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统计执法中的证据

一、证据的概念、特征及种类统计执法中的证据,是指用以查明统计违法案件事实,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客观事实根据。证据是查明统计违法案件事实的基础和正确适用法律的依据。它是统计执法人员认识不可能预先了解的案件事     

浅谈统计违法案件的证据收集应当注意的问题

证据，就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是认定事实的根据。证据的收集是办理整个案件的基本过程和关键步骤，证据是行政执法的基础，是正确运用法律的依据。只有依据齐全，确凿的证据，才能正确认定案件的事实，才能正确适用法律，防止错案的发生。统计违法案件的处理，必须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功能、困境与本土化思考

先议制度模式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少年保护与社会防卫双重价值的衡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的功能分为:落实罪错少年的最大利益保护、优化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规范案件办理程序的正当性、增进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发挥先议制度的指引功能。此制度运行中面临先议主体的适格、绝对保护下的价值以及实体和程序事项与先议制度衔接的困境。结合我国的法治环境和司法实践,在符合本土司法体制特别是未成年人司法体制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先议制度需要落实采用检察机关主导,多元主体为辅的模式、适用刑事案件,兼具不良行为的范围、实行分级干预保护管理的体系以及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适应的配套机制。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述评与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积极回应了当前面临的未成年人法律困境和现实诉求,提出和细化了许多具体举措,尤其是新增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确立了国家监护制度,体现了重大的进步。在立法关系上,无论是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草案,还是与现行的其他涉及未成年保护的相关法律,未保法草案均与之存在着不协调问题。未保法草案的修法思路亟待从“理想化的统领和难以操作的补漏”转向务实性的“重点明晰和问题导向”,亦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福利法化”并呼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少年法化”。未保法草案的体例布局未能充分体现立法本意和修法初衷,在概念厘清、文本形式、涵盖内容与表达逻辑上均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媒介娱乐化背景下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与防控对策研究——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趋于低龄化。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视角来看,未成年人越轨行为发生的内部机制在于：低龄未成年人从示范性事件中进行观察学习;获得其中的符号表象;通过再现符号表象,在自我强化和外部强化的促进下做出越轨行为。社会学习理论认为,示范作用之所以能够产生学习,是通过其信息功能,而媒介作为一种信息传播载体,是低龄未成年人进行社会学习的重要渠道。在社会媒介市场的内核是利益驱动的背景下,社会媒介娱乐化使得其承载的内容表面上是“寓教于乐”,实则“品味低俗”,这对于低龄未成年人起到了负面的示范作用,同时对于其道德标准的构建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未成年罪因探讨及预防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现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以近年来成都市青羊区、武侯区公安分局提供的数据为例,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呈微弱上升趋势,而从全国的范围内看,未成年人犯罪率更是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普遍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未成年人涉嫌违法犯罪的各类案件主要有几个特点:一是以侵财犯罪为主,主要集中在盗窃、抢劫等类型,城市为主要发案地。二是团伙违法犯罪增多,且后果严重。三是违法犯罪日趋低龄化,受教育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学校教育管理上的失误由于我国是农业大国,3亿多的中小…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特征及治理对策——以山东省JN县人民检察院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视角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事关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宁,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民族的未来和希望。近年来,性侵害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对新时代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以山东省JN县人民检察院2019年至2022年办理的性侵害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信息为基础数据,对此类案件的基本信息、案件特点、发案原因等进行分析,从基层检察机关的视角就发现的社会治理等问题提出检察对策,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暨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研讨会综述

为未成年人提供综合司法保护,是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目标,如何更好地统筹运用未成年人“四大检察”职能,探索更加契合涉未成年人案件特点的多维度、集成式、系统性履职方式,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积极探索。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是提高未成年人检察监督能力的重要依托,亟待从理论上界定数字未检的内涵外延,从实务上探索数字未检的实现机制和方法。2023年6月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委员会2023年年会暨“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暨大数据赋能未成年人检察监督”研讨会,来自理论、实务界近100名代表参加会议,围绕主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充分发挥询问笔录在统计执法中的重要作用

询问笔录是指统计执法人员在统计执法,特别是在案件调查、案件复查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收集证据,而向案件当事人、证人和其它有关人员调查询问与案件有关情况时所制作的笔录。属于证据类法律文书。询问笔录适用于统计执法人员为查清案件事实询问当事人、见证人、知情人或其它有关人员时使用。在统计执法检查中进行现场询问笔录,不仅完善了统计执法检查工作,而且规范了统计执法检查程序,     

如何做好统计询问笔录

询问笔录是统计执法检查(稽查)中,统计执法人员对相对人进行询问时的记录,是查处统计违法案件的重要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证据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笔录能否真正成为处罚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经过人民法     

对企业所得税制优化的思考

一、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存在着诸多问题(一)企业所得税立法层次不高我国目前的内资企业所得税,依然停留在国务院以条例形式发布的立法层次。首先,这不符合我国《立法》第8条,关于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同时也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之“法”仅指法律,即最高权利机关所立之法,而不以法的其他形式来规定税收,这也是各国通行的惯例。其次,国家税务总     

