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村落社会变迁与民族“双重边缘”阶层的出现——以部分蒙古族村落社会分层现状为例

在社会分层理论和＂代际公平＂理论视野下,以蒙古族村落社会结构变动现状为研究视点,对蒙古族＂双重边缘＂阶层出现的路径进行实证化分析的基础上,为其配备了这种＂资格＂的充足理由;进而对＂代际传递＂不能正常运行的诸多原因为张扬点,强调＂代际公平＂合理传递的无比重要性;最后以＂社会关爱＂理念出发,对他们刻不容缓地进行政府和社会援助视之为本研究的着力点。     

论社会变迁背景下术语“慈善”的出现与普及

"慈善"一词在古语中大都用作形容词,将其作为概念和术语是20世纪初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该术语出现后立即被人们接受,至民初又得到官方文件的认可,终使其术语的地位得以确立。"慈善"作为术语的出现和迅速普及与近代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一方面,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激荡于中国社会的新名词洪峰中的一员,社会变革为其出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一方面,时人对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近代转型的自觉认知有力地推动了术语"慈善"的出现与迅速普及。     

“走西口”与晋蒙地区社会变迁

清代以来,人地矛盾等引起的晋、陕等地百姓大量涌入归化城土默特、鄂尔多斯、察哈尔等地,使该地区的历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促进了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融。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蒙古地区从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农牧并举的多元化社会,并呈现出游牧由南向北收缩,农耕区相应向前推进的态势。该文主要以“走西口”移民产生的历史根源、活动范围、其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等几个点作为研究对象,对“走西口”移民活动进行研究。     

“理番政策”与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刍议

本文着力论述了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当局的“理番政策”及其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影响。在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过程中 ,日本“理番政策”的手段是剿抚兼施 ,其间根据情势的变化有所侧重 ,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心甘情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 ,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本文认为 ,这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对新的情势的一种调适与反应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蒙古族游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内蒙古牧区旗县为例

游牧文化是蒙古族文化传统的根基,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发生了剧烈变迁,内蒙古牧区无法回避地卷入了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中,蒙古族传统游牧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变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要义,充分发挥游牧文化在内蒙古牧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内在能动性,走一条将游牧文化镶嵌于内蒙古牧区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蒙古族聚居区”概念的边界、适用范围以及泛化解释

概念研讨和边界澄清是当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蒙古族聚居区这一固有概念起航,对其传统意义上的各种表述法予以公示,并且以此为参照系,试探性地对其进行概念澄清和论证作业,进而以民族社会学视角对本概念的现代性延伸以及它所带来的各种次生概念也进行细述。最后,在对学术界使用本概念的情况进行简单回顾的同时,把概念解释和澄清之旅置于蒙古族发展这一时代所赋予的研究课题上。     

“游牧文化”与网络乌托邦

网络的开放性、自由性、平等性等神话的建立,催发了网络文学的疯狂生产.无论是否喜欢,网络文学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表征之一.     

蒙古族农村赌博成因与社会危害关系探源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赌博具有悠久的历史背景。据了解,赌博现象至迟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到秦时开始初步形成。赌博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且始终被人们视为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自古以来,人类也为治理或控制甚至消除赌博风气花费了很大力量,但是始终未见成效,赌博现象反而更加严重起来。通过以蒙古族村落社会的赌博现象为切入点,对赌博成因以及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危害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参照,提出了几点认识和建议。     

试析制约蒙古族聚居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

蒙古族聚居的农牧区经济就整体而言发展缓慢 ,其现代化程度 ,不要说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 ,就说与内蒙古城镇相比也存在着明显差距。蒙古族的传统 ,蒙古族聚居区的教育及人才流向状况都是制约蒙古族聚居区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因素。既要克服民族惰性 ,又要发扬民族优秀的传统 ;既要加强“双语教育”促进社会化 ,又要积极建立人才吸引机制。这是加快蒙古族聚居区现代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新疆单位社区社会变迁的人类学分析

该文关注新疆单位社区社会变迁,着重对单位社区居民的单位情感、社团组织、文化接触以及婚姻双方的互动等方面的变化进行梳理,并使用英国人类学家贝特森的多元发展理论对以上四个方面的结构关系模式进行分析,探究单位社区变迁的内在规制,借以理解在转型期中国单位社区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据此,该文认为多元发展的共时性是分析单位社区社会变迁和居民关系互动的重要视角,同时利用田野材料对这一理论在历时性上的缺憾加以补充。     

“融和型”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探究

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体现了多元优势融合、和谐发展的特征.本人在对上海社区青少年服务目标、服务原则、服务内容、服务方法和策略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融和型"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概念."融和型"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本土性特点.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     

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研究——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为个案

文章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为个案，分别从社区经济、组织、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概括出“盘根草格局”的基本特征，描述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主要过程。文章认为，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决定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和力度，而社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会进一步影响社区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     

社会转型过程中朝鲜族婚姻家庭边缘化的影响及其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朝鲜族婚姻家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出现了婚姻家庭边缘化的现象。朝鲜族婚姻家庭所面临的边缘化现象与我国部分地区的婚姻家庭所面临的边缘化也存在着共性。由此看来,尽快解决朝鲜族婚姻家庭所面临的边缘化问题,对我国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将提供科学、实效的理论与实践依据,进而为今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晚清官僚士人群体的人际交往

频繁的人际交往既是晚清官僚士人交流学问、寻求友情的重要手段,也生动地反映了处于末世的封建上层社会的腐朽生活。在整个社会生活趋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官僚士人没落的人际交往方式受到了先进思想家和新知识界的批判和挑战。伴随着制度鼎革和社会发展,人际交往方式及其观念的现代化变迁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     

全民社保与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社区居家养老模式逐渐成为应对老龄化危机的重要方式。但该模式在资金与服务上面临困境,普惠型的全民社保体系为社区居家养老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和老年津贴等收入保障制度筑牢了居家老年人经济供养的基础,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等医疗保健制度从经济补偿与服务提供双方面支撑起该模式的发展。但是尚不完善的全民社保制度无法完全解决社区居家养老模式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出路在于抓住历史机遇,重构参与主体之责任,充分发挥社区的主体作用,以实现健康老龄化。     

先秦汉魏亲情诗初探

作为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经》在主题意境、典故语汇、表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亲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魏时期的亲情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秦已具雏形的思妇诗、闺怨诗、悼亡诗,在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各自的类型特点以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汉魏亲情诗学习了《诗经》复沓迭章、比兴等手法和《楚辞》的寄托方式,写景托情,情景交融,很好地表现了主题和感情。可以说,经过汉魏时期,亲情诗在表现人伦亲情方面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较为多样的风格和题材(主题),成为独立的诗歌类型,从而迎来了是中国亲情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初级群体及其功能分析

社会群体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单位,社会群体生活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群体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如此,民族社会学更如此。处于转型期的西北民族乡村社会,社会群体特别是初级群体依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其进行功能分析有助于深化对它们的认识。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研究

构建适应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的社区管理体制新模式,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简要回溯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历史变革的基础上,总结了现存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模式的问题,并结合历史和现状客观分析阻碍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症结点,认为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要继续调整社区管理的工作模式,充分利用社区现有的建设资源,加快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