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天论》新解——兼与王阳明天理学说比较SSCI

荀子将天分为两部分:一是无形的作为本源和动力之天;一是指已经形成的有形之天。正是在两重天之前提下,实现了荀子的天人之分和天人合一思想。然而,由于荀子只关注已发之天,也即习之天,因此就把习当作性。由于拒绝了本然未发之天,荀子就不可能从天的角度来修正习之天,他只能求助于人心。他以人心礼义之善来纠正性之恶,然而其礼义之善并没有宇宙之根据,其既可以成为儒家礼制,也可以成为法家专制。通过荀子天论与阳明天论的对比,以及由此揭示出来的荀子天学的价值和局限,我们终将看到,荀学依然是儒家圣学之一脉。     

心与礼义：荀子道德哲学的构建

荀子因其性恶论而饱受后世儒家诟病。然而荀子之学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仅是一性恶论可以含涉完全的。在性恶的前提下寻求礼义之统的建立,从而实现化性起伪才是其学的根本所在,这里的礼义之统是从道德规范这个角度来认识的。在荀子看来而要实现这个目的,求助于人性显然是不可能,因此只能依赖于心的功能。在《荀子》一书中,心之涵义较为复杂,而在礼义之统的建立过程中,起作用的只是理性能力之心。理性能力之心又可以进一步分为认知之心和思虑之心。     

荀子的礼学、人学与天学——兼论荀孟异同

荀子拿出具体的制度设计、政策设计,把儒家人道学变成为切实可行的做法。荀子认为礼义是人类结成群体、组织社会、维持秩序的必要设施,主张王霸杂用,礼法双行。通过解剖人性,他论证了两手并用的政治哲学原理的可行性。荀孟的理论分歧,主要不在人学方面,而在天学方面。荀子把义理之天还原为自然之天,发展了孔子"天何言哉"的思想。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荀子的“所止”概念——兼论儒家“价值优先”立场之证成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有关认知的观念最为鲜明,亦最为系统和突出。但荀子在对认知之本性和结构作了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却又极言知之"所止",提出"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止乎先王之言,止乎礼义之道。荀子之"所止"观念,一方面凸显和理论化了孔孟以来儒家的"价值优先"立场,将儒家救世拯民的理想和整顿社会秩序的宏愿表达得恳切而急迫,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儒家纯知心灵之缺乏。其间的长短得失,仍然是今天我们反省儒家的课题之一。     

心的性化：荀子与儒家心学初成

“善解荀子”与“统合孟荀”是近年“荀学热”中涌现的新见,这对于重新认识荀子、消弭荀孟之间的思想张力大有推进之功,但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荀孟对峙”的刻板印象。从语言哲学角度看,尽管荀孟在概念使用上存在错位,但其对广义人性的理解一脉相承。荀子从所谓“性恶”出发,通过“以伪别性”将“善”的问题引向了“心”,“心”不仅是恶的来源,也是善的依据,呈现出多维立体结构。同时,荀子也意识到“心”作为德性之源并不能保证德行的实现,主张以外在的师法礼义治气养心、化性起伪。荀子对“心”的完整结构及其限度的发现使滥觞于孔孟的儒家心学至此方谓初成。     

儒学传统观的演变

孔子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但他对传统的态度是比较开放和理智的.孟子较少求助于传统,但其王霸之辨开启了寻求思想统一的途径.荀子以其人性恶的理论将王霸论导向对礼义传统的依赖.董仲舒最终使儒家的传统观成为一种权威主义传统观.     

孟子荀子人性论的比较观

<正> 就我国先秦时代而论,自从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以后,人性问题就逐渐成为思想家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也还有一些人提出性有善有恶论等等。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孟子和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著名代表。孟子是继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之后,第一个系统地探讨人性问题、提出比较系统的人性论理论的人。他从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出发,发挥了子思“天命之谓性”的命题,提出了他的人性论理论。他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实质上是一种先验论的思想。当然,孟子并不认为,人先     

生命的延续与荀学之“乡愿”——兼论荀学人性论起点是生命意识

自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排荀运动以来,以荀子之学为乡愿的观点不绝如缕。但是荀子之学与乡愿实有本质分别。乡愿有三个特点,一是自保,二是权变,三是没有节制。正是第三点把荀学与乡愿区分开来。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说,荀学"性恶论"中礼义之善来自于情、欲的自我限制和心知的统合,归根结底来自于生命力本身的流淌、撞击与转进。荀学中礼义之善来自于"情"的自我限制和"心知"的统合,归根结蒂来自于生命力本身的流淌、撞击与转进。情、欲乃是耳目口腹之欲层面的欲望与本能,并不能进行善恶评判。但是情、欲有一个基本之性向,即"欲多不欲寡",这一个基本之性向即可以理解为柏格森所谓生命之冲动,或者黑格尔的"恶"动力,也即《周易》所说的生生之精神、人类生命之自觉。但是欲多不欲寡的情欲必须受到限制,如果"顺是"则必将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残贼暴乱的状态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有悖于生命自身生存的需求。于是基于生存与自保的集体生命意识,人们借助心知(或者理性)的力量开始对于情欲进行限制和约束。这一过程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淀,乃至于最终成为人类前理解或心理结构的过程。礼义由此而生。但是在荀子,这一过程被说成"圣人恶其乱也"从而制礼义以分之,由此礼义的诞生被赋予某种神圣启示的意味。     

《荀子·乐论》与儒家话语建构的文化逻辑

从<荀子·乐论>文本的逻辑看,乐是人之情感的自然流露,情动于中,发为音声,为人心所不免.正因为音乐出于人心,反过来也就具有改造人心的功能,于是先王就通过音乐来教化百姓,音乐也就成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但是从其他文献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先秦音乐的实际功能则另有一种历史轨迹,即从"人神关系"到"人伦关系"的转变.从<荀子·乐论>的逻辑与历史轨迹之间的差异中我们可以窥见儒家话语建构的策略.     