未成年人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难题及破解之道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别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对未成年人权益起到了保护作用。从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强制措施的适用现状看,体现了“少用”“慎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精神,但还是存在羁押率过高、非羁押强制措施使用不足、羁押必要性审查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这与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未成年被追诉人违反非羁押强制措施的义务规定以及公安司法机关力量不足等因素具有密切关系。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强制措施的适用应当坚持并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和“以非羁押为原则,羁押为例外”的原则;落实对未成年被追诉人适用非羁押措施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改革非羁押强制措施制度,减少异地犯罪未成年人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区别对待现象。     

我国收容教养制度之检视与重构

厘定收容教养的法律属性是正确认识收容教养、确立改革方向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处罚说”“强制措施说”等观点的评析,指出现有的收容教养是对罪错未成年人的一种社会保护措施。收容教养制度在立法和适用上存在适用年龄界限不清、适用标准不统一、收教场所不确定、执行方式重“罚”轻“教”等现实难题,严重影响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预防犯罪的效果。建议在宏观考量立法宗旨和部门法协调的基础上,重构收容教养为“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强制教养制度”并纳入《刑事诉讼法》,完善审查决定程序和监督机制,去除合法性硬伤;明确强制教养的年龄下限,综合主客观因素细化“必要时”这一具体适用标准;改造工读学校为固定执行场所,设立弹性强制教养期限,优化执行方式。     

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承办中的女性法官——以C市某中级法院及其辖区基层法院为分析对象

对C市某中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基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承办法官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绝大多数法院将此类案件分由女性法官承办。通过进一步深入的访谈,由女性法官承办此类案件主要是基于性别的考量。女性特质与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审理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能够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女性性格与生活经验对于案件审理的促进;二是女性母爱与刑事司法理念多元化之间的融通;三是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与此同时,女性法官在承办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过程中也面临着一定的执业困境：一是如何寻找和把握惩罚犯罪与教化被告人、保护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平衡;二是如何缓释女性法官长期承办未成年人性犯罪案件形成的心理压力。     

网络时代未成年人涉罪及被侵害案件趋势分析与预防对策研究——以四川省B区人民检察院近3年的办案数据为分析样本

网络时代未成年人犯罪及被侵害案件逐年增多,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严重影响未成人的健康成长。本文通过基层检察机关的视角,以具体案件为样本,重点分析网络时代未成年人犯罪及被侵害的现状、存在的特点及产生的原因,并围绕未成年人自身、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个维度,深入研究、探讨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及被侵害案件发生的路径。     

网络游戏商业代练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司法规制

随着网游产业的高速发展,网络游戏商业代练领域的不正当竞争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关注。在我国首例架空“防沉迷”系统案中,法院作出了准予诉前行为保全申请的裁定,并最终判决涉案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该案件的裁判不仅维护了网游产业的公平竞争秩序,也有效保护了未成年人群体的合法权益,为后续网络游戏商业代练案件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司法规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     

黑龙江省:青少年犯罪状况分析

青少年犯罪是由儿童向成年期过渡这个特定年龄阶段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青少年犯罪是指25岁以下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上的青少年犯罪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也称未成年人犯罪。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青少年犯罪,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犯罪青少年成为社会刑事犯罪的主体,案件数在整个刑事案件总数特别是重大刑事犯罪活动中占有很大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的重构与完善——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为切入点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高发常引发有关应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而争议的本质在于应否采用刑罚手段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即站在传统报应论立场的“以刑代教”与基于现代预防刑论的“以教为刑”之争。引发争议的现实原因在于我国现有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的“失灵”,即存在刑罚与非刑罚处遇措施不明确、保安处分措施缺失与刑事政策偏重保护等方面的局限。在现有体系尚不完善之时,仅仅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扩大犯罪圈恐非良策。同时考虑到立法成本与司法现状,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引入亦不可取。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对现有体系进行完善: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预防,在个案中充分贯彻个别化原则,并在现有的犯罪治理体系中增设保安处分规定。     

经济危机如何影响城镇居民就业心态

中国社科院刚刚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0年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中，公布了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最新完成的《2009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报告指出：2008年年底开始的经济危机，带给城镇居民的影响，除了客观上的收入变化，更多的是主观上的心理危机感——担心收入下降、担心失业、不知道危机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等心理均一定程度上存在。     

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中间品进口作为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途径,对促进一国生产及出口结构升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基于进口产品种类变化的利得视角,考察了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企业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效应。研究显示:企业从国外进口更多种类的中间品有助于促进其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更换核心指标测度方法等多种检验后,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从影响机理上看,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主要通过“产品创新”的直接途径和“生产率提升”的间接途径来推动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此外,受进口来源国类别、企业所有制形式以及行业技术特征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程度存在不同。本文从经验上证明了“以进口强出口”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对评估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扩大进口”政策的经济效益,以及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