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东周两汉瓦当概述

洛阳东周两汉时期的瓦当资料多来自于当时的建筑基址、烧窑、灰坑和墓葬中。瓦当种类有半瓦当和圆瓦当,东周时期以半瓦当为主,两汉时期多为圆瓦当。瓦当纹饰主要有饕餮纹、涡纹、卷云纹、动物纹和文字瓦当等。     

洛阳邙山唐代古村传承考

于曜店里的墓志距曜店村不会太远。据民国洛阳县地图 ,可知民国清风乡与唐代的清风乡部分重合 ,古今相去千数百年而乡的名称相同 ,部分地域重合 ,可能是巧合 ,抑或承传有绪。中国古代的村为以农为本的人民聚居处 ,一般说来 ,一个村落的逐渐形成、沿续维持以及村名的产生、流传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随着岁月流逝 ,朝代更迭 ,县、乡易名不在少数 ,村名改换以至村落的迁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唐代的村名于今大多都失传了。一个村名沿用千年以上至今未改者鲜见 ,即使未改 ,一般也难以找到相关的根据。就唐代张阳村而言 ,从墓志记载看 ,表中所列的…     

古小说中的发墓复生叙事研究

古小说中有一些因发墓而致死者复生的叙事。按照发墓缘由可将其分为三类:恶意盗墓复生型、因情发墓复生型及其它发墓复生型。这些作品中,发墓作为死者复生的外在条件,不仅起到续接故事情节、凸显人物形象、拓展题材领域等功能,还具有增加小说神秘感和奇异感的美学意义。复生的内在条件一般是出于命未合死的宿命论。     

吴王阖闾墓在剑池之下吗？——苏州虎丘阖闾墓考

根据史籍记载和虎丘的整体格局,吴王阖闾葬在虎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于阖闾墓在剑池之下的记载并不可靠;根据春秋时期吴越大墓的墓葬形制推断,阖闾墓不应该在剑池之下,而应该在虎丘山的顶部.     

东汉洛阳令及相关问题论考

东汉时期，洛阳县令是京畿地区的地方行政官员。洛阳令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社会治安、严惩罪犯和参与中央政府的重大礼仪活动。朝廷对洛阳令赏罚严明。因特殊的政治地位，洛阳令享受较优厚的待遇。中央政府对洛阳令的重视，是欲倚重于洛阳令，使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得以更顺利地维继。     

明洛阳砖城督建者陆龄将军事迹考

洛阳城市发展过程中,明洪武年间安远将军陆龄督众将原金元土城墙修筑成砖墙,奠定了明清洛阳城的基础,其大致范围基本为今天洛阳老城所继承。据新发现的陆龄墓志和相关史料显示,陆龄(公元1330—1388年),字仲远,扬州府人,曾为朱远璋亲随,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任职河南卫守戍洛阳,洪武六年主持修缮洛阳城,次年应命边境平乱,后又回到河南府,直到洪武十七年调升浙江都指挥使。     

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比较研究

在蒙古国考古文化遗存中,有一种墓葬习俗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的外部形制非常相似,那就是墓上积石的“石堆墓”和“石板墓”文化。虽然红山文化积石冢与蒙古国的“石堆墓”“石板墓”之间的文化内涵差异巨大,很难做大范围的跨时空比较研究,但将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外部形制、墓葬构筑特征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梳理,以期对红山文化及后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积石为墓的葬俗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即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之间,在埋葬习俗方面具有相似性,它反映出远古时期的先民们“天圆地方”观念的形成,对万物有灵世界及灵魂观念的虔诚笃信。     

安阳大墓主人应是后赵石虎

有关部门宣布有六大依据确认曹操墓葬,其中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铭文的八块石牌,证明墓主人就是魏武王曹操。然而,说曹操"挌虎"于史无据,不可相信。今安阳大墓出土的诸多文物,亦非曹操《遗令》中说的"敛以时服。那么,墓主人真的是曹操吗?"魏武王"会不会另有其人呢?从研究"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石牌入手,遍稽史书,居然有所发现,找到了安阳大墓的真正主人——后赵石虎。并就这个问题兼及"七十二疑冢"问题,提出一得之见。     

