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之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夷夏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重要主题之一。夷夏的概念以及夷夏之辨是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夷夏之辨含义有三:地理意义上的夷夏关系,血统意义上的夷夏关系,文化意义上的夷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夷夏之辨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华夏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以及与他族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如影随形,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相伴始终。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是文化的优劣之辨、先进性之辨、主体性之辨,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是古代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总体上看,夷夏之辨不仅没有阻碍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反而与民族融合的浪潮相互鼓荡,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愈发明确,民族共同体意识愈发清晰。     

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汉代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由大一统政权通过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来主导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各少数民族则起着一种互动的作用;作为大一统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形成,在民族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一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背景之下,普遍重视维护大一统、强调礼义文化而非种族血缘之辨以捍卫华夏文明,便成为汉代夷夏之辨的主要特点.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夷夏之辨"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重要问题。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这个问题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从地理、文化等方面探求夷夏差异产生的原因,揭明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特点;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民族应各安其所,和平相处,提倡因地制宜的少数民族治理政策,希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历史地考察纷繁复杂的民族互变现象,试图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原因和规律。王夫之的夷夏观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开放性,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夷夏问题的认识,对推进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多民族统一,实现多民族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以沿江沿海督抚为中心的考察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晚清沿江沿海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呈现出了一个层次分明、逐步深化的过程。综观晚清 70年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可知 :其一 ,民族危机的刺激是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第一动力 ,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过程亦是其探索中华民族出路的过程 ,其爱国之意是明显的。其二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在客观上推进了近代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其三 ,督抚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其对西学的认知程度成正比 ,督抚固有的文化观念 ,既提供了其接纳西学的思想基础 ,又规定了其吸收西学的限度。其四 ,晚清督抚的文化观 ,在某种意义上 ,又构成了清政府进行各项改革的思想指导。     

试论“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的逻辑联系及嬗代整合

"夷夏之辨"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夷夏观念,反映了当时的夷夏关系。服事思想以"夷夏之辨"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理想化夷夏秩序。不过,这种秩序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突破,作为两种文明撞击、融会的缓冲地带,要服群体因此得到了融入华夏的历史机遇。春秋时期,礼别夷夏思想的提出,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礼别夷夏的更大贡献是提出了区分夷夏的新标准,从而为夷狄入夏提供了理论可能,也为"大一统"思想的兴起埋下伏笔。战国时代,随着夷夏观念的衰退,"大一统"思想的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     

关于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研究——以其宗旨与目的所体现的现时代价值及普遍意义为中心

王夫之的夷夏之辨涉及到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与阶级矛盾相比,该矛盾更应该首先被解决。王夫之夷夏之辨的宗旨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互不交流,目的在于构建充满生活气息的人类社会,其所主张的这种社会是植根于礼仪并以人文道德进行感化的社会,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根本区别也在于此。王夫之的夷夏之辨蕴含着应该构建这种人类社会的主旨。当今时代,不论东西方任何社会,要保证个人的生活质量,构建基于共同体的人类社会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这一视角来看,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目的具有普遍意义,其夷夏之辨的宗旨和目的也体现着深刻的时代意义。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超越与局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再考察

鸦片战争后,思想文化界的风气转向经世致用之学,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它是强国御侮的呼声,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先声。突破了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较早地认清了世界发展的新格局与趋势,并把学习西方技术与御敌图强结合起来,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最高水平,对后期的洋务运动及近代文化的转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一时代命题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所揭示的基本内涵尚不全面、深刻,只停留在表面器物层次,未能真正认识到学习西方的深层内核。     

近代报刊在晚清史学批评演进中的地位与价值

晚清报刊上的史学批评文献主要包括商榷型专文、史书广告和新书评介三种类型。商榷型专文多出自史学精英之手,它塑造了晚清史学批评史的主要脉络,引领了史学革命的风潮。史书广告在商业宣传之下仍透露出较强的史学批评信息,是史学常识与史学思想在一般知识阶层中的延伸与扩张,更是一座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料库。新书评介的第一属性是学术批判。晚清报刊设置这一栏目,使得新书评介跻身于和经济、学术、教育、军事诸栏目平等的序列,为史学批评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舆论空间。报刊凝聚了清末史学理论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史学争鸣的平台;还加快了史学批评的传播速度,缩短了批评者相互回应的周期,同时也为史学批评印上了清晰的时间印迹。     

走向多元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题讨论)文学之士在思想史上的作用

周群认为,文学之士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是思想史研究中有待开掘的一个领域.文学之士的思想创制较儒士灵活自由,对个性解放思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荡越"思想也容易引起传统势力的诟病使其所信奉的思潮而很快消减;他们的思想贡献因文名所掩,常常被忽略.颜世安尝试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古代人文思想的"超越性"取向,具体则落在春秋前中期的诸夏认同和华夷之辨这一"点"上,由此方可显现<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的观念背景.方旭东认为,思想史边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不无关系.这种特殊性,使人对思想史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思想史只有将人类历史上对时代精神课题作出归纳并试图作出解答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可以成立.     

