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与干部制度改革

本文阐述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含义的理解 ,并由此出发 ,着重从干部制度改革的必然性、必要性方面讨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干部制度改革的重大指导意义 ;从有利于扩大社会民主、遏制腐败和树立新思想、新观念等方面 ,概括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干部制度改革中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同时 ,探讨了进一步实践“三个代表” ,深化干部制度改革还有待于解决的若干问题     

试析企业家腐败现象

如果说政府官员的腐败更多地来自于权钱交易 ,靠权力来索取收益 ,那么企业家腐败则更多地来自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契约不完全性与信息不对称。企业家腐败收益是对企业利润的转移。相比较而言 ,企业家腐败比官员腐败更具有隐蔽性 ,有时会披上合法的外衣。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 ,企业家的腐败收益是难以界定的。当前企业家腐败与政府官员腐败还存在“交叉感染”现象。从制度根源上剖析 ,企业家腐败源于企业家主导的社会博弈与产权制度的缺陷 ,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导致企业家经济人行为的扭曲。同时 ,企业家腐败与其自身的道德素质、收入水平有关。对企业家腐败的治理 ,要把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结合起来 ,加大惩罚力度 ,使腐败分子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     

当前我国吏治腐败的表现形式

吏治腐败总的特征是“滥权”、“贪利”和“侵害公共利益”。腐败行为可能出现于公共权力的各个部门和行政管理、行政执法过程的各个环节 ,因此表现形式复杂多样。从构成要素来划分腐败的一般表现形式 ,构成腐败行为首先要有行为的主体 (即腐败者 )和行为的客体 (即腐败行为指向的对象 ) ;其次还要有腐败的动机和机会 ,前者指腐败行为的主观心理准备即主观条件 ,后者指腐败者所拥有的权力条件 (稀缺资源 )和制度条件即客观条件 ;其三 ,要完成腐败 ,把可能变成现实还要通过一定的手段 ,即做案手法 ;其四是腐败行为的完成 ,即腐败的结果。如此 ,就可以对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有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     

浅论权力腐败与制度依赖的相关性

权力腐败是为了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资源),它通过“制度规则”这种合法的外衣为自己隐形,又以“边缘腐败”的形式大量存在。它主要以“制度依赖”的方式为自己寻求生存的空间。它的社会危害性十分巨大。其本质核心在于以权力主宰公共利益(资源)而形成垄断性资源,并进行集团和个人分配。最关键的治理方式是透明化、一体化和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以及大幅度提高腐败成本和风险。     

打击制约腐败 促进经济发展 兼顾社会公平——推广湖南“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来 ,中国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 ,腐败也伴生蔓延 ,迅速发展。腐败从改革开放初期以贪污浪费、渎职受贿为特点的“低层腐败”发展到有省、部级领导干部参与的“高层腐败” ,从一种局部现象演变成为一种相对普遍的现象 ,腐败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社会公害 ,它不仅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最严重的是它侵蚀掏空经济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实惠和好处 ,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挑战执政党的合法性。以巧取豪夺为特点的高层腐败之所以特别触目惊心 ,就因为它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特别…     

权力惯习与权力腐败——基于对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研究

从社会对个人影响的角度可以提出三个理论假设:即权力来源错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性质缺位惯习与权力腐败、权力交换漠视惯习与权力腐败.今依据36个权力腐败个案的档案信息和访谈资料分别对该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并基于以上分析和探讨提出三项对策性建议:一是坚持“权为民所有”;二是坚持“权为民所用”;三是构建权力制约的“天罗”和“地网”.     

制约监督权力 预防遏制腐败

有效预防遏制腐败,仅仅靠官员的觉悟、道德、自律的“软约束”是远远不够的,根本的是靠健全完善的制度的“硬约束”。各级党委必须增强抓“主业”意识,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创新党建工作的机制,通过制度这一“硬约束”对权力（特别是“一把手”）进行规范、监督、制约,预防遏制腐败的产生,为“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营造一个良好的“民主政治环境”,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纪律保证”。     

进行制度创新,遏制第四次分配

什么是腐败 ?对此 ,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 ,笔者赞同腐败简单来说就是“运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的观点 ,但更认为腐败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由于“在市场经济中 ,人们通常把市场进行的收入分配称做第一次分配 ,把政府主持下的收入分配称做第二次分配”1 ,“而在两次收入分配之外 ,还存在着第三次分配——基于道德信念而进行的收入分配”2 ,因此笔者把腐败称为“第四次分配”。第四次分配是公共权力与经济利益交换 (交易 )的结果 ,它是一种经济利益的不正当转移——为实现不正当的目的通过不合法的手段从资本拥有者向权力持有…     