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唐代流行厚葬,但墓志和传世文献中葬于洛阳地区的唐代士人阶层的遗言显示,一部分唐人临终有意选择将自己薄葬。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不仅可以作为墓志、传记标榜人物德行的一种途径,也是唐人对丧葬状况、社会现实进行审视的结果。个人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多藏厚亡"思想和盗墓事件多发,均是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的主观原因;客观上,社会抵制厚葬的风气、家庭经济能力不济可能导致薄葬意愿的产生。归葬背后沉重的葬费支出也可能影响唐人选择薄葬,在外宦游的唐人临终提出薄葬,将之作为缓和新的居住模式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故里情节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     

洛阳广化寺钩沉

龙门广化寺是洛阳的著名寺庙,在佛教史上地位显赫。然而,至今对其建立的年代、历史演变、历史地位的认识都存在着诸多错误和空白。龙门广化寺实建于唐代,为密宗的祖庭之一,而不是被人们认可的北魏。五代时广化寺高僧云集,宋代时仍为朝野瞩目的著名寺庙。     

东汉洛阳城的特点及影响

都城作为一代王朝的政治中心(或兼具有经济、文化中心功能),在古代城市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关键作用的都城洛阳更具重要的意义。东汉洛阳的城市布局体现出继承性与儒家思想的影响。都城东汉洛阳城两宫(城)制度、礼制建筑独立成区等特点对后世又产生重要影响。东汉洛阳作为中国封建王朝都城发展第一阶段承上启下的转折点,在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从周代考古墓葬出土礼器看列鼎制度

从周代考古墓葬出土青铜鼎,大致可看出列鼎制度形成发展之脉络。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为列鼎制度萌芽阶段,此时同级贵族列鼎多寡不一,尚未形成定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为列鼎制度的正式形成与规范阶段,部分墓葬列鼎数和文献上所记载的＂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的情况相吻合;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为列鼎制度的普遍僭越阶段,此期列鼎制出现了遵守与僭越并存的现象,而这正是这一时期传统与反传统之间激烈斗争的真实写照。     

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和利用

东汉王朝在建都洛阳过程中,对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改造。东汉洛阳在都城选址和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洛阳周围的地形、土壤肥沃度、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因素;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主要表现在阳渠的修建、苑囿的建设、关隘以及道路的修整等方面。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促进了洛阳的繁荣、城市的美观,同时也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洛阳在东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在东汉文学地理空间由西向东转移的过程中,洛阳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这种转移在兖、豫、青、徐等地的文化发展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地方文化中心的繁荣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京城洛阳的文学繁荣。以班固为代表的东汉士人,在洛阳的文学活动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凸显了洛阳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

洛阳太学的设立促进了经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光武帝刘秀对洛阳太学博士官的选拔非常注意 ,并不断完善对博士官的选拔制度。太学的发展 ,使京师洛阳形成了浓厚的经学文化氛围。东汉末“风俗之美”的形成、党锢之祸中党人的种种表现和太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等 ,无不体现了洛阳太学经学教育的社会效应     

唐代洛阳的水害

洛阳有伊、洛、、涧、谷等数条河流。唐代东都洛阳水灾频繁发生 ,共 35次之多 ,平均不足 1 0年一次 ,给洛阳城及沿岸造成严重破坏和损失。洛阳水灾发生多为五至八月份。唐代洛阳河流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雨季流量大 ,便于行舟 ,旱季水少河浅难以行船。针对频发的水灾 ,唐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助灾民的措施 ,同时还采取了加固堤坝、疏浚河道等防治措施     

洛阳唐瓦浅议

洛阳出土唐瓦(包括瓦当)具有范围广、质地丰富、种类繁多、形制多样、装饰各异等特点,充分体现了唐代洛阳在建筑的材料、技术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洛阳古都研究

洛阳古都研究在学界向来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洛阳古都研究成果丰富,精彩纷呈.从学术史角度比较全面地总结和评述这方面已有的学术成果,指出其不足,对洛阳古都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重要意义.     

洛阳出土夏代青铜器的考古学研究

洛阳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偃师二里头的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夏代青铜器是对初期青铜器的继承和发展。其数量和种类虽不是很多,纹饰也较简单,但在青铜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发掘的墓葬结构不同,出土青铜器在墓中的位置与组合也有差异。已出土的青铜酒器、容器、兵器、乐器、装饰品等,各具特点,具有重要的考古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