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儿童小说中儿童成长模式

建国后十七年许多儿童文学作品渗透着作家真挚、深沉的感情,字里行间翻腾着时代的浪花,该时期儿童文学具有独特的个案特征,它主要体现在儿童小说中儿童“成长’模式上。总的来看,十七年儿童小说中儿童“成长”模式可归结为这样几个特征：浓厚的革命情结、沉痛的苦难情结和严肃的“小大人”情结。     

沈从文与汪曾祺乡土小说之比较

沈从文与汪曾祺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小说作家。沈从文以一颗“执拗”的“乡下人”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汪曾祺则是跨越时代的富于灵性的作家,在乡土小说方面卓有建树。沈、汪两位作家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及其技巧乃同中之异,而从人生哲学看,汪曾祺从感情上接受了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沈从文则更多地体现在忧国意识和维护文学的独立性方面。     

论现代儿童小说中政治至上思想与儿童的“伪成长”

政治至上思想是中国现代儿童小说的无奈选择,是左翼革命文学与时代的产物,其虽然能使作品更具鼓动力、战斗力,但却因此而削弱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政治至上思想的来源就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相对的“民粹主义”,其在革命文学中的体现就是文艺大众化,期望用文学的力量让大众走向自省、自觉争自立.用文艺创作配合革命进程的政治至上思想使儿童小说中儿童的觉悟变得非常突兀,其成长也不那么切合实际,“伪成长”成为其主要特征.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小城文化

汪曾祺通过对小城记忆的再加工,经过情感的过滤,借助小城的不同场景,逐渐铺开小城细民的群体文化心态以及小城文化的多样表征。在这些小城文化中,汪曾祺表现了小城世界的“真是”境遇,礼赞了小城之子的至善品格,挖掘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存在。这也是汪曾祺小城小说所承载的文化意义。     

论汪曾祺小说的“水性”特质

“水性”是“汪味小说”区别于其他乡土小说的重心所在。内在的“泱泱水气”与外在的散文化形态有机融合,形成汪曾祺“像水”的散文化小说。“柔软”、“平和”、“静静”的故乡江南之水的形态不仅是其小说追求的艺术形态与审美特质,更凸显出他的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个性、人文关怀与文学变革意义。“水性”显示出汪曾祺在当代文坛中之所以为汪曾祺的独特存在。     

美在自然美在和谐——试析汪曾祺小说中的道家文化

汪曾祺的小说描写了自然状态下世界的美和人性的美,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美。这是一种超越功利超越世俗,在精神领域更高层面的追求,也是人们向往能生活得更美好的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在市场经济竞争异常激烈和越来越强调人自身全面发展的今天,研究汪曾祺小说中道家文化呈现出来的这种美就变得很有意义。本文欲从“生活空间”“人性人生”“精神境界”三个方面对汪曾祺小说中所表现的道家文化进行分析,进而认识其始终生机盎然、经久不衰的奥秘。     

对逝去的追忆——汪曾祺的“最后一个”模式

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写作题材和写作对象三个角度对汪曾祺的小说进行了研究,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汪曾祺作品中的“最后一个”模式;《戴车匠》《鸡鸭名家》等通过对劳动者高超娴熟的传统手工艺的描写,抒发了汪曾祺对传统手工艺消失的惋惜;《羊舍一夕》等折射出人性的美,反映了汪曾祺对过去的追忆和怀念;《陈小手》等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批判了封建旧势力与当时丑陋的社会现实。“最后一个”模式概括性地反映了汪曾祺文化小说中的独特艺术魅力与审美特征。     

鸡鸭名家汪曾祺

汪曾祺被公认为“大器晚成”的作家 ,他不为人知的早期杰作《鸡鸭名家》证明这是个误解。他“晚成”于 2 0世纪 80年代 ,仅仅是由于特殊的时代。然而他又并没有像大部分同时代作家那样被时代“耽误”,反而创作力勃发 ,这是由于他特殊的性格、学识、立场以及艺术天赋。也正是这一切 ,决定了他生趣盎然的大写意风俗画的小说风格。     

余华成长小说的中国特色

“成长”无疑是人类一个永恒话题,“成长小说”这一文类的创作及研究对其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诠释。此类小说最早出现在德国并繁荣于英美,国内也不乏此类小说的创作,余华的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兄弟》等表现了“生理的无知”、“精神的孤独”、“亲情的残缺”这些成长主题,但与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这一经典范本相较,又具有成长主体自觉精神缺失、成长“在路上”以及采用“单线型”叙事模式等“中国特色”。     

