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税犯罪的原因的调查及防控对策研究

近年来涉税犯罪现象呈上升趋势,涉税犯罪已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系统地研究涉税犯罪原因及其防控对策,有利于公正司法,也有利于遏制此类犯罪现象的蔓延。一、产生涉税犯罪的原因分析1.涉税犯罪的经济原因。涉税犯罪存在的法律经济学原因之一是犯罪人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     

多元化预防大学生犯罪路径研究

近几年来,大学生犯罪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犯罪类型也从简单型转变为复杂型,特别是利用所学专业知识从事高智商、高科技犯罪明显增多。特别是随着《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出台和国家加大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力度,大学生作为电信诈骗的帮助犯,涉及帮信、掩隐、洗钱等罪名的比例也有所提高。大学生犯罪预防工作存在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需要通过高校以及各部门的努力共同推进。只有通过多元化方式将预防大学生犯罪作为一项社会工程来推进才能起到良好的预防效果。本文就预防大学生犯罪的现状、困境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就如何多元化预防犯罪提出对策。     

挑战与应对：新型网络犯罪的泛化趋势与综合治理

新型网络犯罪是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问题突出的案件类型之一。当前,我国已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各种信息网络技术迭代升级,网络犯罪渐趋智能化、多样化、链条化,特别是传统犯罪网络化程度也逐步加深,呈现出泛罪名化、泛技术化、泛组织化、泛产业化、泛地域化等一系列网络犯罪泛概念化特点,给案件管辖、侦查取证、法律适用、犯罪惩治、犯罪预防、社会治理等带来较多挑战。应对新型网络犯罪泛化趋势,只依靠事后的刑罚打击不能遏制,应当根据其趋势特点,通过推动刑事政策的转型、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构建一体化工作格局,建立起有针对性、系统化的犯罪预防与治理体系,实现对新型网络犯罪的综合治理。     

论新生代未成年人团伙犯罪之治理——以西南G省为研究样本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解组现象加剧、犯罪结构变化、身心特征发展,新生代未成年人团伙犯罪在持续高发态势的同时,呈现出低龄化趋势继续加剧、辍学少年比例较大、恶性犯罪比例上升等新特征。究其根源,家庭监管不力、学校教育不到位、成长关联行业监管存在漏洞、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力量薄弱等因素均属该种现象的诱因。为此,应强化家庭监管功能,更新学校教育理念,职能部门协作配合加强社会治理,健全现代化三位一体未成年人法治体系建设,构建未成年人团伙犯罪社会治理机制,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教育矫治,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研究

拐卖儿童犯罪是严重侵犯儿童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之一,长期以来一直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近些年,公安部相继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大众的生育观念、受害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及监护人的监护意识欠缺、拐卖儿童犯罪低成本—高收益的犯罪性质等原因,始终难以对其进行有效遏制。可以借助犯罪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和日常活动理论,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并提出有效的防控对策。     

网络犯罪及其防治对策

在电脑网络给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 ,作为负面效应的网络犯罪随之出现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诸如网络入侵、网络盗窃和诈骗、信息炸弹、有害信息传播、非法盗版等等。对付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 ,不仅要树立正确的网络伦理道德观 ,发展良好的教育文化和网络安全技术 ,而且要建立专门化的网络执行机构和警察队伍 ,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在电脑网络给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 ,作为负面效应的网络犯罪随之出现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诸如网络入侵、网络盗窃和诈骗、信息炸弹、有害信息传播、非法盗版等等。对付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 ,不仅要树立正确的网络伦理道德观 ,发展良好的教育文化和网络安全技术 ,而且要建立专门化的网络执行机构和警察队伍 ,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基于犯罪科学的大数据时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研究——以未成年人住店权益技术保护为视角

社会进入大数据和AI时代,给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带来了诸多适应性和应对性研究课题。理论界对大数据时代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尚未全部搞清,但面临的权益保护需求与现实却倒逼学术界与实务界必须找到应急理论和实务举措。传统犯罪学理论研究主方向适应时代应急现实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存在困境,须另辟新径。起源于伦敦大学学院的犯罪科学,通过运用科技去预防、干预和侦查犯罪,以实现犯罪机会减少,它以结果为导向,像医学减少疾病一样去减少犯罪。犯罪科学跨物理学、社会学、生物信息学、计算机科学、大数据、人工智能、地理信息学、城市规划建设、行为认知学等学科,并运用这些学科的知识体系交叉融合进行研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尤其是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时有发生,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和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带来不可恢复的不良影响。犯罪学只能解释原因,却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犯罪科学的诞生无疑是一剂良药,通过犯罪科学手段解决和防范未成年人性侵犯罪具有现实和理论价值。     

