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殷周之变的再探讨--以殷周"德"义变迁为线索

学术界长期将“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中的“德”解释为“德行”、“德性”,夸大了殷周之变的文化意义。考释甲骨文、金文中的“德”,可知殷周时期的“德”乃“祖先祭祀”之意。周革殷命以后,在“天命靡常”的忧患下,周公的宗教改革并没有“疑天”,而只是将“德”从单纯的“(牛羊)献祭”改良为“(心行)献祭”。本文以雅斯贝斯的轴心突破理论为观照,将殷周之际“德”观念的变化以及西周之“德”与此后孔子儒家之“德”之间的关联性和突破性作为考察对象,得出殷周之变作为前轴心突破的起点,其文化变迁的方式依然是整合式的结论。     

殷周之际的宗教革命与人文精神

西周文明中的人文理性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基础,受20世纪反宗教思潮的影响,学界过去往往将其起源归结为对宗教的反动。分析以往关于西周人文精神形成的几种主要观点和殷周之变的宗教内涵,可以发现上述结论过于简单和片面,遮蔽了殷周之际中华精神演变的本来面目。实际上,轴心时代之前的中华文明依然处于宗教时代,殷周之变也并没有消灭宗教。不过,它完成了对殷商自然宗教的历史性突破而创立了一种新的伦理宗教,正是新的伦理宗教孕育了西周的人文精神。伦理宗教不但产生了新的至上神(天),产生了对于神意的新解读即以德为核心的天命观,而且产生了天人之际沟通关联的新的渠道与形式,最终使得道德性天意所关照的社会领域不是减少而是扩大了,天人之际的联系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因此,西周人文理性的产生虽然是传统自然宗教弱化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新生的伦理宗教深化的产物,不理解新生伦理宗教与人文理性之间的内生关系,不理解伦理宗教对人文理性的孕育开创之功,就无法揭开西周文明和精神的秘密。     

自然与宗教的双重存在——对老子之天的考察

老子之天是复杂的,具有自然之天和宗教之天两重性。对于自然之天,老子认为天根源于本原之道,天的特征是清明,天的地位仅次于道,天的价值在于同地一起协助道创生万物,天比万物生存的时间更为持久。基于自然之天的自然性,人只是效法天,以获取生存智慧。对于宗教之天,老子认为天具有主宰性,天主宰人间万事时体现其道德性,这种道德性又体现在天一方面对所有的人"善",另一方面仅对善人"善"。基于宗教之天的主宰性,人们唯有事天、从天,顺应天意,才能获得天的佑护。     

论唐君毅的“人文宗教”观

唐君毅基于人类文化的精神价值与意义,以人文概念涵摄宗教,建立了贯通宗教与哲学领域的一个基本范畴———人文宗教。这种以儒家思想构建的新宗教观反对从实用的功利观点去看待宗教,强调天人合德的宗教道德智慧与“悠久”之历史意识,并认为科学与宗教的价值决不相悖。     

从以天论德看儒家道德的宗教作用

现在很多学者均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儒学不是典型的宗教,却有着宗教的作用。儒学之所以有如此奇特的现象,奥秘在于儒学有一个独特的天论传统。自西周初期统治者为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以德论天”以来,春秋战国之际的天仍然具有伦理宗教的余韵,当儒家沿着思维的惯性“以天论德”即将道德的终极根源推给上天之后,其道德便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宗教的色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宗教性是通过儒家心性之学中仁性一层实现的,将仁性的根源归给上天,仁性因为天的超越性而赋予了类似宗教的作用和力量,具有了强大的动能,进而保证理性自身就是实践的。     

宗教的道德信仰资源探析——由宗教道德擢升为道德宗教

在道德信仰弱化、工具理性膨胀的今天,应当改变对宗教简单否定的态度,从中汲取积极的伦理资源。一定程度上,宗教能为解决人生有限与无限的矛盾提供路径,而且具有重要的道德调节功能,一定程度上能为道德超越世俗而达神圣提供净化的启示。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特质及其现代反思——兼论现代新儒家的"人文宗教"观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其前提条件必须是道德自身成为一种信仰.儒家对"人文"精神及其道德教化的极端重视导致其"道德信仰"的最终确立.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钱穆、唐君毅在深入研究儒家思想的宗教特质时,都认同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维取向与思想特质,并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三阶梯".然而历史与现实都告知我们,当道德信仰放大为政治教条并强化至一个极端时,悖论就开始出现了.     

中国“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的“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德治”思想从西周确立以来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考察中国“德治”思想的历史发展 ,有助于我们在当今社会对“以德治国”的方略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社会公益：制度性宗教转型的路径——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思考

本文从＂世俗化理论及其反思＂的理论脉络出发,通过对中国北方地区一个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公益组织的个案分析,与现有理论对话。通过对社会结构背景、组织载体、行动理念及生存策略的分析考察,本文核心观点如下：制度性宗教开展社会公益事业,第一,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公益缺口是其现实基础;第二,非政府组织的弹性特征是其可资利用的组织载体;第三,宗教信仰对＂人＂的关怀可成为其精神资源。最后得出结论：在现代化进程中,宗教权力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宗教实践的停滞和宗教信仰的消亡,以社会公益为切入点,制度性宗教可以找到在现代社会中转型的可行途径,继续参与公共生活。     