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小说的“游戏”品格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个既在潮流之中又在潮流之外的独特存在。评论者在谈到当代小说的“游戏”性质时,主要始于“现代派”、“先锋文学”,而忽略了汪曾祺的小说。笔者试图从游戏姿态、游戏心理、游戏手段和游戏取向四个方面分析,表明汪曾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进行了结合小说与游戏的最初尝试。     

庄禅文化意味在汪曾祺小说中的体现

为了深入研究庄禅文化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体现这一问题,细致解读了汪曾祺新时期的主要小说,庄禅文化意味在其中通过超脱世俗的市井众生、随缘任运的逍遥人士、清风明月的真情之人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体现了庄禅文化以平常心在不离世俗中超越世俗的生存方式、以随缘的人生态度追求自由无碍的人生境界以及重情惜缘的精神意旨。     

当代性写作与汪曾祺的小说文体观

汪曾祺对小说文体的认识体现了他对当代性写作的追求,主要表现为在对传统小说文体观念批判的基础上,追求一种直觉的表象的真实;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小说与其它艺术门类、中外古今文学传统及作者和读者关系;在题材、结构、人物塑造和小说语言四个方面的小说文体创新实践.     

浮华落尽见真淳--论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精神

世俗化的观照对象和口语化的叙述框架是汪曾祺小说精神本色化的主要表征.而这种独具个性的精神风貌又和汪曾祺的性灵化境界密切相关.其迷人的美学意蕴主要体现在平淡的老境和简约的古境上.与现代的新潮小说相比,汪曾祺的作品传统化因子最为丰富,诗情的承袭和画意的追求是其主要精神内核.     

跨越时空的对接——汪曾祺与晚明文学

晚明小品文对汪曾祺创作影响很大。其精神内涵,即重视个体价值、珍爱个体生命、憧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与汪曾祺以个性自由精神为人格内核的现代意识相契合;此外,晚明小品文贵创求新、尊情融俗的创作观也与汪曾祺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思考有许多相通之处。     

汪曾祺小说《受戒》与中国文人画

汪曾祺自20世纪80年代初再次登上文坛,就以其小说淡雅平和的独特风格引起文坛的瞩目。作者受传统文化熏陶,其小说中蕴含着中国文人画的艺术手法和艺术精神,其代表作《受戒》便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人画的简约、淡雅和玄远之风。汪曾祺对于中国传统精神的呈现,是对中国传统文脉的继承,亦是对民族精神复兴的守望。     

“汪曾祺散文热”现象透视

对“汪曾祺散文热”现象进行了透视,阐述了“汪曾祺散文热”形成的原因和影响,指出由于散文自身发展的要求,使汪曾祺的散文受到读者的喜爱,特别是汪曾祺独特的散文创作观也迎合了新时期读者的消费观念;同时,分析了“汪曾祺散文热”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     

王统照的乡绅形象书写

受齐鲁地域文化影响,王统照善于从道德视角观察和描摹人物。兼具传统与现代文化修养的王统照在小说创作中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塑造了众多性格丰满的乡绅人物形象。按照时间序列,乡绅分为旧乡绅和新乡绅,王统照对两类形象都有所描摹,并以理解之同情写出了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特别是道德生活和心路历程。王统照的乡绅系列小说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反启蒙”叙事,具有以小窥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汪曾祺小说叙事方式的取向分析

文章以汪曾祺小说散文取向、语言追求与追忆往事的叙述方式为三个基点,分析其短篇小说的文体取向以及这一取向为他的作品带来的风格和效果。      

双星闪耀 各呈其彩——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市小说审美差异性探源

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不同时代的上海女作家,她们的都市小说在题材选择、女性形象塑造以及美学风格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其审美差异性主要源于她们的时代家庭背景差异、女性意识差异以及审美意识差异.     

找寻久远的记忆：－从《长恨歌》看王安忆和张爱玲的相似性

王安忆的《长恨歌》表现出与张爱玲小说的相似性。《长恨歌》是以一个女人的一生来描述上海这座城市的长篇小说。小说从“生命的韧性”和“人生的安稳”两个方面表现主人公王琦瑶的人生,并进而归纳对这座城市的认识。这与张爱玲小说的思想倾向相契合,它们都来自女性的经验记忆,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女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