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有三态论”下的“本体诠释学”SSCI

本文旨在阐明"存有三态论"的基本构造,以及由此而衍申成的本体诠释学。首先,回溯到一九九一年有关"存有、意识与实践"之探讨,并经由一九九六年之"道言论"而展开﹔指出"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态,而这是承继王船山"因而通之,调适而上遂于道"的进一步发展。再者,经由"道、意、象、构、言"这五层次,而论述"本体诠释学"的基本结构,指出由"存有根源的体证"而"意向的体悟""图象的想像""结构的把握"以及"话语的记忆",这是彼此多阶而相互回环的无休止过程。诠释与生活,意义与世界,原是通而为一的,经由生活世界而有意义诠释,其中便隐含着沟通、诠释、批判与重建,永续不止。进一步,将此置于经典诠释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发现"人""经典"与"道"这三者互为核心,以"两端而一致"的方式,交互循环。一方面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另一方面,义理明而后训诂明,两者通贯,本末为一。     

台湾当代儒学的诠释学考察

检视台湾当代儒学诠释学的正当性与方法论,以回答它是否导致了当代新儒家过度诠释经典这一问题。林安梧否认熊十力有"六经注我"嫌疑,诠释是"存有三态论"哲学之要求。刘述先则提出"理一分殊"论。黄俊杰强调诠释与经典之间有两种张力,而孟子脉络解经法、"以意逆志"解经法是对此张力的缓解。李瑞全在儒学教学中实践体悟诠释方法。何信全则主张以西方形式逻辑来诠释儒学经典。     

"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西方诠释学普遍认为语言是诠释的前提,是“存有之居屋”。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和思路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应立足自我,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和具体概念、范畴,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和义理思维中,开出新路。     

新儒学之后与“后新儒学”——以“存有三态论”为核心的思考

本论文旨在检讨"新儒学之后"的思想可能向度,"存有三态论"如何从原先的"两层存有论"(牟宗三哲学)转折而出,以面对全球化与文化多元的新局。"存有三态论"融摄儒、道、佛三教及西方宗教哲学,而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者为体系建构支柱,它重视在现代化(外王)的历程中重新调适公民正义与心性修养(内圣)的方法途径。一方面恰当的调适而上遂于"道",另方面则具体而落实于"生活世界"之中,在"多元"中调理出"一统"。进一步,检讨了"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普同性危机,并寻求其克服之道。儒道佛三教思想隐含了一极可贵的意义治疗学思维,这有助于开启诸多现代化之后的思想对话,并寻求进一步融通的可能。最后,我们将指出"语言是存有的安宅"而"存有是语言形而上的家乡"。     

论朱子诠释学中的“理”路

朱子诠释学是在"理一分殊"的大框架下,逐步系统展开的。朱熹认为,"物理"是万物之理,是所有事物得以存在的依据,亦是所有事物在分享"理一"后具体的呈现;"文理"是文本之理,它是经典对万物之理的承载,既体现于文本结构的脉络、文义中,又表露于圣贤文字、语句所蕴藏的义理之中。在文本诠释中,"物理""文理"必须相互关联,彼此统一。其最终要达成的效果是,经典要义的理解必须基于意义的理解,在文理逻辑的推动下呈现,而多元化文本的意义理解又必统摄于单一物理的理解之下。可以说,"物理""文理"恰似"对子",对之关系的正确理解是后人把握朱熹诠释理论架构的关键之匙。     

“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论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学方向

“训诂通义理”是中国训诂学的核心理念,形成了贯穿汉宋的历史脉络,在乾嘉之学达到历史高峰。乾嘉学者对训诂的过度推重导致了汉宋门户与“训诂—义理”的脱节。在训诂学“语言学化”的现代转型中,“训诂通义理”的传统不断失落。与此同时,现代训诂学明确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推进,为“训诂通义理”的新开启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现代训诂学的高度,可以对经典义理进行语义确证、语境显现、主旨厘定、训诂阐释史、意象探求五个层面的学术拓展。在以中国阐释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碰撞中,“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获得了更为充沛的生命力。     

从训诂学走向诠释学--中国哲学经典诠释方法的现代转化

说到经典诠释,自然会想到传统的训诂学.文字、音韵、训诂是我国经学时代的主要治学工具,依附于经学而又支撑着经学,构成了古典知识系统的重要基础.训诂以释义为主,兼及音形,有所谓义训、声训和形训的分法;但就解释语义而言,通其义则为训诂之本.通顺文意必然涉及语言的扩张性和文本的诠释性,这就和西方的诠释学,特别是其古典形态的释义学发生了比较的联想.训诂可以说即是一种诠释,但训诂学并非即是诠释学;训诂和诠释有关联,但训诂学不一定必为诠释学.     

