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的困境及优化

社会心理服务是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在多方参与合作的基础上解决社会心态培育、社会心理疏导、社会情绪调节等问题的重要手段,是深化心理建设和强化社会建设的内在需求。在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心理服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次重大拓展,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一项伟大创新。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基于居住地域的特殊性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逐渐形成了具有和谐性、包容性和差异性等特征的民族心理,但也因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社会心理服务作为促进各民族积极互动、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具备接受度高、有效性强和易于推广传播等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认识不足、人才匮乏和基础设施落后等现实问题。因此,欲推进与完善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可通过建立社会心理服务系统,引导理性民族认知;完善社会心理服务网络,搭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开展特色社会心理服务,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等途径,使人们形成正确的民族认知、维系深厚的民族情感、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不断提高各族民众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水平的过程中,构建团结稳定的民族社会环境。     

重视女员工心理疏导 构建银行和谐团队

<正>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两个词汇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中出现,尚属首次。这一新提法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及社会和谐的本质一脉相承,既彰显了党中央的人本关怀,也是对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观的时代诠释。     

正确看待信教群众 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正信教群众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是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积极力量。宗教大都主张仁爱、慈善、和平、包容,我国五大宗教中各有丰富的和谐思想和优秀文化。宗教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如:净化人心的道德教化功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诚信友爱;慰藉心灵的心理调适功能,促进人心安定,社会安宁;"和而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促进社会民主法治,社会和谐;崇尚     

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法律防控对策研究

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是指发生在我国某个区域呈现一定规模并关系到民族或者宗教性因素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从民族政策与法律的角度而言,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参与人群或当地政府某些部门法治意识淡薄,而我国相关政策法规还有待完善,当地政府有关政策信息并没有依法公开,不注重利用和构建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为此,要对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进行防控,一方面要加强少数民族群众和涉事地党政领导干部法律政策规范意识的培养,树立法律信仰,另一方面要完善公民参与机制和相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严格做到依法办事。     

“女书”对江永女性的影响阐释

"女书"具有文字的基本社会功能,能够成为思想表达的工具和情感交流的载体,而且在以"女书"为纽带进行联系的江永地区女性群体里,"女书"成为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边疆民族心理是边疆社会稳定的深层因素

边疆民族心理是在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及民族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它具有朴素性、互动性、感染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其中民族意识、民族认知、民族心态和宗教心理对边疆社会稳定具有深层次的影响.因此必须关注边疆民族的心理承受能力,淡化民族自我意识,用正确的舆论引导民族认知,建立民族心理的疏导机制,才能维护边疆的社会稳定.     

法治社会建设背景下涉藏农牧区草山纠纷治理与共同体法律文化基础铸牢

青藏高原农牧区草山纠纷问题对社会正常秩序影响巨大,经由“社会建设”的法治化是解决这一现象的重要保障。一方面,法治社会建设有助于增进农牧民自觉遵守法定权属线,减少草山纠纷,并由此促成农牧区对法律的认同,达成法律文化基础的铸牢。另一方面,经由草山纠纷依法解决、法律文化基础日益增进,也更利于促进法治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法治化的推进,对草原边界依法维持、法律文化基础铸牢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面临行为规范、社会组织、社会解纷机制建设的诸多问题。本文拟探寻、总结法治社会建设背景下加强草原权属界线社会公信力、铸牢法律文化基础的路径及经验。     

维护西藏社会稳定中的安全阀机制研究

安全阀机制不仅指社会冲突本身,也指社会政治机构避免或减少危机的一种机制,它可以使不满社会结构的情绪得到宣泄从而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我们应抛除对社会稳定的僵硬思维,更全面地从更大的系统去理解社会稳定的范畴。西藏地区建立安全阀机制应注意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健全社会管理体系,建立社会心理调控机制以及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社会管理法治建设的若干思考

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特殊性更加突出,任务更加艰巨,对法治的要求更高。法治建设是加强和创新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社会管理的基本路径,是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健全社会管理机制的重要环节,是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规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保障,在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肩负着重要使命。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依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宪法原则,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坚持强化法治建设、不断完善法治措施。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政府作用的县域视角分析——基于大理市的研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解决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伴生诸多社会问题,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路经,是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既需政策和制度的保障和规范,又需要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结合区域实际"因地制宜、因事施策",充分发挥作用,创新性实践。从县域视角对大理市社会治理中政府"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等条块工作实践加以分析,既能拓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分析视角,也能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履行社会治理职能提供现实依据。     

“区隔”与“疏导”：清代湘西苗疆边墙与族群交往秩序

族群关系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着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乾嘉苗民起义后,清廷在苗疆重修边墙,强化控制,稳定统治,引发了地域社会型构与族群关系演变。清廷依托边墙与边防体系严格区界,推行法治,明确身份,缓和了苗汉冲突,稳定了湘西苗疆社会秩序,使苗汉关系进一步弥合。清代重修边墙对湘西苗疆族群关系不仅是"量"的疏导,更是"质"的调控。     

