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理论评价思想

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是一位历史主义学派的著名哲学家,波普尔的学生。他原属批判理性主义学派,后来原则性地修改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想,创立了一种新的、名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理论。他自称其哲学是波普尔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将自己的学说称为“精致的证伪主义”而将波普尔的学说称为“朴素的证伪主义”。同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理论评价观相比,拉卡托斯的     

伊·拉卡托斯的划界观及其政治向度

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以其精致证伪主义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享誉当代科学哲学界。而他关于划界标准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论述,却较少为人重视。笔者以为,这是一个缺憾。就像波普的证伪主义有其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背景     

从拟经验主义到建构主义——拉卡托斯数学哲学观的影响

拉卡托斯拟经验主义对20世纪数学哲学有着深刻的影响.由于拟经验主义的反基础主义的立场,使得数学哲学从绝对主义的枷锁中摆脱出来,并以数学知识的发生为背景开辟了建构主义的研究路径.     

经济学实验的方法论支撑:超越"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

实验研究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常规手段.在其历史上,面对来自各种角度的怀疑,实验经济学的先驱们往往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对其合法性进行辩护.本文从经济学的哲学传统中探寻实验方法为经济学所接受的必然性,认为实验方法承继了逻辑实证主义与经验实证主义两种传统,在寻找真实的假设的同时检验着理论的预测.特别地,实验克服了计量方法引入所留下的"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的缺陷,使得经济学理论与实验之间的真正互动成为可能,从而在实验过程中找到了研究的合法性.不过,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中的实验研究最终必须回到文化价值与意义上来,从我们对人类行为的某种事先的"猜测"和把握中寻找其前进之源.     

判决性实验存在么？——拉卡托斯对波普尔的批判

“判决性实验”是现代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波普尔坚持“判决性实验”的一次性证伪。而拉卡托斯对此进行了批判，并认为即时性的“判决性实验”是不存在的，在科学史中也不能把反常等同于“判决性实验”。因此，对“判决性实验”是否存在应进行哲学反思。     

从"可证伪性"分界标准看证伪和"证实"的统一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是否完全否认了经验“证实”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具有把“经验证伪”原则推向极端的片面性,理论界对此问题基本上作出的是肯定的结论。本文仅通过对“可证伪性”分界标准的分析,认为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虽然突出的是批判和革命在科学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但与此同时,波普尔通过“可证伪度”、“确认”、“确认度”等概念对“可证伪性”分界标准的进一步说明,使他的科学方法论也十分重视科学理论的稳定性,从而在探讨科学知识增长的过程中,始终注意把否定和肯定、证伪和“证实”统一起来,避免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片面性。     

波普尔的“培根问题”及其解决

“培根问题”亦即“偏见”问题。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是继近代英国经验论者F 培根之后第一个对此问题作深入探讨的现代哲学家。他不仅首次将内涵于培根“假相说”中关于偏见与认识的可能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问题称为“培根问题”,而且提出了与培根的解决方法不同的证伪主义的解决方法。波普尔对培根问题的重新发现及其解决,使“培根问题”得以深化,使西方知识论的研究得以拓展和丰富,但他并未能使这一问题得以真正解决。培根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     

现代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互动影响分析

以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所形成的科学方法论,不断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改变了这些学科的研究思维,尤其对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深远,使这一时期经济理论的构成和研究方法深深地打上了科学哲学的烙印。     

关于科学与非科学划界问题的哲学纷争

在科学划界问题上 ,亚里士多德的“确实可靠性”标准随着古典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失败而失败 ;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标准因“意义”本身的难以确定性而告终 ;波普的“可证伪性”标准因库恩、拉卡托斯等人的批判而削弱 ;受相对主义的影响导致“消解划界标准”思想的产生 ;萨加德、帮格的“多元标准”强调“科学特征”在科学划界中的重要性。研究科学划界需要弄清划界的背景及科学划界与科学界定、评价的异质性。     

荀子人性论的诠释

荀子的人性论与孔孟有差别,他以性恶论作为基础,强调礼义之“伪”。而“伪”是加于“性”才能成的,这就是所谓的“性伪合”。以“性伪合”的主张做起点,荀子设定了两个目标,即“成圣人之名”和“一天下之功”。但是局限于理论的建构,荀子其实是偏向外王事功上作论的,荀子的礼法思想是其理论学说的重心,而礼法的主张受人性论影响很大。     