中国哲学诠释方法——“同情之理解”的源流及其限制

一、"义理之学"和"征实之学":儒经诠释学的两种基本方法诠释(exegesis)是诠释学(德文Hermeneutik,英文hermeneutics)的基本概念.诠释学的先驱人物约翰·孔哈德·丹恩豪尔所著《圣经诠释学或圣书文献解释方法》(1645),最早使用"Hermeneutik"(诠释学)一词作为其书名,其本义是"文献解释方法".诠释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原本是一种解释技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理论和哲学.作为诠释学范畴的诠释对象的文本,原来仅限于用文字写出来的作品,后来扩展到其他作品,乃至于凡历史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事件或现象非经解读则不能被理解者皆被当作文本来看待.相应地,诠释学中的诠释起初只是对文字作品的解释,后来发展到对存有诸多不同解释之可能的一切非自然的事件或现象的解释,其诠释功能最初只是说明文本原有的意义,后来更兼及说明文本在解释者所处时代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论郭象《庄子注》中的“寄言出意”与“忘言寻旨”——以经典诠释学为视域

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研究郭象《庄子注》,郭象注《庄子》,展开于字、句、段、章、篇、全书等不同的文本意义单位,涉及语义解释、作者原意阐明和哲学意蕴抉发等不同义理层面,带有明显的解喻性质。郭象以"寄言出意"概括《庄子》的论说方式,提出与之相应的诠释策略,即"忘言寻旨"。在"述而作"的驱动之下,"寄言出意"又翻转为郭象自己的义理创新方法。由此观之,"阐发"乃是经典诠释中与"理解"、"解释"同等重要的方面,其中包含"述"、"作"、"为"等不同的要素。经典阐发同时滋养两种相反相成的精神气质:其一,诚之道,尊重经典,自觉地将作者与文本作为经典阐发的约束条件;其二,风流逸气,张扬个体的批判力与创造力。《庄子注》的经典意义还在于,它通过散播于注文各处的思想片断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从“五四后”到“后五四”——基于“存有三态论”思考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角色

"五四"以来,"传统"与"反传统"交相震荡,中国文化从"花果飘零"到"灵根自植",终于迎来了今日的复兴。从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哲学转折缔构出"存有三态论",有助于深度检讨"新儒学之后"的中国文化演进路向,从而更有效地面对以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为特征的21世纪新局。"存有三态论"融摄儒、道、佛三教及西方宗教哲学,而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者为体系建构的支柱,重视在现代化(外王)的历程中重新调适实现公民正义与心性修养(内圣)的方法途径。放眼世界,它一方面通过恰当的调适而上遂于"道",另一方面则通过具体地落实于"生活世界"之中,在"多元"中调理出"一统"。进一步,传统儒道佛三教思想所隐含的意义治疗学思维还有助于克服"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普同性危机,揭示这一点将有助于开启诸多现代化之后的思想对话与融通的可能空间,从而使中华文明在21世纪扮演好交谈者、对话者的重要角色。     

乾嘉汉学的殿军—阮元

宋明儒者诠释儒家经典,重视义理的发挥,并由此建构了一套"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的理学体系。清儒反对这种"舍实求虚"的治学方法,尝试另走一条由经典文字训诂来建构新理论体系的道路。阮元提出"推明古训",重新理解孔子"仁"学,便是这样一种尝试。在经典版本校勘学方面,阮元校勘十三经,摒弃凭臆"恢复"的古本,拒绝率尔"改正"古书,彰显了他关于经典传本的甄选原则,以及关于版本校勘的审慎精神。     

解释与理解——浅析中国经典诠释的建构

中国有悠久的解经注经即诠释的传统,但"诠释学"作为概念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传入中国,首先被应用于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而扩展到哲学领域。近年来,随着国学的发展,"国学热"的出现,关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文章拟在分析经典诠释的困境以及比较西方认知诠释学与本体诠释学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及其建构。     

朱子哲学当代诠释方法论之反思——从“继别为宗”到“横摄归纵”

本文旨在针对牟宗三对于朱子学所提出的独特论点,提出反省批评,并经由方法论的深层反省,指出此中所含"逆格义"的诠释限制,进而时朱子学提出一更恰当的可能诠释与重建.首先,简要阐释"继别为宗"的意义,并指出这宗法性的分判本身的限制何在,在方法论上将有如何之限制,并深入朱子的相关文献,对比诠释,指出所谓"本质工夫"与"助缘工夫"之区别,及其在诠释上的缺陷何在.再次,以朱子的<格物补传>为核心,指出它仍归本于"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大传统,其并非"静涵静摄的横摄系统",而是"横摄归纵的系统".换言之,朱子学仍是孟子学,只是它开启了孟子学的道德理智主义一脉,而不同于阳明学的主意主义.朱子为横摄归纵的系统,而阳明则为纵贯横推的系统.牟宗三关于朱子阳明的根本分判是可争议的.朱子学一方面强调"格物穷理",但另一方面则强调"涵养主敬",此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其中隐含一"知识"与"道德"的辩证性结构.这可以说是由"识别于物"而"知止于心",最后则"明通于道",从知识的横摄到归溯于存有之源,即此存有之源即是道德之源.借此进一步反思学术社群、诠释权力及学问系统之诸多问题,以朱予学为焦点,指出该跨越当代新儒学的限制,而进入一个崭新的诠释时代,中国哲学之发展将有新的可能,朱子学亦当有一恰当而妥贴的诠释.     

