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文集》部分作品系年考订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者之一。他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伟大革命家、思想家,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剧作家,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郭沫若同志一生的著述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宝库的珍贵遗产,学习和研究郭沫若著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迫切的重大的课题之一。     

“只顾攀登莫问高”——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今年11月16日是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当代学术大师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本刊特请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郭沫若研究专家黄侯兴等同志写了纪念文章,在本期发表。 侯外庐同志作为郭沫若同志多年的好友,在这篇情深意挚的纪念文章中,着重回顾和高度评价了郭沫若革命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治学态度,殷切嘱望我们一代学术新人能够继承和发扬郭沫若的优良学风,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事业中,不畏险阻,勇攀高峰。     

憧憬社会主义社会的《女神》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杰出歌手,早在“五四”时期创作的《女神》,就喷涌着追求社会主义理想,憧憬社会主义社会的磅礴诗情。关于《女神》的创新价值,“开一代诗风”之说简洁而概括,不存在什么异议。但笔者认为,本诗集主题的“开一代诗风”,突出表现在率先歌唱社会主义。正像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所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     

郭沫若是鲁迅的战友

郭沫若同志不幸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与世长辞。邓小平副主席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说，郭沫若同志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这是对郭沫若同志战斗一生的正确评价。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和鲁迅（１８８１──１９３６）是同时代人。他俩的事业都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人又都经历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郭沫若比鲁迅小十一岁，鲁迅比郭沫若早逝四十一年，但仍不应把他们看成是两个时代的人。 鲁迅和郭沫若，在历史上…     

《女神》的积极浪漫主义特征

郭沫若同志不仅是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而且也是我国杰出的作家和诗人。远在三十七年前,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为祝贺郭沫若同志五十寿辰和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而写的文章中曾说:“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     

郭沫若论历史剧创作

郭沫若同志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作为杰出的戏剧家,他创作的剧本,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宝库中一份极其珍贵的瑰宝。他一生写了十九个剧本(包括诗剧和未完成的剧作),除《甘愿作炮灰》是现代题材外,其余十八个都是取材于历史或神话的。这十八个历史剧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给予极高的评价。郭沫若不仅对历史剧的创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发表了许多关于历史剧的主张和论述。学习、研究这些主张和论述,对     

郭沫若故居来信

本刊1992年第4期发表了《郭沫若佚文——〈我为什么这样写朱女和侯女〉》之后,编辑部给北京郭沫若故居寄去了这一期刊物,为本刊提供郭老佚文的本刊编委刘勋华同志转汇去《佚文》的稿费.不久之前,刘勋华同志收到了郭老的女儿、北京郭沫若故居副馆长郭平英同志的来信,现全文刊登如下:     

《我来广东的志望》——郭沫若同志的一篇佚文

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郭沫若同志从上海到广州,应聘到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任文科(即文学院)学长职务。一个月之后,郭沫若同志撰写了《我来广东的志望》一文,高度评价了当时正在勃兴的国民革命,叙述了他在国民革命中应抱的宏图大志。该文充分反映了郭沫若同志在“广大”的实践,是接受中共广东区委的影响和帮助,在思想上发生转变,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但迄今在关于郭沫若同志的著述目录、著作年表中却对该文的记载均未提及,或仍为空白。郭沫若同志本人也许由于北伐战争中戎马倥偬,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潜踪日本的流亡生涯,使他淡忘了这编短文,以致后来既未收入文集,也未在回忆中提及,实为莫大憾事。我们在中国博物馆收藏的《革命     

《后记》

1979年,孙席珍同志接受委托,参加《郭沫若全集》编注的审阅工作,负责审校文学编1至5卷十多个诗集的注释。孙席珍同志对郭老有深厚感情。早年他曾是郭老的部下。解放后,他长期从事郭沫若研究,若有《郭沫若诗歌研究》等书稿,可惜在十年动乱中毁去。后来他又撰有《怎样进行郭沫若研究》等文章多篇。1981年以来,他长期认真仔细地对待《郭集》的编注工作,先后校阅了1至4卷的诗集十多种。后来,接到文学编顾问聘书,又校阅了《三叶集》一卷。     

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贡献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语中论述他的研究方法的时候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史学研究的生涯中,把马克思这一从事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路线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不仅科学地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史料学在我国的建立也作出了巨大贡敏.本文拟就郭沫若同志在史料学方面的贡献略加阐述.     