有教无类：中古文化与政治的互动——读陈寅恪隋唐两论札记

陈寅恪先生曾以“有教无类”一语来概括南北朝时段种族、文化之互动 ,强调“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 ;这一睿见有其时代学术背景 ,还值得进一步探索。当时北方各族间的胡化、汉化可能是多层次反反复复进行的 ,其“胡”的程度和含义尤其充满了构建出的认知成分。那一时段的政治争夺与文化竞争息息相关 ,大致形成一种文化为体、政治为用的格局。在多文化及多政治实体竞争的差序格局中 ,“华夏”和“夷狄”一定程度上成为“正统”和“非正统”的代称 ;当这一华夏概念被各方接受为共同的秩序规范时 ,其本身的文化含义却被淡化了。     

比较视野中之晚清"西学中源"与"中体西用"文化观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是盛行于晚清思想界两种影响较大的中西文化观。这两种文化观产生的背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式方法、思想特色、客观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一致性的地方,同时也有不同之处,通过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深化对这两种文化观的认识。     

走向多元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题讨论)

周群认为,文学之士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是思想史研究中有待开掘的一个领域。文学之士的思想创制较儒士灵活自由,对个性解放思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荡越"思想也容易引起传统势力的诟病使其所信奉的思潮而很快消减;他们的思想贡献因文名所掩,常常被忽略。颜世安尝试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古代人文思想的"超越性"取向,具体则落在春秋前中期的诸夏认同和华夷之辨这一"点"上,由此方可显现《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的观念背景。方旭东认为,思想史边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不无关系。这种特殊性,使人对思想史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思想史只有将人类历史上对时代精神课题作出归纳并试图作出解答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可以成立。     

走向多元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题讨论)思想的位置--重审思想史边界

周群认为,文学之士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是思想史研究中有待开掘的一个领域.文学之士的思想创制较儒士灵活自由,对个性解放思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荡越"思想也容易引起传统势力的诟病使其所信奉的思潮而很快消减;他们的思想贡献因文名所掩,常常被忽略.颜世安尝试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古代人文思想的"超越性"取向,具体则落在春秋前中期的诸夏认同和华夷之辨这一"点"上,由此方可显现<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的观念背景.方旭东认为,思想史边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不无关系.这种特殊性,使人对思想史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思想史只有将人类历史上对时代精神课题作出归纳并试图作出解答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可以成立.     

走向多元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题讨论)从史学角度看春秋时期人文思想中的"超越性"

周群认为,文学之士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是思想史研究中有待开掘的一个领域.文学之士的思想创制较儒士灵活自由,对个性解放思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荡越"思想也容易引起传统势力的诟病使其所信奉的思潮而很快消减;他们的思想贡献因文名所掩,常常被忽略.颜世安尝试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古代人文思想的"超越性"取向,具体则落在春秋前中期的诸夏认同和华夷之辨这一"点"上,由此方可显现<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的观念背景.方旭东认为,思想史边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不无关系.这种特殊性,使人对思想史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思想史只有将人类历史上对时代精神课题作出归纳并试图作出解答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可以成立.     

公理与富强:近代中国接受西学的两个不同路径和选择

晚清中国人之接受西方文化,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通常被描述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样一个单线条的上升和变化过程。这个说法最早由梁启超提出,后人一直延续了这一观点。但是,实际上,近代中国人一开始接受西学就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主题、目标和需求:其一是国家的目标,其二是思想文化的目标。前者表现为对富强的追求,后者表现为对公理的追求;前者的目标是船坚炮利、国强民富,后者的目标是民主、自由和人权;前者体现在魏源的探索和观念上,后者体现在徐继畲的探索和观念上;前者的历史行为是自强运动,后者的历史行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两个主题的自身成长和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     

“西学中源说”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

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试论太平天国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朱元璋与洪秀全民族政策之比较研究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指导制定不同民族政策的基本思想观念主要有二：一曰夷夏之防、华夷之辨;二曰四海一家、华夷同体。由这两种不同观念指导制定的不同的民族政策,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明初的朱元璋虽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而起兵,但他执行华夷同体、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赢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新生政权的巩固。而太平天国政权及其领袖洪秀全以夏尊夷卑、华夷之辨观念为指导,制定了狭隘的名为种族革命而实为种族复仇的民族政策,将打击清王朝与排斥、仇杀满人相混淆,把反封建与反满人相等同,在实践中导致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多次发生屠杀旗兵满人事件。太平天国政权的最终失败,其原因固非止一端,但错误的民族政策应是这诸多原因中的一个,这恐怕是没有疑问的     

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

晚清时期发生的持续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史家大都认为它只是造船造炮之类器物层面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是不是仅为器物层面的革新？有没有内在的合理因素支撑着洋务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洋务运动在深层的精神层面的历史价值何在？剖析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识,是回答以上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所在。笔者近年来发掘出《李鸿章全集》佚文——李鸿章为《格物入门七种》等五种中译西书所作的序言,这些序言揭示了李鸿章确实研读过西学书籍,并且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致力于引进西学,是洋务运动第一次使科学和技术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文化因素,这种因素正是封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换所必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