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宋明理学心性论述的发生及其对儒学的改造

理学心性论是沟通哲学之体与伦理之用的重要组成。它凸显了道德规范向道德实践转化的主体性,是儒佛的双向融合的新阶段。以重新发现的心性为平台,理学基本实现儒学复兴。     

论爱因斯坦的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和伦理

我国学术界在对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中,把爱因斯坦塑造成为一个可疑的“圣人”形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对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的片面理解。爱因斯坦的人生经历、科学追求和哲学思想,是他的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思想背景。在爱因斯坦的道德和伦理思想中,除了他所主张的那种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外,还有一个他所没有意识到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爱因斯坦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与他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道德和伦理。爱因斯坦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因而他的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是对他的以“利他”为核心的道德和伦理的合理补充。     

儒家伦理的二维结构体系——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谈起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伦理体系的纲领。这条箴言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二维体系结构,即精英伦理与平民伦理,或德性伦理与功利伦理的和谐共生关系。儒家伦理从孔子道德学说的源头即兼顾了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两个思想维度。孟学传统,尤其是宋明新儒家,无视孔子兼顾义、利的德性伦理主张,将义与利、理与欲视作善与恶的对立,否定逐利伦理的正当性,从而滑向道德理想主义的极端。这种绝对主义的精英德性伦理虽然提升了儒家的道德境界,但因其忽视了儒家原有的平民伦理或有限度的功利伦理,致其在高扬道德人文精神的同时,实际上失落了儒家对于"小人"或世俗社会的道德人文关怀。故这只是儒家伦理学说体系沿一个维度的偏重发展。相比之下,荀子从自然人性出发,主张"义利两有"、"以义制利",才是真正继承孔子伦理精神者。荀学传统通过道德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联姻,在道义论体系下为儒家保留了功利论的学脉。这种圆融的二维结构体系,符合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伦理选择,因此比只讲道义论的孟学理学伦理更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伦理的现代转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规范体系构建的初步设想

道德、伦理问题,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有目共睹。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民族,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不讲道德,不论伦理的。道德、伦理是人类社会化的工具,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一个人不思道德,不讲论理,他在社会上将无立足之地,他就不会有真正充实、愉快和幸福的生活。换言之,一个人没有道德,不懂做人的道理,他就失去了人应有的尊严和价值。一个社会如果不讲道德、不倡伦理,那么势必导致力量就是真理,强权就是道德。一个国家如果不讲道德、不行伦理,那么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将陷于精神崩溃的局面,或导致独裁政治,最后覆灭了事。诚如中国革命的伟大失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说:“无道德不成国家,无道德不成世界”。     

道德的底限与普世伦理学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阿多诺的道德哲学,指出他的道德思想是对西方道德哲学的批判继承,他提出的“道德低限”的主张是对维系人类存在的基本道德伦理的反思,表现了阿多诺对人类现实生存状态的关切。第二部分结合阿多诺的道德思想分析我国学术界对普世伦理学的讨论,强调用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去研究道德伦理,指出道德伦理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普世伦理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道德规范则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永恒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从法经济学到法伦理学——“科斯定理”到“波斯纳定理”的伦理演变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以交易成本学说为基础建构了法经济学体系。波斯纳不满足于将交易成本仅仅应用于法经济学领域。通过"交易成本"这块跳板,波斯纳将法经济学的核心转到了"效率"身上。他试图把交易成本学说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拓宽效率标准的应用范围。由此,波斯纳提出了效率最大化的权利配置原则,主张法律制度应重视对初始权利配置的更改,将法经济学开拓到法伦理学。然而,这与人们人权正义的道德共识相违背。为了回答人们的质疑,波斯纳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了系统的道德理由,形成了波斯纳的法伦理学体系。从科斯到波斯纳,展现了从法经济学到法伦理学的发展轨迹。毋论波斯纳伦理奠基成功与否,其对于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学科融合的裨益是不容置疑的。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休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道德空间的拆除与重建——鲍曼后现代道德社会学思想探析

鲍曼是继迪尔凯姆之后道德社会学研究的一位里程碑式人物,道德空间是其后现代道德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社会道德空间被拆除的事实,原于人为建造的认知、美学和道德三个空间的矛盾与冲突、理性化模式使得人类的道德本性让位于遵守规则、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变为阐释者致使道德权威旁落,由此造成了伦理时代走向终结;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返魅"带来了重新面对人类道德能力的机会,对他者负责、走向无伦理的道德自治才是重建后现代道德空间的基础。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略论朱熹的道德本体论思想及借鉴启示意义

作为两宋理学之集大成的朱熹,其本体论思想更加突显了儒家道德本体论的即内在即超越、即本体即工夫的鲜明特征.本文对其道德本体论进行了初步梳理,认为其客观唯心论性质和为封建伦理纲常的绝对性、永恒性辩解应予以批判,而其中一些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在历史上对伦理学研究和道德教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当今也有某种借鉴启示意义.     