恩典与自由——康德道德宗教与人文主体性的现代困境

康德在人文主体性极限处所陷入的“恩典－自由”矛盾，以及康德将神性的无限性时间意义人文化为向善的“历史”的人文主义立场，深远地制约着现代性思想。这一矛盾标示着人文主体性与基督教神学有其现代性源初关联。两者必须相互关联地成为反思对象。这一结论对于批判人文中心主义这一当代重大课题具有方法论意义。巴特危机期以神反人却难免人文主体性定势的困境表明，在近代主一客二元论或人－神矛盾格局内颠倒立场不是出路。现代三位一体神学与海德格尔式多重关系多重角度的非中心新格局，以及非自我单极主体的受动——能动——对话性意向言行方式，才有助于开启２１世纪可能的新人文主义方向。     

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之我见

宗教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由来已久、争论不休的话题。由于共同关注人类的行为 ,并且都指向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和谐 ,所以两者在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段结合得非常紧密 ,但谈论道德而避开宗教并非不可能。本文从两者的基本关系入手 ,着重探讨宗教对道德意识可能具有的负面影响。     

论“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

"道之以德"和"为政以德"是孔子对古代"政以治民"和"政以正民"的重大改造.古代儒家强调政治德行对于政治过程的重要性,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道德教化,坚持以美德为政治的基础,以善为政治的目的,以仁贯通于政治的实践.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条件下,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当代东亚政治的权力腐化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     

殷周之际天命观的转变与《周易》哲学思想的形成

卜筮是古人主要的决疑手段。殷周时代,卜筮的占问对象是至上神帝或天。这时的卜筮是一种探知至上神旨意和命令的活动,体现着殷人和周人的天命信仰思想。殷周之际,天命思想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周人针对殷人有命在天的观念,提出了惟命不于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思想。《周易》正是这种天命思想转变的直接成果,其中包含着变易思想和重德意识,开始出现了哲学思想的萌芽。     

“绝地天通”与中国原始宗教——政教转型

“绝地天通”概念背后,蕴含着上古社会的深层暗码,标志着原始宗教从民神杂糅形态向民神不杂形态的转型,显示着人类社会的首次政教分离。从《吕刑》到观射父,两个文本歧异互现,映现出经典释读的复杂性。人与神之间的身份交错,需在故事的完整化中达致逻辑顺畅。民神杂糅是原始宗教最初形态的核心特征。在此阶段,叙事主体是神,不存在公共巫师。由于绝地天通,转入民神不杂形态,政教分离,人神关系由亲密而转为规训,叙事主体转为人王。绝地天通是人神关系的更新,而非创制。从此开始,有了在天地之间的传话活动。     

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论许地山的儒教观

许地山是20世纪初期较早从现代意义上对"儒"及儒教进行宏观审视的学者之一。依许地山,儒在源起上不应止于所谓的"殷民宗教者"而应推设到更为久远的史前时期。原初的儒,本身具有进一步转化成教门的潜能,社会的光景、师儒之职、加之"《书》的理想"促使儒的名号自孔子之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教义,而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神学化儒教的生成也有其自身的情势和客观的缘由;作为"伦教运动"的儒教比作为"神教运动"的儒教更合乎情理,故儒教在未来若欲成为一"新宗教",必定要有"社会灵魂",能切实抓住生活的根源,也还要在人群上寻求"更高的联络";现代儒家若能"谋诸宗教的沟通",用"宋儒的精神"以整理儒教的旧教义,就能使之成为一"高尚的宗教"。许地山的儒教观是其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于儒学的现代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提示意义。     

“为政以德”与“无为而治”——《论语》集译三则

孔子既主张"为政以德",又主张"无为而治"。如何准确把握其中"为"与"无为"之间的微妙关系?其实,所谓"无为而治",就是领导行为的"最小——最大"原则,即如何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领导效果。儒家的进路在于,以"为政以德"为起点,以"道之以德"为过程,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以道德代宗教——论梁漱溟的宗教观

中国近代以来,传统的社会体制、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都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儒学和宗教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备受关注.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梁漱溟对这一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他"以佛教释宗教",主张"以道德代宗教",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对宗教进行了诠释,突显了一位儒者强烈的人文关怀.     

宗教与科学的双重失败——耶稣会士刘松龄研究新论

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尚未研究的课题(伊罗生)。耶稣会士刘松龄在中国传教长达35年之久,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宗教和科学的传播,其实是失败了,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或这一名词背后隐含的含义,如"政治理念"和"组织建构"等)以及它们的历史作用,都应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同时,对于当事人刘松龄本身,在认识其复杂和多重人格的同时,仍保持应有的尊重。     

全球宗教复兴与宗教政治——一个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概述

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宗教不仅没有像世俗化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走向衰亡或私人化,而且呈现出全球复兴和政治化的趋势。其中,宗教基要主义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2001年的"9.11"事件后,宗教恐怖主义的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全球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宗教的政治化,或者说后者恰好是前者的本质。从基要主义到恐怖主义的演变,则构成了全球宗教政治最突出的表现。     

论人文进化和自然进化的关系

本文提出谐调人文进化和自然进化的关系的人文方向 :扬弃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戡天役物的人文理想 ;重塑现代人对自然敬畏 ;强化对人文进化的自然选择观念 ;人文的科技以自然为本 ,禁止将科技当作谋求超自然的人文成果和非人化的人文进化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