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机制与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的研究 ——以新冠肺炎(COVID-19)谣言为例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成熟发展既助长了谣言传播,但同时也为辟谣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会.辟谣是否产生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是否受到影响而做出改变,个体的谣言修正行为可被视为辟谣效果的真实体现和反馈,具体可分为删改谣言信息和分享辟谣信息两种行为.为了理解社交媒体用户谣言修正行为深层的社会心理机制,厘清多种社...     

新冠疫情环境下企业社交媒体使用#br#——以公共社交媒体为调节变量的研究#br#

疫情期间,以企业网络信息平台为代表的企业社交媒体在防疫安全、信息交流、组织协同、生产运营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得到广泛应用并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员工参与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影响着企业网络平台发挥应有的效果。国内外有关员工的企业社交媒体使用方面的研究目前存在不足,企业社交媒体使用受何种动机影响尚不清晰,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对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产生调节作用的显著区间仍缺乏量化数据支撑。因此,基于使用满足理论（UGT）,该研究提出并验证了企业社交媒体使用程度、使用动机以及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三者间作用机理的模型框架与研究假设。通过研究发现：信息共享和自我记录是员工使用企业社交媒体的动机;只有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达到中等偏上或更高水平,才会在信息共享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娱乐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此外,通过Johnson-Neyman方法分析,获得了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产生调节作用显著区间的量化结果。研究发现有助于企业社交媒体使用程度、使用动机以及公共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三者间作用机理的认识,为国内企业解决信息管理方面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决策依据。     

重大疫情危机事件网络谣言治理--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

在重大疫情危机事件中,网络谣言削弱政府公信力,不利于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以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例,分析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与危害、成因与治理,对打赢疫情阻击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要从疫情信息及时公开、树立良好政府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网民伦理教育和网络法律监管等方面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在此基础上,对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网络谣言展开进一步思考,反思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信息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及应对研究

目的/意义“信息疫情”是当前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大流行”。区别于病毒疫情,“信息疫情”不仅是关于传染病错误和虚假信息的传播,更牵涉到不良情绪的规模化传染。设计/方法通过理论演绎和案例分析,将“信息疫情”划分为四个类型：不确定的“疫”与惊恐、被道德化的“疫”与怨怼、被苦难化的“疫”与同情疲劳、被误读的“疫”与戏谑。结论/发现时空媒介化、病毒网络化、公众情感化是催生“信息疫情”的主要原因。当下,“信息疫情”已成为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伴生的新常态,这要求我们将“信息”“疫”“情”进行联动性地思考,织密织牢常态化疫情防控信息安全网。     

探渊与防治：疫情突发背景下社交媒体“信息流行病”分析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新冠病毒广泛传播,随之出现的社交媒体信息流行病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社会舆论,干扰了社会各界抗疫工作的正常开展。社交媒体的信息过载、传播主体与传播渠道的变化都对虚假信息的滋生和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对疫情期间的信息泛滥乱象清本溯源,有助于社交媒体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并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舆情方面的正确引导。而要根治信息流行病,需要在溯源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信息公开透明度,规范社交媒体传播秩序,全面提升公民科学素养。     

中国媒体应对复杂国际舆论环境的实践与思考 ——以新冠肺炎报道为例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国际舆论场上一次热点频出、持续时间久远的传播事件.疫情期间,中国媒体在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身先士卒,充分报道了党和国家的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传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健康卫生共同体等理念,取得了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与此同时,必须看到,"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依然延续,中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户外标语传播的功用与问题——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作为公共信息传播媒介的户外标语,在凝聚社会各界共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梳理户外标语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中的媒介优势,论证了其功用。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剖析了户外标语传播中存在的用语粗俗、内容过激、地域歧视及管理缺位等问题,并从内容创作、传播管理视角提出优化建议。     

自由迁徙、城市化与公共疫情治理——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病毒感染与医治是个体医学问题,疫病传播扩散与控制是群体性、整体性的社会问题。2020年春节前后大规模人口流动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新冠病毒的迅速蔓延,以及随后的非常规、高风险、高成本的疫情防控及相关问题。通过赋予公民自由迁徙权,从根本上减少大规模、高风险、候鸟式人口流动,不仅有利于疫情的防控,而且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治理及其效能探析——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社会治理效能关乎国家治理效能乃至现代化进程。在疫情防控上,我国社会治理各主体积极应对,国家力量积极统筹,市场力量、公共服务系统与多层次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取得了出色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资源调配不公、参与秩序紊乱等治理效率不足的现象,社会治理的“效”与“能”存在差异。这一现象实则为我国制度优势保证了治理总体有效,而突发事件的特性与社会治理主体能力不足导致了治理出现局部偏差,需要遵循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思维理路,实现“效”“能”并进。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城市居民休闲行为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2016年和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调查数据,以北京为例,从休闲时间、休闲活动、休闲消费支出三个维度,探讨了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城市居民休闲行为及其变化。研究发现：工作时间挤占了休闲时间,影响了居民休闲参与;疫情限制了居民的休闲活动空间,线上休闲成为重要休闲方式;疫情抑制了休闲消费支出的增加,与经济增长差距拉大。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愈加注重休闲的品质。为更好地满足国民休闲需求,在时间保障方面改革休假制度,推进带薪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在休闲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通过文化、科技双轮驱动,促进休闲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普及休闲理念、培养居民休闲技能,通过制度改革、市场监管等优化休闲消费环境。     

透过新冠疫情报道看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迄今已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两年之久.在国际舆论场上,围绕疫情展开的舆论斗争也从未间断.从过去两年的实践来看,中国媒体实现了在国际传播领域的新发展新突破,国际传播能力显著增强.本文以中国媒体在疫情期间的报道为切入,梳理中国媒体在疫情报道中的亮点,阐述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的发展现状.本文同时关注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场...     

社交媒体下的科学传播:对话模型的初现与缺失模型的潜回

移动社交媒体环境正深刻影响着科学传播的发展进程.本文通过抓取9个微博科普博主的相关数据,依据科学传播的基本模型,重点分析媒介、传播主体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中传播主体与用户的对话结构和内容适应着网络运行逻辑.以用户导向构建话语秩序,是科学传播中对话模型的初期发展形态.但本质上,科学传播仍未脱离缺失模型...     

论重大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重大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进行个人信息共享,是对疫情状况进行研判预测的前提.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个人信息共享中存在信息获取内容的非必要性、信息获取主体的非授权性、信息登记传播的非隐私性、信息获取使用的非程序性以及信息泄露侵权风险.在重大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获取应该遵循程序法定原则,认定只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机构才能收集个人信息,获取信息内容应当以必要性为原则,获取过程需要遵循告知同意原则,在个人信息的合法使用中,应符合目的性原则,实现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对于重大疫情防控时期个人信息共享中的侵权问题,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认定相关主体的补充责任、按份责任或连带责任,实现疫情防控时期个人信息的依法保护.     

社交媒体对网络新闻传播的影响分析——以微博为例

微博作为一个突出的社交媒体代表，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开放性、自由性的特点，迅速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传递信息的一个平台。本文简单分析了微博对网络新闻传播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通过它的消极影响给出自己的建议，希望以此推动网络新闻传播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