历史:确定与不确定--评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波普尔在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 ,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批评。其批评的立足点就是认为历史不可预测。本文认为 ,波普尔实际上未能正确理解历史中的必然与偶然、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与主体的能动选择性之间的关系。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 ,是与他的证伪主义原则的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     

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批判性反思

目前,中国文学研究中存在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中庸主义等三种不同的文艺学知识建构方式。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本质主义体现在文艺学教材、文学批评实践等方面,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反本质主义表现在重建非经典化知识、建构文艺学知识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方面,文艺学知识建构的中庸主义指涉文艺学知识“场城”、“关系主义”等。文艺学知识建构中多元思维应该形成一种自由和谐的关系,时刻保持自身清理,凸显当代性和社会使命感,加强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批判性反思。     

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

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纯逻辑主义和纯历史主义是科学哲学的两个极端。前者强调对科学理论作逻辑分析而忽视历史分析;后者则单纯着眼于历史。两者都从不同侧面割裂了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大多数科学哲学家介于这两者之间,有些科学哲学家如拉卡托斯、夏佩尔等则有意识地吸取了两者的合理因素,克服了各自片面性,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从“区域主义”走向“域际主义”

作为对“族际主义”取向的替代，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可。但十多年来，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提出阶段。根据边疆问题性质和影响的范围来确认“区域”所指，超越了“区域主义”取向边疆治理中行政区域划分的“区域”内涵，这种认识与思维以及体现出来的治理思维称之为“域际主义”取向。与“区域主义”取向范式对比，“域际主义”取向下边疆治理的理念、范围、主体与方式更明确、更清晰、更具体。“域际主义”取向推动了“区域主义”取向向前发展，促进了对边疆治理内涵的整全性理解。     

判决性实验存在么?——拉卡托斯对波普尔的批判

"判决性实验"是现代科学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波普尔坚持"判决性实验"的一次性证伪,而拉卡托斯对此进行了批判,并认为即时性的"判决性实验"是不存在的,在科学史中也不能把反常等同于"判决性实验".因此,对"判决性实验"是否存在应进行哲学反思.     

论荀子的“知能”之性

荀子的人性理论是个分层次、多义项的复杂系统。“性”和“伪”是该系统中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在荀子所界定的“人性”中 ,既有“情欲”之恶性 ,又有非善非恶的“知能”之性。这非善非恶的“知能”之性 ,既是荀子化“情欲”之恶性为“伪”的桥梁 ,也是其构筑理论大厦的基石     

论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兼谈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之变迁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撰写几篇有关“新亚细亚主义”的章,以其崭新的观点,严肃地指出日本一些人所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之本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揭示了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性与欺骗性,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的中心内涵是亚洲各民族自决、平等联合,积极反对侵略,以求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正确认识中国的“新亚细亚主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根本区别,有利于当今亚洲人民的合作与发展。     

“什么是美?”:超越的美论——介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的蒋孔阳《美学新论》

将“美是什么?”的提问转换成“什么是美?”的问题是蒋孔阳《美学新论》中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体现了介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的超越倾向关于美的生成性的论述一方面是对普遍主义的突破,另一方面又是对因此而产生的多元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克服;关于美的关系性的辨析不仅跨越了二元对立的格局,而且从更深刻的层次上促进了主体间性的实现;而关于美的创造性的阐释不只显得重视个体的审美经验,还内敛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实践内容。     

外在主义对当代西方哲学进路影响及其形而上学意义

外在主义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现代哲学关注的核心开始从语言分析向心灵分析的转向,而外在主义自身又经历了从消极外在主义向积极外在主义的演进。外在主义面临的问题及其对这些问题的应对和解答向我们揭示了：语词的意义与人内在的心智,以及外部环境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不是静止和单向的,而是一定要在相互的影响中体现出主客体之间的辩证联系。进而我们可以说,外在主义其实不外乎是利用现代科学与技术工具,以更加规范和精致的方式为康德所提出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形而上学论断做辩护。其对心灵过展问题的思考旨在揭示：康德为人类认识能力所划出的界限仍然适用于现代科学研究。     

伪蒙疆政权立法的特点

伪蒙疆政权的立法具有拿来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行政中心主义的特点,且立法技术较为粗糙,反映了伪蒙疆政权立法的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