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元为尚：《一笑散》文体及其宗元曲观

关于李开先《一笑散》的文体,明清以降多数著述皆以为是杂剧,但近现代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当视其为院本或者小令套数的自选集。实际上,杂剧体裁不断发展变化,明代既有谨遵元剧模式的杂剧,也有在折数、牌调、演唱等剧本形态上创新改制的杂剧。特别是在与传奇的比较语境中,短小成为杂剧的核心特征。然而,由于嘉隆时期,一折杂剧尚未盛行,李开先、王九思等人所制短剧与元剧之一本四折截然不同,其剧本的"院本"之称,意在以元剧为参照,是与元杂剧在体制上比较之后所取,此称名透露出"以元为尚"的戏曲观念。     

元杂剧口头编演形态探论——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中心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目前唯一遗存的元代刊刻的杂剧文本,是令人探求元剧舞台真相的主要文献依据.元刊本显示出元剧即兴表演的诸多形态特征,主要有以下两种:剧本中存在不少与口头编演活动相关的舞台术语,提示杂剧艺人进行即兴演出;元刊本大量的文字讹误和替代性符码,亦与剧目的口头编创方式密切相关.这都说明伶人的确曾以口头编演的方式广泛地参与了元杂剧宾白、科范的创作.     

论元杂剧与诸杂伎艺的合离关系

元杂剧是在金季元初以金院本杂剧为母体,综合吸收诸杂伎艺而成的一种新的舞台艺术形式,当其成熟的艺术形态确立之后,包括院本在内的诸杂伎艺仍在传播流行,与其保持着独立、分离的并存状态,也就是说元杂剧与诸杂伎艺存在着共时的合离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决定着元杂剧的演述方式,亦对杂剧艺人的艺术修养有重要影响。     

关于元杂剧产生的年代

对于元杂剧产生的年代,过去大都以较笼统的概念来表述,比如说“形成于蒙古时期”、“形成于金末元初”等。蒙古时期指1206年至1271年;金末元初更不具体,而且又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同时人们又以“过程”的观念加以解释,说元杂剧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逐渐成熟的。然而,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虽然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质变毕竟只是一个点,表现在时间过程中,应该是短暂的。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作一简化的描述:在一定的基础上,某一些作家和艺人,创作和演出了由一人主唱四套曲子(四折)的杂剧形式,得到了观众的承认和其他作家、艺人的效仿,元杂剧便产生了。在此前后,当然还会有一个不统一的过程,比如有些演出可能并非四折,有些程式尚未定型,等等。但无论如何,这一过程是不能够用前述那种包含了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概念来表述的,也就是说,不应该把套曲的形成、脚色的发展等等,一概归入元杂剧的产生时期。     

“末泥”色研究综述

宋金元杂剧中皆有“末泥”,然其称呼承载着不同意向所指。分而论之,关于宋金杂剧“末泥”色,其于杂剧演出过程中职司“主张”。在元杂剧中,根据其“一人主唱”的脚色体制的不同,可分为“末本”戏与“旦本”戏两类。在“末本”戏中,其主唱脚色为正末,亦被称作末泥,简称为末。对于宋金与元杂剧中两个“末泥”的研究,以往论者主要集中于对其脚色来源的考察,且研究多从文献史料记载中探索其渊源。然因二者名同实异,故而导致在研究论述的过程中,往往出现将宋金杂剧“末泥”与元杂剧“末泥”相混淆的情况。这种胶柱鼓瑟状况的长期存在表明,有必要对两个“末泥”正本溯源。     

元杂剧的编创方式:作家与伶人协同创作

元杂剧的编创方式,并非传统上所说的“作家作曲、伶人作白”这种形式,元杂剧编演分工不分明,是因为元杂剧的故事间架、说白以及套曲音乐,有大量的口头程式可在表演中创作,所以不必一一写出.杂剧中曲白相生的故事说唱,最终是由伶人在口头表演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完整的元杂剧作品是由作家和伶人共同创作完成的,故元杂剧的完成式只存在于伶人的表演之中,每次表演都可谓是一次新的创作,都会有新的变异.因而,现存元杂剧剧本没有一部为作家的原作.     

明清杂剧创作“衰微”说质疑

明清杂剧创作“衰微”说质疑●宋子俊一、问题的提出元杂剧标志着中国古典戏剧的成熟及第一个创作高峰，它不但成为一代文学之主流，而且在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地位、成就是无可替代的。这一点无庸置疑。但论者在肯定元杂剧成就的同时，对后世的杂剧创作颇有微辞，说元...     

京剧的发展及其影响

我国的戏剧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萌芽于先秦的祭祖乐舞和民间歌舞，经过两汉百戏、六朝傀儡戏和唐代参军戏的缓慢发展，至宋金时期的杂剧才告初步形成；而元杂剧（即北戏）和温州杂剧（即南戏）的出现，则标志着我国戏剧的走向成熟。在元代，北杂剧得到兴盛和繁荣；元末，北杂剧逐渐衰落，而南戏逐渐兴盛和繁荣起来。明代是传奇剧繁荣发展的时期。传奇剧是在宋元南戏的基础上吸取元杂剧的长处而发展起来的，是比南戏和杂剧更为成熟、更为完美的一种戏曲形式。清朝前期，传奇剧仍很繁荣，杂剧也很兴盛；至清中叶及整个近代，传奇和杂剧逐渐衰落…     

对王实甫《西厢记》艺术体制的重新认识——兼论《六十种曲》的编选体例

天下夺魁的王实甫《西厢记》虽然名为杂剧,但几乎囊括元杂剧代表作品的《元曲选》及元明两代诸多杂剧选集皆不予收入,而明末毛晋编选的传奇选集《六十种曲》却收入此剧。这有必要重新认识《西厢记》的艺术体制。王实甫《西厢记》在创作时其体例当受到南戏(传奇)影响,在角色、人物演唱及结构等体例上,已呈现传奇化特征。但由于其仍用北曲演唱及具有题目正名,元人仍视其为杂剧。毛晋《六十种曲》的编选体例自成一体,收录王氏《西厢记》,应不是作为元杂剧的代表,而视之为与传奇有深厚的血缘关系,是传奇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其编选体例自成一体。     

论元代婚恋杂剧中女性形象的近世性

作为近世文学萌发期的代表性文学样式,元杂剧作品中当然不乏对个人权利和要求的渲染,女性形象对爱情和婚姻的追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但元杂剧中女性形象强烈的依附性人格无法使其承担太多重负,元杂剧作家们在她们身上和相关作品中努力试图的,只是在正统儒学式微的背景下,另辟蹊径,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元代婚恋杂剧中的女性形象是中国文学近世性复杂特征的充分体现。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