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研究

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在立法、征收目的和范围、征收补偿标准及征收补偿程序方面都存在不足和缺陷,借鉴国外较成熟先进的土地征收制度,应从立法、提高补偿标准、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等方面对中国的土地征收制度加以完善。     

损失规避与公平偏好对房地产征收补偿策略的影响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度高,土地征收与出让仍是市县级政府干预地方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手段,现行房地产征收补偿制度设计忽略了主体策略互动与信念互动对征收补偿的影响。本文在行为博弈分析框架下,通过构建房地产征收主体的收益理论模型及蕴含损失规避和公平偏好的效用模型,研究损失规避与公平偏好对房地产征收补偿策略的影响。理论推演与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一是征收补偿与被征收人的损失规避和公平偏好正相关,与征收人的损失规避负相关,与征收人的公平偏好正相关;二是被征收人接受征收的意愿越强,征收补偿越高。鉴于此,本文认为在房地产征收补偿制度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对人性的尊重,对现行房地产征收补偿价格进行行为偏好系数修正,降低征收人损失规避偏好、强化公平偏好、让被征收人公平共享土地增值收益,提高信息透明度推动被征收人对征收补偿的合理预期。     

房市乱局的根源是政府角色错位

政府之所以要牢牢控制土地供应和土地价格决定的权力,决不能全部归因于部分官员的"腐败寻租",除了"无所不能"的"霸权"心态作怪之外,问题的死结在于政府已经被深度"套牢"在土地财政的"战车"上。     

论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完善

从国家土地征收权的滥用、土地补偿费用过低、补偿收益主体不明、补偿方式单一、补偿程序不完善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现行土地征收制度的现状与问题.并通过对制度分析指出:应从建立土地征收目的审查制度,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范围,完善土地征收程序及改革补偿标准的立法,确立全面的监督机制,严格规范征地权的行使,健全有效的救济机制,确保失地农民的权利实现等方面对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制度进行完善.     

怎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始终是一把"双刃剑"。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要及时揭露腐败行为,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在容易产生滥用权力的领域、环节和部位,建立有针对性的权力制约机制,防范腐败的发展蔓延;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依靠法治制约权力,使国家机构和公务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确保权力在"刚性"的制度笼子里运行,有效防止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     

腐败机理及其治理的统计研究

腐败与公共权力伴生,难以根治;腐败与自然界腐烂机理相似,但导致腐败的原因比腐烂复杂得多。腐败是政府官员及其代理人运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必然损害公众利益,甚至国家的整体利益。从公共权力、与群众关系、执政宗旨、权力寻租和执政规范五个方面能够判断政府官员及其代理人是否腐败。调查数据表明,公众不太相信通过执政者的执政素质提高能够减少腐败,认为应该通过外在力量减少腐败。虽然腐败难以根治,但仍要不懈努力地治理腐败,政府可以从三个方面完善治理腐败的措施:对公共权力使用的奖惩、直接对公共权力约束、防腐的保障。     

未定稿

<正>权力寻租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首都师范大学经济系程世勇认为,从我国政府支出规模来看,权力寻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监督机制不健全或监督成本过高增加了公共权力交易和腐败的可能性。在政府公共支出领域,由于部门条块分割,固定资产投资等大量公共支出缺乏监管。在行政许可和审批领域,部     

试析地方政府土地征收工作中的问题

土地征收主要是指将国家最初分配给农民集体所使用的土地转化为国家公共用地,并根据对土地价值的估算给予被征收土地的农民一定补偿费的政府行为。土地征收具有强制性、法定性、公益性等特点。土地征收不仅能够为政府财政募集相关的资金,同样能够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近几年来,随着土地征收拓展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广,一些地方政府在征收土地时并没有切实从被征收农民的角度去考虑,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本文主要首先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讨论了其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腐败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腐败产生的最本质的原因在于权力本身，只要有权力存在就不可避免产生权力的滥用。拥有权力就拥有影响力、支配力，如果没有对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监督和制约，就必然会产生腐败。因此，研究权力运作过程中监督制约机制存在的缺陷，并提出解决的办法，有利于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的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关于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构建

