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本文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的计算,得出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上还是资本驱动型的结论。因此,要促进我国经济继续长期稳定的增长,必须提高我国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资本驱动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转变。     

闽东南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本文提出了较符合实际的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分解进行了严密的数理分析.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福州、厦门和泉州三地的历史统计资料,对三地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如实的评价.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制历史考察

本文认为 ,在考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 ,“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存在着诸多缺陷。基于此 ,作者引入了“第一生产要素”、“经济结构”、“资源配置方式”等概念。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 ,作者系统地考察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过程。     

全要素生产率对云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研究

本文运用改进后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罗余值对云南省历年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贡献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全要素生产率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资本和自然资源是推动云南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明显的起伏发展趋势,并且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云南省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一种粗放型的。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52～2002

通过建立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模型,对1952～2002年间中国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建国以来各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TFP增长率波动很大,TFP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改革开放初期,TFP增长率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态。从1992～1998年,TFP有了明显的提高,其增长率连续几年都为正,这段时间TFP对产出增长的贡献高达22.22%。1998年到现在,TFP出现了负增长,TFP值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     

东亚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述评

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经验一直是国际经济学术界的热点研究领域,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东亚经济增长源的组成因子抑或生产函数,被广泛运用到探析该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奥秘"的研究之中.由于经济学家对TFP这一概念内涵的认知存在着差异,在考察和估算东亚经济增长源TFP时又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因此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差距悬殊,甚至相悖.TFP因子生产函数在东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探索,它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尚待更为缜密的测算,方法亦需创新,以期得到较为科学的量的测定.     

政府公共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证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动态研究

文章首先选取1978～2009年的数据,采用超越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了我国28个省份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的情况,其次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我国政府1978～2009年公共投资对TFP的影响.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公共投资总体上提升了TFP,其中经济性比社会性公共投资对TFP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另外,不同性质的公共投资项目对TFP的提升作用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述评

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是最近几十年我国政府确定的主要任务之一,党的十三大更是把这个问题写入了官方文件.但直到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没有转换过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然是我国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学者们分别从要素投入、要素贡献、经济增长的路径以及市场力量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等多个角度,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增长方式进行了分析探索,并从不同角度对增长方式转变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这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绩效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效率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力地支撑了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其中,技术进步是唯一动力,年均进步2.9%;综合技术效率则是退步的,年均下降0.8%。省际比较显示:东部沿海地区转型绩效较高,进步最大;西部地区的转型绩效也较高,进步较快;河南所在的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绩效最低,进步也相对迟缓,且与全国的差距日趋扩大。因此,要针对阻滞转型的原因,采取对应措施,大力推进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

经济增长方式向以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集约型增长转变是在经济新常态下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作为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维度,基于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理的分析,从资源配置效率与微观生产效率层面选取影响因素,利用中国2003-2015年30省区数据,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技术引进、对外经济开放、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显著正相关,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各因素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影响效应呈现出区域差异,空间异质性因素为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技术引进,空间一致性因素为对外经济开放、制度安排,因此,东、中、西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与逻辑不尽相同。     

公共支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证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超越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1978-2009年间中国内地28个省份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情况,基于我国1978-2006年间的省际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政府公共支出对TFP的影响.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公共支出总体上提升了TFP,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一定的政策效果.此外,不同的公共支出项目对TFP的拉动效应在区域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分析——基于人力资本结构视角

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原因有多个视角的解释,人力资本是其中的一个角度。理论上,根据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可将人力资本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企业家人力资本、专业人力资本和普通人力资本,三种人力资本以不同的方式进入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运用2003—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对不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和比较。结果表明,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专业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强。地区水平上,中部地区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最强,东部地区专业人力资本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最大,西部地区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于生产的直接作用最显著。     

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分析——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采用全国29个省份2000—2008年的数据,分析了城市化、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在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化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起到正向拉动作用;在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张;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在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建设用地扩张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提出为控制城市建设用地的过快扩张,政府既可以基于控制农地流转规模、城市土地利用规划视角,也可以从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制定和实施政策。     

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收敛分析

文章在1978—2011年东部各省份数据的基础上,利用豪尔和琼斯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同时利用纳尔逊和普罗瑟研究经济波动持续性时所提出的模型,来研究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的收敛性。通过分析研究,得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要素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密切相关,并且东部地区存在俱乐部收敛的现象。     

贸易与内生经济增长——基于中日数据的检验

贸易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出口产品种类的变化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表示技术进步的变化,进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利用中国和日本1991-2006年的相关数据,检验了产品种类增加型的内生经济增长.采用贸易数据近似衡量产品种类变化的方法,估算了中国相对于日本的产品种类变化,以此作为解释变量进而对中日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验证了贸易产品种类增加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我国电力工业增长方式现状研究

从电力工业增长因素变动、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变动、技术经济指标变动、经济效益指标变动四个方面展开对电力工业增长方式现状的研究 ,其中电力工业增长因素变动分析是文章的重点。     

基于增长核算分析的中国经济增长来源研究

应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增长核算分析框架,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产权结构、对外开放等制度变迁对TFP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开来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次是物质资本存量的贡献,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低,并且逐期下降。实证分析也表明,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用＂索洛剩余＂衡量的TFP的增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技术进步;所有制结构和对外开放等制度变迁是推动中国TFP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两个因素。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基于大连的研究

以大连为主要对象,比较中国一些主要城市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指标,探讨影响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主要因素,分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性,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最后给出相关政策。     

中印经济增长差异的“近因”分析——基于劳动增进型产出分解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采用劳动增进型生产函数对198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产出进行分解,分阶段考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两国产出的贡献程度,指出两国经济增长率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而这一差异又与中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