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孝治国与家国同构的文化模式SSCI

以孝治国和家国同构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种文化模式体现在血缘关系成为家国同构的历史起点,血缘关系自然地成为政治的前提,家族的血缘凝聚力成为政治制度的基础,继而构成官僚结构的政治框架。孝道诉求成为宗法制权力体系的逻辑基点,孝的本质特征阐释以及孝的历史渊源,孝蕴涵的社会政治诉求,孝伦理价值是与忠的政治价值贯通的。     

家国同构的时代挑战

家国同构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形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形态;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都是建立家国同构这个基础上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家国同构的基础与文化背景也在不断遭受时代的涤荡,因此家国同构这个概念或者实践都遭到时代的冲击。社会的变幻与时代的发展对当前国家政治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传统的家国同构文化和形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治理需要,要求国家治理找到新的方式,要求国家为社会找到新的文化寄托纽带。     

"家国一体"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分析

政治伦理化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价值取向。随着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统治者把家庭伦理移植到政治生活范畴,建立起一整套诸如“忠孝一体”、“宗法礼制”等“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伦理规范,从而通过树立“君父权威”实践并强化其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最终导致公权私化、家国一体。     

《论语》中“孝”思想探新

《论语》中“孝”的起点是个人的修养,家庭领域的“孝”是家国同构中的重要基础,所以重点分析了“孝”在家中的合法性以及行孝的具体表现。认为在现代社会,“孝”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应使“孝”回到其家庭道德的本来和应有的地位,其合理性还是在家庭之中。     

家国模式与中国电影建构国家形象的话语修辞

在东西方文化中,家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记忆与经验,提供了小与大、具体与抽象、情感与理智等众多具有张力的叙事空间,成为国家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取理智共识与情感认同的基础。当下中国电影存在"家国同构""家国对立""以家喻国"三种模式,出现国家与家庭抵牾的现象,难以承担起关注个体人文价值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说,回归文化传统,借助影像的隐喻修辞,充分展示家庭及其家族文化的优质,是塑造中国形象不可缺少的维度。     

文化迁衍与当代电影“家国叙事”嬗变

"家国叙事"是中国电影的民族叙事传统,承袭中国文化中"家国一体化"的理念,在不同时代中呈现出迥异的风貌。中国电影诞生初期,形成民族寓言下的"家国同构"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家国叙事"发展为政治图景下"国显家隐"的范式。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浪潮中,家国题材电影形成历史反思与诗意的人性化"家显国隐"书写模式。在新世纪互联网语境以及资本市场的影响下,家国题材电影生发出新形式,并不断更新其美学风格与具象叙事手段,激发出当代电影新的活力。     

《论语》中“孝”思想探析

《论语》中孝的起点是个人的修养,家庭领域的孝是家国同构中的重要基础,所以重点分析了孝在家中的合法性以及行孝的具体表现。认为在现代社会,孝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应使孝回到其家庭道德的本来和应有的地位,其合理性还是在家庭之中。     

孝结构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以《大学》、《中庸》为中心的文化阐释

孝文化的最基本意义在于孝顺父母尊敬亲长,这构成以孝为本的理法规范要求。对父母"孝"的情感的扩充和延展,形成儒家传统中的祭祀祖先的"家——国"集体无意识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孝道始终都被看作儒家仁爱伦理的底线。孝伦理往往表征出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意识和行为规范。儒家文化中的孝心理不是仅仅止于孝敬,而是强调这是一个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程序,一个逐渐放大的人伦心理结构完美的进程,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孝政治成为君子齐家治国的基本前提。     

家国传统与秩序再造——基于中国逻辑的历史分析

家国关系是人类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而东西方之间却在此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逻辑模式.恩格斯立足于人类学研究成果,在分析了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起源的经典案例之后,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分为基础,形成了其家国异构理论.而一些学者在研究古代中国时,则出现了家国关系的另一种视角,即家国同构理论.但是,面对广阔而复杂的历史画卷,仅仅将其概括为家国同构难免有失偏颇.这一贯穿中国几千年之久的逻辑底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话语,并最终随着近代中国国家的转型而解构.今日之中国,法律取代宗法伦理成为调整家国关系的核心要素,家庭的私领域特征不断凸显,而传统的家国理念也更多地体现为家国情怀这一道德文化精神.     