从"孔颜乐处"到自适任情--陈白沙对理学重要命题的超越

陈白沙的思想上承周敦颐、程颢、邵雍,而与程颐、朱熹不同。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成圣境界——“孔颜乐处”理解的差异上。白沙糅合儒、庄、禅三家思想,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超越性阐释,以自适任情取代“孔颜乐处”的道德伦理内涵。这充分表现在他的生活实践方面。另外,白沙心学的超越性也体现出宋明理学本身的矛盾,揭示出理学到心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理路。     

回到亚里士多德——麦金太尔《德性之后》的解读与启示

麦金太尔认为现代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深刻的道德危机和道德理论的危机。因此,他在《德性之后》中提出了他的德性论。他认为当代的道德危机就在于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三百多年间,人们抛弃了具有两千多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而走出西方伦理困境的出路就在于回到亚里士多德。就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伦理思潮,如后现代主义、价值中立、普世伦理、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等而言,麦金太尔的德性论研究无疑为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和反思。     

周恩来伦理化人格评析

除政治功绩外,周恩来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伦理化人格。其道德人格表现为:富于人情的情感伦理,高度负责的责任伦理和克己爱民、平等待人的社会伦理。     

伏尔泰哲理小说中的伦理思想

伏尔泰对伦理问题有着比较矛盾的态度，他觉察到了当时成蔓延之势的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也试图为没有上帝的伦理寻找现实的基础。但无论是理性还是人性，都没有给伏尔泰充分的信心以支撑起世俗的伦理体系，于是最终他还是以一个奖善惩恶的上帝作为伦理的根基。     

从苏格拉底之死反观伦理和道德的辩证发展

苏格拉底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追求智慧和道德的善,为人们构建了理性主义道德价值体系。然而,他本人却受到"不敬城邦诸神而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的指控,并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希腊社会世俗伦理和主体道德两种精神力量及正义的冲突。从苏格拉底的死可以反观伦理和道德的辩证关系及其互动发展。     

论戴震哲学中道德的知识化倾向

戴震在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表现了与传统儒学不同的思维路向。他以将道德知识化的方式处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 ,以期排除理学因忽视知识而产生的道德危机 ,实现原始儒学所倡导的“仁且智”的理想。在他看来 ,知识不仅为道德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提供了保障 ,而且构成了道德的实质内容。他在扬弃知识的外在性的同时 ,还讨论了化解认识事物之理与追求道德之善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方法。     

《诗经》在中华伦理精神建构中的重要价值

《诗经》诞生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奠基时期,蕴含着中华伦理精神的初始基因,如“崇尚道德、温润如玉”的修身伦理,“孝弟为本、友爱和谐”的家国伦理,“尊敬自然、师法自然、仁及草木”的山水情怀。《诗经》的伦理意蕴经历了西周礼乐文明、孔子诗学理念、毛诗一派的诗教观念、朱熹的理学诗经学体系等阶段的扩充。今天,《诗经》的伦理意蕴对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国之德”具有重要启发,应促进德育与美育相结合,以情感为抓手培育人、塑造人,发扬“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     

情理冲突与宋代士大夫词人的双重人格与复杂心态

理学是一种政治伦理道德学说 ,它力图将人们的思想、意识、心理及行为严格地限制在宗法伦理的范围之内 ,用一套严格的道德伦理规范来约束、控制人的本能欲望 ,以达到某种人格的自我完善 ,为巩固封建政治秩序服务。在宋代 ,一方面是道学流行且深入人心 ,一方面是世俗享乐意识浓厚 ,二者相互作用 ,使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分裂越来越严重。面对本能欲望与道德伦理的冲突 ,他们的心态变得也越来越复杂。即以词之创作与接受而言 ,士大夫词人的那种暧昧态度就表明了他们既为理所困 ,又被情所役 ,在“天理”与“人欲”冲突中的复杂心态     

西方文学批评之“伦理转向”述评

本文对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批评界出现的“伦理转向”进行述评,追溯该“转向”的背景并综述“伦理转向”后的主要伦理批评流派。文章指出,西方文学批评界出现“伦理转向”（ethicalturn）后,无论是关注道德自我成长的新人文主义伦理批评,还是以他者为尊的解构主义伦理批评,都强调人的主体性,是对后现代主义时期主体性解构热潮的反驳;探究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道德生活、伦理关系成为伦理批评的重要内容。     

朱熹理学与传统文化资源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理学伦理思想体系,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被奉为神圣教条。要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发展变革中得以保存和流传,就要不断发掘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学之所以是一种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就在于它重视家庭伦理关系、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富有科学理性精神、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