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

圣贤以后的儒家学问,就是通过儒学经典的研习以揭明圣人之道且身体力行,这是孔孟以后儒家学者的共识。但是,经典所明之道究竟是不是圣人之道,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提出判定所明之道是否为圣人之道的双重标准：以训诂考据手段揭明经典义理,通过学以致用去实现和确证儒学真理。戴震通过确立治经明道的双重标准以诠释儒学治学旨归,对于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儒学思想特质和儒学思想的实现方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老子道学与21世纪人类文明

本文旨在经由道家哲学与21世纪人类文明的对比,凸显文明中严重的文蔽问题,并应用笔者近十余年来所提出的道家式的存有治疗学,给出治疗的可能。本文依循《道德经》的四大,阐释人在三才中的处境,并进一步诠释地的具体性生长,天的普遍性理想,道的总体性根源,从而关联成一种自发性的和谐。通过文明与文蔽的对比,指出话语的两面性,进而指出须由话语归于存有,由言入于默,这是一个消解的过程,同时也是治疗与批判的过程,其最终必然指向和谐的融通。人们经由致虚、守静,自能让万物并作、归根复命,经由道家思想,将发现如此可以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人类文明因之可以共生、共长、共存、共荣。     

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建立及其发展

成中英创发的本体诠释学经过了三十余载的持续发展已于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这源于其深刻的理论动机与长期的实践坚持。融贯古今中西的本体诠释学从整体的层面对中西哲学的发展进行了系统反思和相互理解,从本体学的视角透视中西哲学各自的本体发展规律和特点。聚焦于西方围绕ontology发展出的实体哲学的演化轨迹及其在当代突显的知识与自知、科学与道德的割裂问题,本体诠释学强调根源性的重要,提出了动态的生成着的具有根源性的"本体"以补足实体论式的本体论。同样,在植根于东方传统哲学的深刻内在体验同时,本体诠释学也指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需要在外在性与分析性上的开拓。从观、感动态循环和人的四个性向出发的本体学、本体诠释不仅促使中西哲学各自反思自省,而且为两者在当代展开深层次的对话找到一条途径,进而在互释的实践和本体的生长中寻求人类的相互理解,共同面对知识、自知和价值在当代造成的困境。     

朱子解经方法的理论价值探研

朱子通过大量解经实践,诸悉宋代学者义理解经的流弊,对此进行了全面反思,要求融会汉学之章句训诂与宋学之义理,以求激活经典的潜藏价值.他开启的章句训诂与义理结合之治学方法潜藏着深厚的理论价值,涉及到言意之辨、细节与整体的循环以及解经的历史性等问题.言意之辨也就是朱子确信通过经典语言可以把握圣贤遗义.细节与整体的循环指只有通过字词训诂才能把握经典义理,而经典的整体文本又制约着字词的训诂.经典阐释的历史性问题,即经典的存在状况和时代思潮对阐释的影响.     

王弼哲学溯源——以经典诠释为中心

中国哲学是以经典诠释为基础的哲学之思,释经方法与本体追求密不可分地存在于哲人的经典诠释中。王弼为玄学之宗,其哲学语词、表述方式及思想指向,既继承又超越了两汉时期的天人相应之学,同时也为东晋时期佛教的讲论与传播提供了格义所需的思想依凭。基于经典诠释的变迁,追溯王弼哲学渊源,可以发现,王弼哲学主要通过汉末荆州学术及其经典诠释方法,同两汉思想传统历史地关联起来。当他秉持"得意忘言"的诠释理念,以"注""指略""略例"等释经方法,解读《老》《易》及《论语》时,诠释出的本体之"无"不仅贯通天道与人事,而且也启发了东晋士人对般若"空"义的解读与体悟。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     

论本体诠释学的四个核心范畴及其超融性

本体诠释学应阐释为对本体发生的一种诠释,以区别于实体化的本体论。古希腊和中国从不同的进路来讨论存在,此差异表现为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as being)和作为发生与创造的存在(being as generative or creative)。通过界定本体诠释学的本体和追溯中西哲学的Logos与道,能够进一步展现出本体诠释学的四个核心范畴、五个命题。在此基础上可以探求如何实现超融、如何从诠释的方法看待本体诠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