腐败时论质疑

在腐败问题上,“寻租论”、“制度源头论”、“功能论”和“无法根治论”曾经在一段时间内非常流行,但这些观点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在实践中容易误导人们的行为。“寻租论”颠倒了腐败和“租金”之间的因果关系;“制度源头论”忽视了社会环境和人的因素;“功能论”是一种孤立、片面、静止地看问题的谬论;“无法根治论”没有认清腐败问题的本质。     

对加强当前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

本文从当前腐败易发多发现象产生的制度原因入手,阐述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分析了当前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提出了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建立教育、监督、惩治的对策,构建党员干部"不想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的机制。     

腐败现象产生的制度因素分析

本文作者按照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腐败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而产生的”观点,分析了我国当前腐败现象产生的“制度因素”。     

地方“一把手”腐败的影响研究 ——基于十八大后落马市委书记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十八大后落马市委书记截面数据,利用回归模型,对地方“一把手”腐败行为的影响进行检视和评估。研究发现：地方“一把手”廉洁与否直接影响任职地方的政治生态,具有腐败行为的“一把手”所任职的地方,其腐败程度更加严重;具有腐败行为的“一把手”在一个地方的任职工作年限对该地的腐败程度有着显著影响,任职时间越长,对当地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产生的恶劣影响越大。因此,为消减地方“一把手”腐败的影响,落实对地方“一把手”权力运行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在权力的“授予”与“监督”之间保持畅达、平衡和协调,必须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一类不可忽视的腐败现象——准腐败现象透析

本文对“准腐败”进行了定义和剖析,从准腐败的视角对腐败现象进行了揭露,阐释了准腐败的特征、危害、原因,以及打击准腐败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非典型腐败及其制度治理

基于生发的场域视角,非典型腐败主要包括政治域的隐匿权威、法律域的立法腐败、经济域的信息腐败、社会域的语言腐败、学术域的学霸腐败和艺术域的权威腐败。本质是民主政体和市场体制不完善及相应制度规范缺失状态下权主为个体或集团利益实施的一种滥用公权、私权和共权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且具有隐蔽性、全域性、泛权性、阶段性、群体性、相生性、致损性等行为特征。非典型腐败的动力机制可解构为其生发运行的人性基础、内生力量、心理基础、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从体制转轨角度看,大量存在于夹缝中的制度租金不但诱发了寻租行为,而且因以权力粗暴干预市场为特征削弱了治理寻租的正当性,也为非典型腐败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相对于权力治理,非典型腐败宜采用制度治理。以制度约束权力,建立对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尊重,重塑社会治理结构;制度供给及时响应制度需求,消除制度租金,并坚持以市场化为制度供给的基本导向;强力反腐,制造“奥尔森震荡”以改变反腐制度的演进路径,推动反腐制度变迁退出低效路径依赖。     

综合治理视角下的腐败成因分析

首先简要介绍、评析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视角对腐败成因问题研究的特点。然后从综合治理腐败问题的视角出发,提出运用“系统综合分析法”分析腐败成因的新思路;接着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具体分析了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     

从中国古代官吏的低薪看高薪养廉的制度瓶颈

从古代官员的普遍低薪以及由此导致的腐败出发,揭示其深层次的制度原因,不难看出,正是集权制度本身导致官僚队伍的膨胀,从而使其高薪成为不可能。同时,集权体制又为官僚腐败提供了寻租空间。加之反腐的主要动力是皇权,而皇权又是集权的根源,因而古代反腐实质上是不可能真正得到执行的。只有在现代条件下,通过“小政府、大社会”,还政于民,才能真正做到事省政清。     

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论腐败犯罪黑数

腐败犯罪黑数是指未被官方发现的腐败案件数,其存在不仅使犯罪数据难以统计和评估,更损害了“三不腐”机制的形成,危害甚巨。腐败案件,从案件发生到官方通报查处,如下任何因素,诸如权力运行失范、制约监督乏力、举报机制不健全、查处措施不力、科技赋能欠缺,都有可能导致腐败犯罪黑数。应通过综合施策,降低“腐败黑数”,实现腐败犯罪的标本兼治。     

“制度治腐”思想新探

本文从邓小平"制度治腐"思想出发,分析指出了现代社会中的腐败也是一种特权现象,其本质是权力腐败.因此,笔者重点分析了腐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进一步探索了有效遏止腐败的新方略.     

腐败和制度的互动

腐败作为一种危害性行为严重地侵蚀着制度,而制度框架不仅提供其发生的一般背景,而且直接就是腐败的诱因之一。本文立足于政治学一般分析,从稳定性、结构化和完善性等几个方面区分出五种制度条件对腐败的诱发,指出腐败对制度合法性、基本功能目标、规则及制度创新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