试论郭沫若的早期思想和诗作

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作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的卓越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不朽著作是博大精深的。我在这里仅就他早期思想和诗歌创作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悼念我国伟大的诗人郭沫若同志。一郭沫若诞生在一八九二年。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正是我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变革相继而生的时期。一八九八年发生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戊戌政变。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年,又发生义和团反对外国侵略的农民运动。一九一一年则爆发了酝酿已久的资产     

郭沫若的语言风格

<正> 郭沫若同志一生和语言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著述等身,翻译如林,加以应酬文字,数目约在一千五百万字以上。六、七十年的文字生涯,使他在用词、造句、布局等方面,形成自己的风格。郭沫若同志用词汇编织起来的语言艺术,在气象万千的图景中,表达出丰富复杂的情意,具有特殊诱人的艺术魅力。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我们研究沫若同志的语言风格,当然不能离开其思想内容。郭沫若语言风格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郭沫若语言风格的第一个显著特征便是纯真。这自然是由他襟怀坦白,肝胆照人,光明磊落,直率真诚的性格所决定的。巴金同志说。“我同郭老接触多年,印象最深的是他非常真诚,他谈话、写文章没有半点虚假。我想说他有一颗赤子之心。”(见久文艺报》1978年第一期)     

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简介

当郭沫若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由四川省乐山地区、乐山市和四川大学联合主办的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于六月十一日至六月十九日召开。会址在郭沫若的家乡乐山市。 来自全国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九十多个单位,一百三十多人参加了大会。其中著名学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付所长吴伯萧,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楼适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戈宝权,四川省文联艾芜,四川省文史馆段可情,     

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在抗战时期连续写出了六部著名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和《孔雀胆》。这些剧作不仅反映了风雷激荡的时代精神,而且表达了作者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郭沫若的史剧深受毛泽东同志的称赞。毛泽东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的史     

郭沫若同志在广州

在共产党人瞿秋白的推荐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骋请郭沫若同志当了文科院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郭沫若与郁达夫、王独清一道离开了上海,于二十三日早晨到了大革命的根据地——广州。因事前安排,他到随后遂去了林祖涵(伯渠)同志家。在林祖涵的书房里,与毛泽     

读《李白与杜甫》

前言《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同志的一部学术著作。作者功夫精深,开拓新路,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文笔活泼,时见高论。本人读后,获益不浅,但有些地方,却亦未敢苟同。本文写就之后,原想争取郭沫若同志的指教,不幸郭老溘然长逝,令人悲痛之余,深为惋借。本文既有争鸣之意,且亦是对郭沫若同志的深切怀念!     

在山东省“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

同志们、朋友们: 在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文学家、革命活动家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相聚古城曲阜,召开“郭沫若诞辰百周年纪念大会暨郭沫若学术讨论会”,纪念这位文化巨人,进行郭沫若研究的学术讨论。这是我省郭沫若研究的一件大事,也是大家相互切磋、交流学术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请让我代表山东省郭沫若研究会,向参加会议的各位朋友,致以亲切的问候。     

评王淑明“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郭沫若是“五四”以来的前辈作家,他为我們写了許多优秀的詩歌、戏剧、和学术論文。对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的作品,应当有正确的評論。读了王淑明同志在1958年第二期“文学研究”上发表的“論郭沫若的历史剧”后,使人觉得,王淑明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比較详尽地阐明了郭沫若历史剧与历史的区別,以及他創作历史剧的目的是为了“借古喻今”;在文章的开头指出了作者写“历史剧是有意識地将它作为一种斗爭武器来使用……較之那些虽然取材于現实     

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看郭沫若的治学精神

郭沫若知识渊博,思想解放,著作宏丰,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仅就史学著作的数量而论,据黄烈同志估算,现在收入《郭沫若全集》的历史编、考古编、文字编中,涉及历史内容和历史见解的篇章,“不少于七百万字”.中国古代史分期,是国内外史学界都很关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郭沫若对这个问题,花了几十年的功夫,看法几经改变,最后才把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定在春秋、战国之交.这个结论目前虽然还未取得一致认识,但连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也承认,“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并为多数人所接受”.本文拟对郭沫若关于中古史分期意见的演变及其治学精神作一探讨,不对之处,请予指正.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开拓意义——纪念范文澜诞生100周年

今年11月15日,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大师范文澜同志诞生100周年.范文澜同志是与郭沫若同志并称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奠基者之一.他一生著述丰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刊特发表陈其泰同志的文章,以表达对范文澜同志的敬意和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