记>所载的"杂剧"名目,可以考证出S.2440(7)、P.3128号写卷实为敦煌杂剧演出之剧本.     

明镇北关之战和叶赫城之战考

明朝与海西女真叶赫部之间在万历十二年、十六年爆发了镇北关之战和叶赫城之战.本文通过对两战的起因、过程及性质从三个方面的详细考证,均表明这两场战争是明朝政府对叶赫部的残酷诱杀和无理剿杀.     

贺兰山之名新探

青铜时代今贺兰山一带有“驳马”生存。生息于此的氏族或部落以“驳马”作为自己的图腾以及氏族或部落的名号 ,又将自己生息地的山脉名之为“驳马”山 ,音译汉记为“贺兰山”。对贺兰山驳马岩画的确定和驳马为某一氏族或部落图腾的确定 ,证明今贺兰山一带是匈奴族兴起的地区之一 ,而这一部落之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活动在历史文献中的不同称谓 ,又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社会动荡和频繁迁徙的历史史实。     

《史记》徐广注研究

《史记》徐广注是目前所存最早的《史记》注本 ,记载了六朝时期的《史记》异本 ,对校正今本《史记》之讹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依据徐广注所列异文 ,证以其他先秦、两汉典籍 ,论述了六朝时期《史记》异本的特点 ,并考证了今本《史记》文字致讹的原因 ,为恢复《史记》原貌提供了一定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