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焦虑”的关怀伦理调适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着民众的生命健康和日常生活,并让民众情绪产生一种“疫情焦虑”。在文化哲学审视下,“疫情焦虑”是对未来发展“不确定性”、主体自由“受限性”以及生命存在“虚无性”产生的心理反应。关怀伦理学具有注重“情感性、情境性和关系性”的理论品性,因此用其调适新冠肺炎“疫情焦虑”具有合理性。用关怀伦理调适“疫情焦虑”,应以“用情倾注、依境而为、整合关系”为进路来实践。     

“中国式过马路”的伦理之殇

“中国式过马路”反映出当下部分中国人守矩美德的缺失、生命敬畏的缺少、义务道德的缺乏等道德问题;“重私德,轻公德”思维惯性的影响、效率“经济人”的理性选择、社会转型期的心理焦虑是“中国式过马路”伦理之殇的诱因：改善交通基础设施、以法律呵护道德、加强舆论宣传与监督、重视道德教育与践行,提升交通参与者的素质德行,是“中国式过马路”道德治理的现实路径。     

现代社会中的道德焦虑及其化解

道德焦虑"是人们在道德选择与践行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心理困惑与不安。它来自于行为者内心中的道德取向与外在道德行为之间的价值矛盾或方向背离,是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间一致性在个体心理和情感上的反映。由于道德内涵的变动性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滞后性,道德焦虑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建立合理的价值评判标准,维护理性与情感的平衡,完成他律到自律的转化,是走出当代道德困境、化解"道德焦虑"带来的负面情绪影响的重要途径。     

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政治道德问题研究

［摘要］保持党的纯洁性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研究的重要对象。同属道德范畴与政治范畴的语境,纯洁性不仅是执政党建设的内在道德要求,也是执政党伦理建设的理性基础。纯洁性建设与执政党伦理建设具有“执政为民”的共同旨趣,纯洁性自我净化的主体性与执政党伦理的自律性要求相通,纯洁性追求的价值理性及情感共鸣与执政党伦理浸润的公共理性体现一致。在实现路径上,基于伦理学视阈从“是”与“应该”、实践理性与道德评价、自律与他律等重要关系,把握保持党的纯洁性的价值与事实、理性与现实、“应然”与“实然”,具有重要的政党理论价值和道德实践意义。     

孔子之“乐”的论域、呈现及支撑

当代中国对生活持悲观焦虑情绪者众多,回望我国传统文化,孔子的积极乐观精神具有启发性,值得借鉴。孔子之“乐”属于“情”的范畴,儒家之“情”有两个维度：群体之情与个体之情,孔子对个体之情论述更多。“乐”是“情”落实到现实层面的外在表现,是个体的情感体验,呈现为道德情感(孔颜乐处)、审美与道德情感的融合(曾点气象)、日常生活之感性情感(无私忧、乐观)三部分。孔子乐观是因为有坚定信念的支撑,这种信念进一步细分为“志为君子”和“尽人事以待天命”。这样的信念在今天依然不过时,即使建立其中一条,也能支撑起人的乐观精神。     

道德重构与德育反思

历史和社会现实造成大学德育陷入重重误区,人们疾呼道德重构。道德重构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德育反思:道德教育应该保持自身相对独立的形态,不能在“大德育观”中迷失自我;道德教育必须重视道德实践,使德育研究与道德践行同步;教师不仅要用自己的言行去证明道德理论的正确性,还须帮助学生领会由幸福感而衍生的道德对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对他人的社会价值。     

论佛教伦理精神与和谐交往

在佛教伦理文化中,作为理论基石之一的“缘起论”揭示的是一种关系性伦理思维以及“万法皆空”的思想。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注、关爱他人,同时也是在成就自我。而佛教的善恶报应说,突出道德在果报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使人在交往过程中乐于从善、畏惧作恶。此外,慈悲是佛道之根本,它以平等为前提,引出利他主义精神。佛教伦理以其独特的精神智慧有效地改善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交往关系,其价值资源具有普适性意义。     

文化战争视角下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

文化战争的基督教传统和世俗传统有着长期的纠缠和论争,极大地影响了生命伦理学关注的诸多方面。世俗生命伦理学抽去了人们有关生命伦理决策的终极道德意义,导致一系列伦理失范,而基督教传统在维系生命伦理和保证道德命令的终极性方面意义重大。     

自我牺牲的伦理限度

自我牺牲意味着自主放弃自我利益甚至生命,以满足他人或者社会的需求。自我牺牲的伦理特质在于非功利性、绝对主体性、利他主义道德倾向以及主观偏好依赖性。自我牺牲之所以需要划定伦理限度,根本原因在于这一行为可能导致对自我的否定、伤害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群体的利益、陷入道德相对主义误区。因此,自我牺牲应该成为迫不得已的行为选择,应以人际平等为前提,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必须符合道德理性的普遍共识。     

追寻“德性/virtue”的源始涵义——兼论中(儒家)西方古典德性论学理方法的差异

“德性”的源始涵义是指一般自然生命的生生力量,与作为导向生命坏死的“恶性”相对;通过属人的德性伦理学的内在转化,德性则被用来描述人之向善厚生的那种行为动因和道德能力;中(儒家)西方古典德性论伦理学的学理思路分别建之于人之纯粹情感能力和纯粹理性能力之上,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德性论伦理学的话语体系.西方古典德性论伦理学是基于主客对立的认识论方法和物理—生物学的学科背景而构建的,并通过人的那种具有超时空抽象能力为实现个体自我生命的独立繁荣而提供了一种学理理想.儒家古典德性论立足于主客不分和生命体验的方法论建制,根据人之现世生活的“情感积淀”和人之“此在”状态的生命“境界凝聚”而提供了一种学理理想,并且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当代西方德性复兴运动中,从情感角度和情感主义路径构建德性论已成为德性伦理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与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多有汇通之处.     