论“十七年”家族小说的文化变异

“十七年”时期中国家族小说的家族文化传统发生了显著变异,家族不再处于传统的核心地位,具有了明显的边缘化特征,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强烈政治功利性的意识形态内容,从而使家族徒具形式的意义,深刻改变了中国家族小说的文化传统,其主要表现为血缘关系的弱化、家族伦理秩序的变动、价值观念的置换与“家国同构”观念的变异。     

论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与腐败的关系

中国腐败问题的滋生和蔓延既有现实的因素 ,也有传统性的根源。本文从古代中国政治统治制度的根本性特征———家国同构着眼 ,考察建构在其上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严密的官僚管理体系、单一的德治主义的政治治理模式和人治的统治传统 ,分析它们与产生传统政治腐败的关系     

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兼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一种伦理进路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形成有着基于宗法制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家国情怀”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家国同源、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在更深层意义上则需要结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来理解。同时，“大一统”“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是“家国情怀”的内在价值线索，沿着这一价值线索，可以在现代化转型中找到“家国情怀”的现代版本，即爱国主义。通过这种伦理价值分析基础上的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并挖掘民族复兴的深层次力量，找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种思路。     

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化的特点及其现代启示

政治社会化是培养政治人的过程,是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的传递过程。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化在政治人的塑造过程中主要坚持"家国同构"理念,把政治社会化与"政治录用"相统一,强调"礼"在教化中的作用。这就启示我们,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必须注重家庭和学校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注重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作用。     

《唐律疏议》中的孝伦理思想

孝最早是作为伦理道德范畴出现的,指中国古代子女善待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行为.随着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的确定,经孔子、曾子、孟子等儒学大师的丰富与发展,孝成为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秦汉以来,儒家“孝”的伦理思想逐步渗透到刑律中,至隋唐时期已上升为法律原则.《唐律疏议》作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法律条文和疏议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孝治思想,对“不孝”的行为及惩罚予以了详细规定,并通过“存留养亲”、“同居有罪相为隐”等法律制度对孝行为予以保护,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传统家庭伦理的特征分析

传统的中国家庭孕育于华夏民族独特的生存土壤和文化环境,因而家庭伦理呈现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征。首先,传统中国人以家族生活为活动范围,家族至上的群体意识成为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精神。其次,在等级服从的家长制家庭中,家内人际关系以与父的亲疏远近而依次排序,形成等级差序的人际格局。第三,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机制,为移孝作忠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现提供了社会结构的可能。最后,传统家庭伦理价值目标以“齐家”为本,因此,价值判断具有严格同一化倾向。     

“家国同构论”的重新审视——以周代国家秩序构建为中心

对20世纪有关“家国同构论”各种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关键，也是重建以“家”为方法的现代中国国家理论的根本。本文试图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以家国关系为根本问题，以中国周代国家理论构建为核心，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亲亲与尊尊的张力，思考家国文化如何通过调和亲亲与尊尊维系中华政治文明的传承，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现代中国国家理论构建如何返古开新。作为宗法意义上的“家”体现了以亲亲为本、以尊尊损益亲亲的“齐家”文化。从“宗统”到“君统”体现了以尊尊为本、以家拟国的治国文化。“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体现了封建制中家与国、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复合治理结构。     

从家国结构论孝的公共性

在现代社会结构中,因为父子关系属于私人领域,所以孝也被理解为私人道德。但是,在传统思想之中,家国结构、人伦关系、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国家的需要,杨度、梁启超开始提倡以建立现代国家为目标的"国家主义"与国家道德,并将其称为公德,相应地,孝也成为私德。在五四时期,吴虞等发起的"反孝运动",实质上是对中国文明的整体批判。但是,要重新认识传统,必须重新理解传统的家国结构,并理解这一家国结构中孝不仅是一种现代人所说的私人道德,其公共性表现在这一德性是构建中国文明秩序的基础。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本身。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仁孝维系家国和谐——以虞舜施仁行孝为例

"仁"与"孝",相通互补,几囊括人类全部美德,同为儒家伦理思想之本源。故此,施仁行孝,非特为百姓做人之最高标准,亦帝王治国,维系家国和谐之重要保证也!作为中华道德文明始祖,舜帝一生,始终践行个人身心道德之"诚"、家庭道德之"孝"及社会道德之"仁";最大限度地维系了家国和谐,予继踵者和百姓万民以无尽教益。     

简析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绵亘两千余年,发展十分完备,是与其政治结构密切相关的。认真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在结构,揭示其基本特征,有助于我们把握其特质,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一、家国同构家国同构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首要特征。中国社会是带着氏族制的脐带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的,它非但没有清算氏族制,反而保留了氏族制的残余。文明的发展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利用宗法血缘的心理和生理基础,将氏族制发展为宗法制,用宗法血缘的纽带将家和国联结起来。家庭以及家族成了联系家和国的中介。同时,在结构和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