群体传播视阈下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全面规划相关工作,体现国家向基层放权赋能、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夯实国家治理根基的决心。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国家治理基础、国家安全与乡村振兴,理应创新思路落实该文件精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为社会的流动性亟需流动性治理路径与机制,从而保障党的指引与部署“最后一公里”在民族地区基层落地。移动空间群体传播调适,赋权给普通民众,为底层主体表达与情绪、情感释放提供了路径,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巨大。群体传播的底层表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在线特性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话语方式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商性高度一致。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要善用群体传播,识别社会心态,洞察与回应社会关切,化解社会矛盾;挖掘地方性知识,转换为社会治理资源;改变社会粘合地带,重塑共同体,为社会合意达成提供了空间,重建社会治理基础;形成互动共治格局,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论民主党派推进中国法治的方式

对民主党派及其制度的思考,是一个有别于西方政党研究的中国问题。民主党派推进中国法治的方式包括三个方面。以参与立法,表达并整合利益的方式,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自觉守法,积极执行法律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以相互监督,开展平等对话的方式,维护法治统一。     

论民主党派推进中国法治的方式

对民主党派及其制度的思考,是一个有别于西方政党研究的中国问题。民主党派推进中国法治的方式包括三个方面。以参与立法,表达并整合利益的方式,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自觉守法,积极执行法律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以相互监督,开展平等对话的方式,维护法治统一。     

藏族群众行使参与权对创新藏区社会治理模式的作用和启示——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几起事例为据

社会治理模式和行使参与权具有相互包含关系,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保障人民行使参与权。随着藏区经济的繁荣和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技术在藏区的普及,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要在社会治理模式上有所创新。随着藏区的不断发展,藏族群众的公民意识、参与权意识大大提升,并通过一些具体实践行使了参与权,这是藏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需要面对的重要因素。丹巴县藏族群众行使参与权对丹巴县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使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得到丰富,也为创新藏区社会治理的互动机制、激发活力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公开透明机制和法治机制提供了运作的动力、契机、条件和资源,体现了行使参与权与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之间具有良性互动效应。     

论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的新发展

从疏导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方法出发,分析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所面临的新问题,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方法要注意从心理上、利益上和知行统一上进行疏导.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治功能的释放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广西民族乡法治状况研究”之三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多重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当地的传统道德资源及现代旅游资源,而且突显出了蓬勃的法治功能,成为我国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难得的法治资源.广西民族乡蕴藏着多姿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与之相适的运作机制,必定能使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出强大的正能量.它们不仅为国家法治提供了丰富的制度来源,而且对法治具有辅助作用,同时对国家公共行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分担和加功作用.     

澳门外地劳工社会认同研究——来自酒店业的调查

澳门外地劳工"社会认同"自我评价总体属于一个"中偏好"水平,社会交往素质、职业能力、品质特征、社会行为心理等四个公共子项目评价都高于"中性社会认同线";外地劳工"待人友善,容易相处""遵纪守法,不挑事端""积极勤奋,吃苦耐劳"等一些传统优点仍得到较多受访者的认可;而"综合素质不高"和"不善于与人打交道,有自卑心理"等"外劳"的传统"负面"形象有较大的改变。研究还显示,面对巨大的社会差距,特别是以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的"外劳"群体有一定的社会不平衡感。     

社会转型期藏区草场纠纷调解机制研究——对川西、藏东两起草场纠纷的案例分析

实现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的良性互动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问题.本文以川西、藏东的两起草场纠纷为案例,对藏区的草场纠纷调解机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藏区的草场纠纷调解机制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诸多两难困境:传统机制具有充分协商的优点,但由于政府强制力不足而在保障协议执行方面存在缺陷;现行机制突出了政府权威和国家法原则,却影响了民意的充分表达,因此经常出现毁约行为和纠纷反复.笔者认为,现阶段川西、藏东地区民众的法律观念和国家的法治意愿之间尚存在某种程度的疏离,借鉴传统机制中充分协商及宗教伦理约束等手段,有助于完善现行机制.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国家法功能调试价值探析——基于非正式制度视域

在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正式规范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它对于少数民族群体及其成员的文化心理、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少数民族习惯法依然具有传承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持社会秩序、规范个体行为等重要价值.在以法治为标志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习惯法表现出与法治理念的价值断裂、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价值递减和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个体价值认同弱化等问题.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应努力实现国家法体系的功能和习惯法价值的协调适应、加快习惯法在法治进程中的价值适应性、发挥社会转型中习惯法的独特价值、以群众的广泛积极参与增强习惯法的法律实效,使习惯法逐渐适应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