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时期的直隶地方官

本文分三部分论述：一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多数直隶地方官采取调解、弹压解散的敷衍姑息政策；二是义和团运动发展时期，直隶地方官表现各异：总督裕禄剿抚两难，藩、臬两司从抵牾到对立；道、府、州县官则各行其是，表现为无政府状态。三是分析直隶各级地方官对义和团运动所采取的政策和态度各不相同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时期直隶士绅研究

直隶既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整个运动的高潮中心。直隶义和团运动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直隶士绅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原因、在前期和高潮时期的表现、以及在义和团运动后期产生分化及分化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讨,认为直隶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应视为一支进步的力量。     

试论直隶义和团运动三个阶段中的特点

多年来,学术界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以翔实的资料对直隶义和团运动三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论述。直隶义和团运动兴起最早、失败最晚、坚持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直隶是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清政府的卖国罪行最重要的省份。通过对这些特点的论述,不仅为了引起学术界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研究的重视,也是为了成千上万为保卫祖国的主权而牺牲的直隶人民一个公正的评价     

深入研究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思考

直隶（今河北省）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又是运动高潮的中心地区，也是抗击八国联军侵华的重点地区。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笔者提出了开展社会调查、广泛搜集资料，转换研究视角，探索世纪之交直隶社会的特殊性和划分区域、划分阶段深入研究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思考     

19世纪末直隶士绅状况研究

直隶义和团运动之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状况,包括：构成、特点、心态等作了初步探讨,以期进一步探究19世纪末直隶社会结构及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关系。     

直隶近代社会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首先是从直鲁交界的威县一带兴起的.在这场运动的兴起时期,直隶义和团的斗争即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场运动在直隶兴起的原因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直隶近代社会发生变化的几种因素中探讨这场运动在直隶兴起的原因,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７日至１１日在河北保定召开了义和团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经济、文化心态；反洋教斗争；义和团和白莲教、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新派的关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特点以及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如何深入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讨论的成果：有的是旧问题，新论证；有的是新视角，新领域；有的是新观点，新突破；有的是新考证，查漏补缺；有的对如何深入研究义和团运动提出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乘时建树：北方桐城派与清末直隶新政

后期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在直隶为官为教三十年，门下弟子数千人，直隶地区由此形成北方桐城派。直隶一批年轻辈的桐城派人士既有科举功名又有海外留学经历，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他们在清末新政运动中，主导直隶教育近代化的改革，推动直隶立宪运动的发展，参与直隶警政的建设，还通过倡导不缠足、禁烟、官话简字等引导直隶地区社会风俗的改良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清末直隶的桐城派不以文章为务，而是讲求读书致用、经世济民，为新政改革做出了一定贡献。     

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山东等省发生大灾荒,这场灾荒使饥民、流民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民族矛盾的制约下,饥民、流民通过三种不同形式参加义和团组织,并以其独特的天灾观来激发灾民的抗争意识,扩大斗争的规模和声势。这证明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确有紧密的联系。     

浅谈义和团进入北京

“义和团进入北京,是义和团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探讨义和团怎样进入北京,为什么能够进入北京,有助于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一些论著持这种看法:进入北京以前,直隶地区义和团已经声势浩大,清政府处于“剿抚两难”的困境;在芦保铁路沿线粉碎了清军的剿灭计划以后,直隶地区义和团主力实现了向北京的胜利进军。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合作与破裂: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关系研究

山东地方官对大刀会、拳会的宽容的政策与态度由来已久，早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官军就与大刀会形成默契，在共同缉捕盗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直至义和团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失败，在此期间，大刀会、拳会等名目的民间团体组织与官府的关系就处在一种半合作半破裂的游离状态，即这种宽容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就义和团运动而言，大刀会等民间会社势力仅仅是为义和团运动构筑的可能性力量而已，程度很高，却极不稳定，它们有待于官方的开掘、引导与锤炼及外力催逼，即官方对刀会、拳会的宽容态度与政策，以及西方列强、教会势力的威逼现实这两种因素，而前者更为重要。     

裕禄与直隶义和团运动

裕禄(约1844—1900),字寿山,满洲正白旗人。他先后出任过安徽巡抚、湖广总督、盛京将军、四川总督等要职。1898年内调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同年9月戊戌政变后,荣禄内调为军机大臣,裕禄补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帮办北洋军务。在此以后,正是直隶义和团运动从兴起到高潮并经历天津保卫战的重要时期。关于裕禄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晚清政界及史学界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他始终纵容支持义和团;二是认为他在大沽战前对义和团始终实行严厉镇压的政策;三是认为他对义和团的政策经历了“剿抚兼施——剿抚两难——主抚的过程,同西太后对义和团政策的变化过程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前两种意见都未免偏颇,第三种意见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浅谈自己的意见,以就教于史学界。     

旧上海“三大亨”的最终结局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同祖国宝岛台湾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四次访问或过境日本霸占下的台湾岛,在台胞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曾激发起台湾民众一系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两省兴起,孙中山乘机在广     

鲁西北地区义和团运动综述

鲁西北地区义和团运动综述卢庆洪，顾桂芳义和团运动倡始于鲁西北，它对山东乃至于全国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与高涨，均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现就鲁西北地区教会势力的发展与义和团运动的斗争历程作一探讨．（一）鲁西北自元朝大运河纵贯之后，即成为一通衢大道和世人皆知的繁...     

爱国主义传统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体现

义和团运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首先，义和团运动从农民斗争向反帝运动演化，表明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体现了爱国主义传统。其次，义和团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程，弘扬和光大了爱国主义传统。再次，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的政策及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的局限性，反映出当时人民高涨的盲目的爱国热情，体现出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本质。     

北宋地方官学的兴起与发展

北宋的官学系统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在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中,地方官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由于朝廷对其发展的重视,到北宋末年,地方官学已相当发达。北宋地方官学从教师选聘、学生管理、教学方法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为此后地方官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对北宋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清静·平和:曾巩律诗、绝句的主导风格

曾巩后期诗歌以律诗、绝句为主。由于时代风潮、生活环境的影响，曾巩的心态更加趋于平和。在任职地方官期间，他脱离了书斋生涯和馆阁生活，有了更多时间接触大自然。在他所写的律诗和绝句中，体现出平实、清静、温和的风格。     

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传教政策的转变

随着近代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传教士逐渐进入近代中国。但因与各地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格格不入，各地教案频发，最终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之后，基督教转变了以往的发展策略，注重科教文卫等社会福利事业，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促进了其在中国的发展。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要扎根中国必须进行转型，转型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基督教的转型成功消除了民众的误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义和团运动在静海迅速发展的原因初探

通过对当时静海政治、经济、宗教、自然环境、社会状况等各个方面的阐述，分析义和团运动在静海迅猛发展的原因，对静海在义和团运动前整个社会情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尽可能还原静海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原貌。     

雍正、乾隆时期赣闽粤地区直隶州增置情况探析

清代前期,尤其是雍正、乾隆时期,封建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区划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增设直隶州便是其中的手段之一。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在此次行政区划的变动过程中相继出现了龙岩、永春、嘉应、连州、宁都等多个直隶州,因此极具特殊性和代表性。雍正、乾隆时期该地区增设直隶州的主要是出于政治因素,以及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等原因的考虑。直隶州的增设也给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如治安好转、社会风气改善、文化教育发展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