关于先秦儒学“人性论”的一些讨论——以孟子和荀子为核心的展开

儒家认为人性既有"自然气性"也有"道德觉性"。中国人文精神的生长是一个从"帝之令"到"天之命"进而"道之德"的历程。"传经之儒"和"传心之儒"是儒学的两个脉络系统,人性论与"天地亲君师"关联。孟子的性善论是就"大体"和"天爵"而言的,性善是"存在的呈现",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从"自然气性"到"社会习性"的转化;孟子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荀子则强调"天生人成"而"化性起伪";孟子正视本心,扩充善性,荀子通过礼教来治理"自然气性"。合参孟荀,儒家"内圣外王"可以充实而饱满。     

荀子的人性论

先秦时代,自从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之后,人性问题就逐渐成为思想家们探求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认识史的发展看,荀子高于先秦所有的诸子。其特点就在于他克服了先秦诸子人性论中的神秘主义。 集诸家人性论所长 荀子作为战国末期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人性论方面也必然吸收了先前的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的思想。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这是荀子人性论的著名命题。他明确区分了先天的“性”与后天的“伪”这两个概念。“不可学,不可事,而有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为伪;是性伪之分也。”“性”是“天之就也”,“感而自     

儒家修身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从廉政自律的视角

儒家突出修身对从政的基础性作用。孔子强调"习"之重要,孟子以"性善"言人之为人的道德属性,明确人天生具备自我生发礼义规范的可能,荀子以"性恶"论人天生生理属性的危害,凸显后天学习与实践而成就礼义法度的必要。与此相应儒家修身有着两个根本向度的路径与方法:存养与学习。孔子虽主张"为仁由己",却更突出学与习的价值,而孟子则进而强调存心养性,荀子则突出礼义法度学习。这些思想不但从深层的人的类本质的探查启示着当下政治贪腐行为的治理,廉政自律有其可能与必要,而且予廉政自律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以重要的路径性引导。     

荀子人性论探赜

孟子的人性论和荀子的人性论不是直接对立的,它们是依据人性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价值取向为旨归而各自预设的理论系统。荀子在形下自然经验的生命中言人性,他在必然性和可能性上为礼的产生提供了根源。孟子在儒家天人相贯的核心思想的视野下言说人性,他在当然之理上为回复人生充足价值的根基上寻找着眼点。荀子正是通过人性恶的预设来强化礼义教化训导在优善人性、治世归礼中的重要性和永恒性,这较之孟子的性善论有着革命性的现实意义。     

荀子"隆礼重法"观辨析

从总体上说,荀子乃至整个先秦儒家的国家管理思想、政治哲学理念,都可以概言为"礼治"或"礼义之治".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也多取<荀子>中的"隆礼重法"四字以名之,这似亦未不可;然而,倘若将其释为既"隆礼"又"重法",礼法并提,德法并举,进而又如时下所风行的,认为荀子既重"德治"又重"法治",则未免失其本义.但此说至今却相沿不改,几成定论,本文是以为辨.     

荀子伦理学的理论特色——从“国家理由”的视角说起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第一次明确地为政治国家的存在提出了逻辑清晰的辩护,而将"礼义"赋予"国家理由"的形式,使其获得"权力"与"道德"的双重身份,则构成了我们理解荀子伦理学之理论特色的不二途径。在荀子,国家是以"圣王"和"礼义"来表现的,礼义所具有的止争去乱的功能以及规范行为的性质,其实质是以"国家理由"的形式出现的;国家之所以必须并且必然,乃是因为其深深地根植于人的性恶的天性之中,而荀子所说的人性的"恶",并不是在特定的伦理或道德意义上的恶,而应当被理解为政治意义上的"偏险悖乱"。如果说以"圣王"和"礼义"为代表的政治国家,其创立之初意原在遏制人之性恶的话,荀子似乎对此一政治国家抱持了过分的道德期许,远未及严肃思考政治国家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恶。     

悫：在礼义中涵养性情的君子人格——荀子礼义积伪论与性情论之关系再探讨

荀子关于礼义与性情之关系的思想，对于当代儒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们通常将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对立起来，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发现，荀子思想是从“礼以养情”出发的。情有两种：有待之情与无待之情。这两种情又分别联系着有待之性与无待之性。首先，性情论中有待与无待的区别，给出了礼义的来源——忧患之情；而礼义又反过来滋养了性情，从而塑造了一种君子人格——“悫”或“材悫”。于是，有待与无待的鸿沟在礼义实践中得以被超越。因此，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之间存在着相互给出和互相诠释的关系。     

荀子人性论新论

荀子的人性论,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要为他的道德法则——礼——提供一个人性的根据。这包括两个方面:1.“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2.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见《荀子·性恶》,以下引《荀子》书,只注篇名)。前者是要通过人性说明礼义的重要性,后者则是要说明礼义道德     

荀子人性论的诠释

荀子的人性论与孔孟有差别,他以性恶论作为基础,强调礼义之“伪”。而“伪”是加于“性”才能成的,这就是所谓的“性伪合”。以“性伪合”的主张做起点,荀子设定了两个目标,即“成圣人之名”和“一天下之功”。但是局限于理论的建构,荀子其实是偏向外王事功上作论的,荀子的礼法思想是其理论学说的重心,而礼法的主张受人性论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