在我们国家,申请者想要在一块土地上建造房屋,首先应向相关的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然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决定是否批准申请,是否收纳土地出让金、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是否进行征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政府扮演的角色是土地征收的决定者,土地征收的执行者,土地征收的收益者。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土地征收发生的争议也是由政府裁,如何构建合理的土地征收制度也成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     

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对策——学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作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紧盯政府投资黑洞,珠海已发出205个廉情预警

正政府投资工程一直是腐败的高发领域,且在惩治和预防工程领域腐败方面存在"权利行使碎片化、腐败行为高度隐蔽、监督效率低下"等很多"黑洞"。为此,珠海市在全国首创"政府投资工程廉情预警评估系统",成为"制度+科技"防治腐败的有效典范。30个针对性廉情指标。政府投资项目廉情预警评估系统由评估     

关于防治公车腐败的思考

<正>公车腐败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有效防治公车腐败必须找准其问题症结,对症下药,方能收到实效。一、公车腐败的特征及其表现形式公车腐败,是权力腐败在公务用车使用管理领域的折射,发生在公车的配备、使用、管理、处置等各个环     

浅析如何利用信息化手段保障征收权力的正确行使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出台改变了过去由建设单位行使拆迁权力的作法,将征收权力赋予政府统一行使.那么如何保障征收权力不被滥用已成为当前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试从信息时代的大背景出发,探讨通过构建网络信息公开机制、网络廉政教育机制和网络社会参与机制来保障征收权力的正确行使.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得出促使纳什均衡结果合理化的因素变化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降低失地农民的对抗成本,增加失地农民的征地收益,加大对地方政府违法征收土地的惩处力度,可以促使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博弈均衡合理化,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我国农地转用中的土地收益分配实证研究——基于昆山、桐城、新都三地的抽样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农地转用项目进行抽样调查,对我国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征地补偿、初次土地增值收益和二次土地增值收益进行了实证分析。调查研究表明,与土地增值收益和土地供应价格相比,征地补偿的具体执行标准显得过低,导致政府可取得的土地增值收益空间过大,并且土地增值收益主要集中在县、市级政府,绝大部分用于城市建设和城市土地开发。文章提出,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积极探索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农地转用制度和公正的征地补偿机制的同时,必须改革和完善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税费体系,规范土地有偿出让收益的使用和管理,加快建立和完善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专项管理制度。     

腐败与遏制腐败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的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看,腐败的成因有个人因素、产权因素和制度因素。遏制腐败不仅需要提高公职人员自身素质和道德修养,更需要合适且有效的正式制度约束和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反腐文化氛围和价值导向。     

依靠权力的分配实现不了共同富裕

毋庸讳言,在三十多年改革过程中,始终有一条权力变现的潜流存在。通过对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强势支配,设置各种准入障碍来垄断重要行业,不受限的权力以此获得了巨额腐败租金,这才是中国贫富差距畸高的核心原因。其实,不谈灰黑色收入,只看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收入比例,也     

浅析土地征收中“只征不转”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土地征收工作中的“只征不转”被广泛应用于征地工作的多个领域,由于该土地征用方式不改变原集体农用地性质,不变更土地用途,仅将农村集体农用地转变为国有农用地,在相关政策法规缺失的背景下,存在着一系列管理问题。本文针对土地征收中“只征不转”运用领域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研究,提出相应的管理办法,试图改进土地征收中“只征不转”存在的一系列管理问题,为完善土地征用法律法规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法院在处理行政征收纠纷中的职能检视及重新定位

以土地和房屋为对象的行政征收,涉及的利益主体多元,导致的利益冲突激烈,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从法律规定来看,法院在处理行政征收纠纷中具有三项职能,即纠纷解决、权利救济和公权制约。但现实中,司法权力相对弱小,地方政府往往把法院看作一个职能部门,但宪法和法律又赋予法院主持正义、中立裁判的职责。于是,在行政征收中,法院身处尴尬境地。为此,需要对法院职能重新检视与定位,应该强化法院司法本位职能的第一性作用,调整越位的国家治理职能,分层次定位法院在处理行政征收纠纷中的职能,即第一层次为纠纷解决,第二层次为权利救济、公权制约,第三层次为保障政策实施、维护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