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与治理对策——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

社会资本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是有效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培育,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有效实现。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促进——以福建省为考察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城镇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目前全省城镇化发展总体水平仍然偏低,区域之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狭窄,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重大问题。新形势下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近年来,福建省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当前,全省各地正在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从福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剖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着力研究和探索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措施与对策。     

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几点思考

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参加者是熟人群体,始发地是农村社区,起因一般是“具体”问题,表现形式是“积极作为型”等特点。从农村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角度看,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既有经济和政治原因,又有文化和社会原因。从农村社会管理者的角度看,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一是政策缺失,二是管理不当,三是体制不顺,四是控制失效。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首先要完善和健全有关法规,其次要建设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机制。     

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与构建和谐农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必须有效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形成多元利益表达和参与机制;提高基层官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健全重大决策论证机制,完善基层官员负责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化社会认同,提高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政治参与能力,最终将农村群体性事件纳入制度化体系。     

农村群体性事件成因再探讨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已成为阻碍我国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问题.转型期农民政治参与需求急剧增长与当前制度化参与途径短缺同时并存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一些基层官员的寻租行为、政策失误及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农民制度化参与意识薄弱和参与能力不足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社会基础,不良社会群体与组织的影响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催化剂.     

产业集聚视角下中原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研究——基于河南省新乡市的实证调查与分析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驱动作用,分析认为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呈现出一定的脆弱性,使得中部农村城镇化发展失去驱动力且长期处于停滞阶段,从而进一步阻碍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正自东向西推进,为中西部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抓住东部产业转移的契机是新时期实现中部农村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径路。     

台湾地区城镇化模式对青岛城镇化发展的启示

台湾地区农村城镇化实行的是工业分散化模式。其特点主要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多元化转移与农业充分发展以及农地制度改革同步推进，并努力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青岛市经济和社会状况与台湾地区城镇化初期有一定可比性，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城镇化实践中的有益经验，以政策效应迅速催生一批乡镇产业集群，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农地、户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推进城镇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新型城镇化中产业集聚与城乡互动机制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现阶段我国进行区域空间布局与产业结构调整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首先涉及城乡分工协调机制下如何解决农业经营中仍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营体系对城镇化进程的要素限制问题,其核心就是通过城乡统筹规划、工农产业集聚对农村劳动力及其衍生的服务体系进行有效配置。基于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以解决农业经营主体的现代化为主要任务。     

社会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实然分析与对策

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多发性、对抗性和处置难度大等特点,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为此,要深刻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并积极探索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杨凌示范区就地城镇化的路径探索

我国目前已将城镇化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这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作出的重大决策。推进就地城镇化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支点。作为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示范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提出了就地发展城镇化的路径,通过农业就地产业化转变农村产业结构,通过农村就地社区化转变农村社会结构,通过农民就地职业化转变农村就业结构,三化驱动形成了杨凌示范区三农融合发展的就地城镇化模式。     

大众传媒与农村转移人员的城市化

当前,农村转移人员尚未建构起趋同于城市的行为模式,其城市化过程远未完成。解决这一问题,大众传媒承担重要责任。大众传媒一方面应对农村转移人员进行城市文明教育,提高其城市适应力,另一方面可为农村转移人员和城市社会提供交流平台,优化农村转移人员的生存环境,从而推动农村转移人员的城市化。     

新型城镇化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个解释框架

针对新型城镇化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治理方略问题,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合法性逻辑与有效性逻辑。改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型城镇化的合法性源泉,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新意”,城乡居民有更多“获得感”是新型城镇化合法性的核心,主动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合法性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国家是实现新型城镇化自上而下有效性的总规划师,资源配置的机会平等是实现新型城镇化自下而上有效性的核心,合理的体制机制是实现新型城镇化有效性的重要保障。研究结论表明：以有效性来累积合法性是可持续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建设

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改变传统农村的产业形态,使“三农”发生根本的变化。通过相关数据的考察研究,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且,科技创新对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即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城镇化步伐,并且通过专项技术难题突破,增加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投入,普及科技创新知识,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等有效政策,快速推进新农村城镇化进程。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及协同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已经成为国家顶层设计和理论关注的重点主题。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包含部分和整体维度、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及功能和价值维度的统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的实践误区体现在政策制定中的偏向化和分散化、政策执行中的非连续性和强制性以及政策目标设置中的非均衡性和人本性缺失。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的"最优解"必须从政策制定协同、执行协同和目标协同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路径推进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推进路径探析——基于陕西实践探索的案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城镇和乡村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有机体和命运共同体,新型城镇化旨在培育壮大城镇,乡村振兴目标是发展和建设农业农村,两者既有异质性,又具有天然耦合性和内在相通性,在现代化实践中能够协同共进。以陕西为例,分析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新阶段协同推进两大战略的政策建议,即深化制度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高质量推动新型城镇化;以农业农村优先原则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研究——以安徽省农村人口迁移为例

我国传统城镇化带来农村社会结构失衡、“大城市病”等社会问题,影响了城乡协调发展。追求城乡一体、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推动了乡村生产要素集结发展,推进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中,人口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是核心。农村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有利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受区位优势等因素的影响,安徽省城镇化发展由外延向内涵提升,人口回流趋势明显。在就近迁移、就地改造两个方面,安徽省形成了大城市扩容、中小城市产城一体化、中心集镇建设三种主要模式。     

贫困山区农村人口城镇化问题与对策研究

贫困山区农村人口城镇化问题是我国目前城镇化工作的难点。解决贫困山区农村人口城镇化问题需要大力发展镇域经济,稳妥推进贫困山区农村人口"异地完全城镇化",大力开展青壮年补偿教育,加大对贫困山区人口城镇化工作的支持力度,将人口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我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制度障碍,劳动者素质等多重因素制约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问题,解决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加快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新形势下实施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迫切要求,是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我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     

城市化与贵州农村社会变迁

在贵州农村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 ,有诸多源于自身的障碍。其封闭的环境、落后的教育、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念严重制约了贵州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从城市化和社会变迁的角度 ,将城市化和贵州农村地区社会变迁的研究相结合 ,通过城市化及相关影响因子的引入 ,加速贵州农村地区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进程 ,探索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