多维道德与东西方文化对话

本文突破传统的对“道德”的片面理解，根据一系列伦理生活中重要现象的有规律变化，将道德划分为“公正”、“伦理”、“道德”、“普爱”四个维度，阐述了一种“多维道德”的伦理学思路，从而在理论上为东西方文化的自我理解与相互理解提供了一个深层基础，并为建构完整、多元、平衡的新社会道德体系探索了一个有益的方向。     

道德情感与当代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建设,因为只有诉诸情感信念的道德,才是现实的道德。传统道德的理性主义特质导致了道德理想设计与道德实践的悖离,实现道德向自由情感的回归是当代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分离也要求用道德情感来消解,塑造人己两利的现代人性;普遍伦理的呼唤在客观上要求建立以基本道德情感为基础的精神共同体。     

大地伦理“休谟问题”之辩

大地伦理学在生态学规律基础上提出将对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作为生态伦理规则的致思之路被认为遭遇“休谟问题”困境。凯利考特等人从休谟的道德情感基础论的角度出发，通过说明大地伦理学的道德基础是情感，生态学规律的改变是道德情感作用对象的认识而非道德情感本身对大地伦理辩护。超越困境与否争论的途径是消解休谟问题和伦理科学主义思路，有着重视伦理的实践意义。     

伦理美德的社会及人格心理学分析:道德特质的意义、困惑及解析

从社会及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伦理美德是一种道德特质。它是一种面对道德情境时,人们的直觉而自动化且相对稳定的行为意向,包含着认知、情感和动力的过程。这一新观点可以解决美德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之间表面上的冲突,阐明了伦理美德与伦理规范对应的不同心理机制,认为它们都是人类伦理道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德对应的是无意识、自动化、包含情绪、无需努力和认知资源且基于联结的直觉加工系统;而规范对应的是有意识、受控的、不含情绪且需要努力和认知资源且基于规则的推理加工系统。基于这些差异,现代的伦理道德教育应当将两者分开,对伦理规范可以采取讲授的方式且着重于理解,而对伦理美德应该采取更多的训练方式且着重于实践。     

关怀伦理：道德冷漠的可能解决方案

道德冷漠已成为制约当前社会道德发展的瓶颈,究其根源在于传统伦理对“分离”的强调,即强调人的自主性和权利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为基础的。在解决道德冷漠问题的可能性方案中,关怀伦理主张以关系性为理论基点进行自我建构,重新定位关怀与爱等情感因素,重视在情境中强化关怀行为,以对话和商谈的方式解决道德分歧,满足人们“被需要”的心理需求。虽然关怀伦理在公正与关怀的关系、适用度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效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但它为促进当代社会和谐发展而提出的解决道德冷漠问题的可能性方案仍然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和探索,也为当代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伦理生存样态。     

共情中的认知调节和情绪分享过程及其关系

共情是在区分自我和他人的基础上对他人情绪的体验和理解,共情既是一种人格特质,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共情的结构和功能是近年来发展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焦点之一.共情不是一个单维的心理结构,而是包含着自下而上的情绪分享过程和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情绪分享过程是刺激驱动的自动化的过程,而认知调节过程会对情绪分享过程产生调节作用,两个过程既彼此独立又互相作用,以确保个体社会适应的灵活性.两个过程的不平衡可能会导致社会适应问题,甚至引发心理疾病.     

伦理与道德: 来源、中心及其关系

伦理学既然以道德为对象,为何不称其为道德学或道德哲学,而要称其为伦理学？难道是因为伦理就是道德吗？针对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质疑,并通过研究,试图将二者区分开来。但伦理与道德又不是绝对对立的,无论是从词源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分析,它们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伦理是道德运行的基础和框架,为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支撑,而道德只有通过践行,才能促进社会伦理的进步与和谐。     

和谐社会与关怀伦理

一、关怀伦理追求人们之间的彼此关怀,有利于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关怀伦理的倡导者们大都是女性,她们将视阈投向私人生活领域,在对人们有关"爱、友谊、血缘关系"等生活世界的行为进行考察中,她们看到,人们的具体行为方式总是以增进、维持关系为价值核心来自觉调整的,人们的行为原则以"对他人的关切与反应"为标准.特别是在对父母抚养孩子的"母性实践"中,行为者直接在他人的需求与自身的情感反应下行动.在传统伦理学中,这些行动都是出自人类内心情感的自然行为,不属于道德理性的范畴,也不能纳入道德的价值领域.但是,在关怀伦理学者那里,正是从行为者按情感反应而行动的实践中,提出关怀伦理的道德推论模式.     

道德实践的辩证意蕴

道德实践是人之为人独有的生命践履方式,是人类自我生成、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重要维度和内驱动力。人类道德践行的方式各有其异,与西方人多以对待自然之方法看待人事,故把“善、义、美”作为客观的求真对象,采取理性分析的态度而进行纯粹伦理规则之构建不同,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从始源处就奠定了“尊德性而道问学”的美德伦理意向。如中国先贤从“性命天道相贯通”的生命觉悟而开出“践仁成圣”、“美善相乐”的道德实践进路。因此,需要从人类伦理实践辩证法的高度来重新理解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及其本然关系。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心态调适的“心”路径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社会心态的调适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战胜疫情危机、有序恢复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心态调适不仅需要个人心理自我调适的“小处方”,更需要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基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国家治理 “心”思路,提出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增进人民群众的奋进感、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增强人民群众的公平感、提升人民群众的归属感五个方面构建社会心态调适的“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