青少年“两卡”犯罪中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及完善路径

当前我国青少年涉“两卡”犯罪问题十分严峻,这是青少年社会经验不足、法纪观念淡薄、受金钱诱惑、侥幸心理起作用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此类犯罪呈现出涉案主体年轻化、涉“两卡”数量大、涉案金额大、分布地域广等特征。针对“两卡”犯罪,我国目前存在着调查取证和抓捕困难、少有利害关系人直接提起诉讼等治理困境。对此,可探索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介入,加强青少年涉“两卡”犯罪检察公益诉讼的试点工作,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建立有效的执行监督和预防机制。     

未成年女性犯罪的特点及其心理原因分析

未成年女性犯罪的总体数量较少,但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犯罪后果趋于严重,需要引起重视。未成年女性犯罪的特点有：犯罪类型多样化、手段暴力化,且带有女性自身的特点;共同犯罪居多,刑期以短期刑为主;以情境性和冲动性犯罪为主;被害人多为女性等。未成年女性犯罪的心理原因主要包括：在信息加工方面,关注内容低俗,学业表现不佳;在行为调节和控制方面,犯罪动机以谋财为主,负性情绪较多,需要层次不高,价值观不正;在心理特性方面,情绪智力低,人格不健全。在心理健康方面,在犯罪前往往长期承受巨大压力;犯罪前常空虚无聊,多出现偏差行为;多存在心理创伤。相关部门应当据此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与教育改造工作。     

对信用卡风险管理的探讨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信用卡产业也日渐走上正轨。但是由于信用卡存在一定风险,对信用卡风险的管理成为发卡机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信用卡风险的类型及表现1.信用风险。因持卡人不能依约偿还本息的风险。发卡机构向客户发放信用卡的时候主要依据客户当时的经济状况和信誉状况,然而客户的具体情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客户职业、收入等发生变动,经济状况恶化,无力还款,那么将引发信用风险。2.诈骗性风险。诈骗有真卡诈骗和伪卡诈骗两种。真卡诈骗大多是由于银行管理制度的问题造成的。伪卡诈骗是一种主要的信用卡犯罪方式,通常是犯罪团…     

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的刑法预防、识别与治理

随着网络智能化更多地深入未成年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儿童暴露在网络中的风险也日益增加。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罪、儿童色情制品犯罪现象更加严重,网络性引诱和软色情更多作为引流工具而蔓延化,但我国目前对网络儿童色情的性剥削本质认识还不够,与成人色情没作区分,对于持有、浏览儿童色情和性引诱行为等还没有刑法明确规定,无法起到提前预防、阻止儿童色情危害结果发生的作用。需要重视儿童性剥削的风险和危害,积极完善刑事罪名预防性立法体系、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该类非接触型犯罪的识别作用、构建伤害救济-信息保护-教育预防等综合治理体系等,从预防、识别、治理三维度防控儿童非接触式网络色情犯罪,更好地配合国家整治未成年网络环境行动,阻止该类犯罪的蔓延。     

日本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预防及其启示

进入网络时代后,日本也面临着网络犯罪日益严峻的情况。根据相关数据,日本网络犯罪的趋势逐渐上升,网络犯罪的主体逐步低龄化,网络犯罪的外延不断扩大。以未成年人主体为视角,除了家庭、社区、学校等环境因素和家庭贫困等经济因素的影响,未成年人的猎奇心理也会导致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对此,日本除了对网络信息内容加强审查以外,在未成年人的生活物质保障与学校、社区等成长环境方面也尤为重视。日本是世界发达国家中未成年人犯罪率极低的国家,日本的经验能够带给我国启示。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情况,我国应构建“前提介入”的不良信息内容过滤的系统、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生活保障与素质教育,以便打击未成年人网络犯罪。     

韩国少年司法罪错分级制度的运行现状及启示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社会治理中的一个棘手难题,而中韩两国在未成年人（少年）犯罪的治理上则均采用了罪错分级制度。韩国在少年犯罪上呈现出犯罪少年犯罪知能犯化和强力犯化的倾向,触法少年犯罪案件数目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再犯和犯罪集团化的特征,对于加害人保护和顾虑过多的罪错分级制度反而有沦为恶者规避惩治的工具。基于此,中国社会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应对犯罪低龄化的想法,正确理解与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理念并衡平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的罪错分级制度,从而推动新时代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矫治体系的完善。     

“线索—情报—证据”有效转化：澳大利亚警方治理性侵儿童犯罪的经验与启示

性侵儿童犯罪治理是世界各国儿童保护工作的重点。作为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警方在治理性侵儿童犯罪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当前犯罪网络化、跨国有组织化趋势制约了侦查效能,具体表现为“刑事场域”进入不畅与“犯罪识别”困难。近年来,澳大利亚警方注重“线索—情报—证据”的有效转化,在线索收集、情报融合、证据固定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澳大利亚警方治理性侵儿童犯罪实践为我国提供了以下启示：发起社会动员,强化性侵儿童犯罪线索“发现—报告”转介机制;整合犯罪情报资源,推动性侵儿童犯罪情报融合;聚焦网络空间中侦查权行使,固定多类型刑事证据。     

网络不良信息诱导未成年人犯罪的网络文化失范问题研究

202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数据所示,从2020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占比上升,未成年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显上升,在网络色情、血腥暴力等不良因素侵蚀下,对处于学习阶段、真伪辨别能力较弱的未成年人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诱导未成年人滋生犯罪心理,实施犯罪行为。因此,本文将从网络文化失范为研究基础,分析网络不良信息影响引起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类型及特点,分析网络文化失范引发未成年人犯罪的起因,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从青少年犯罪看未成年人的保护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也是世界各国不同社会制度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中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是一个重要指标。因此,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对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当前青少年犯罪的特点1、青少年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比例过高,而且少年犯人群集中在14-17岁之间,犯罪性质日趋严重在50-60年代,青少年犯罪约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20%-30%,到80年代增到70%以上,至今仍居高不下。仅以山东省济南市1997年至1999年25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为例,三年间共有涉…     

智慧司法视阈下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危险性评估

在数字化时代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呈现出高发态势的背景下,网络安全形式愈加复杂,未成年人人身危险程度受网络影响产生深刻变化,传统危险性评估方法已无法较好地适应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防控的需要,引入人工智能评估方法为此提供了可能。人工智能评估方法较之于传统评估方法具有数据处理和分析的优势,通过提供相关技术性支持达到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个性化干预的目的,规避传统方法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其在享受科技赋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由此带来的风险。通过分析其在未成年人网络财产和科技犯罪中的具体应用,因人制宜地评估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时应始终贯彻技术中立和价值无涉原则,以更好的满足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防控的特殊需求,进一步探索和适应未来的智慧司法环境。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的重构与完善——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为切入点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高发常引发有关应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而争议的本质在于应否采用刑罚手段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即站在传统报应论立场的“以刑代教”与基于现代预防刑论的“以教为刑”之争。引发争议的现实原因在于我国现有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体系的“失灵”,即存在刑罚与非刑罚处遇措施不明确、保安处分措施缺失与刑事政策偏重保护等方面的局限。在现有体系尚不完善之时,仅仅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扩大犯罪圈恐非良策。同时考虑到立法成本与司法现状,弹性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引入亦不可取。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对现有体系进行完善: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预防,在个案中充分贯彻个别化原则,并在现有的犯罪治理体系中增设保安处分规定。     

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热点与研究进展（1992-2021）——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

青少年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近三十年来,青少年犯罪也成为我国不同学科研究人员的重点关注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丰硕。采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收录的566篇青少年犯罪研究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发文趋势较为波折,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的热点集中于青少年犯罪的理论研究、成因研究、预防研究和法治思考四个方面,但存在缺乏本土理论建构、研究力量相对分散、个案研究分析不足、疫情下青少年犯罪敏感性亟需增强等问题,需要通过建构青少年犯罪本土理论体系,打造全国性、区域性研究团队,开展国际对话合作,增强系列个案研究,来深化青少年犯罪研究。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明标准研究

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易发多发的现实出发,以实证视角分析司法打击力度无法遏制这类案件发生的现实困境,深入探究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证据短缺问题与“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过于客观化之间紧张张力,提出突出自由心证模式,探索确立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主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证明标准,引入激奋言词例外规则,运用否定性假设检验法,围绕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构造证明体系,提高打击犯罪质效以满足现实司法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