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额宝对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问题之启示

余额宝的横空出世在金融市场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余额宝的出现不仅为市场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财选择,某种程度上甚至在悄然改变人们的投资理念,同时这种金融创新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本文意在通过对余额宝进行介绍分析,并结合新兴的互联网金融的相关问题,说明其对法律监管问题的启示。     

互联网金融与市场化

如果用虎口夺食来形容互联网金融对于传统金融业的颠覆,我想是再恰当不过了。战役首先从互联网理财开始,“余额宝”打响了第一枪,紧接着“零钱宝”、“活期宝”、“现金宝”、“天天富”、“百度百发”、“生利宝”等产品纷至沓来抢滩市场;11月7日,国内首家网络保险公司众安在线在上海开业;日前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获得了虚拟运营商牌照,期货业试水互联网金融指日可待……     

互联网基金创新的监管与规制研究——以余额宝为视角

余额宝一度被戏称为金融理财界的“搅局者”,因为它带来的影响如同“鲶鱼效应”,不但引领了互联网平台上风起云涌的金融理财产品创新,并且给传统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迫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并不断重视用户体验.尽管余额宝在中国的法律监管体制下打擦边球,意图险中求胜,但它所蕴涵的创新精神无疑是正面的、值得肯定的.所以,要重点考虑如何在有效规避金融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实现第三方支付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保障碎片化资金在法律的监管与规制下,发挥其最大效益.     

浅析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基金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发展及其与商业银行的博弈

由于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业务不断挤占,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基金明显冲击着商业银行。介绍了余额宝的概况,对其初期的运行和当前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论述了其与商业银行的博弈,总结了互联网基金类的金融产品的效应,并对互联网金融产品与商业银行的未来进行了评析。     

中国碳金融监管法律规制的对比分析与优化路径：以“双碳”目标为视角

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日益推进,碳金融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手段,其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发展时间较短,缺乏对监管理念、监管主体以及碳排放权等基本法律理论的深入研究,法律制度尚存在完善空间。因此,在明确界定碳金融监管理论问题的基础上,优化监管法律制度和监管模式很有必要。本文首先对“双碳”目标下的碳金融进行法律溯源分析,阐述了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和监管模式。其次,本文对比分析了欧盟和国内碳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寻找对我国碳金融监管有益的法律制度经验。最后,本文通过全面剖析目前我国碳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困境,结合我国碳市场的发展阶段和需求提出了碳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本研究有助于明确碳排放权法律属性及碳金融内涵界定问题,并为完善我国碳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供可行的参考建议。     

以余额宝为例浅析当代网络消费文化的变迁

自余额宝推出以来,关于余额宝相关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尤其是金融方面的学术研究百花争鸣。本文以余额宝在社会文化这一维度的影响和启示为切入点,概述了余额宝产生发展的情况,以余额宝的视角分析了当代网络消费文化的新特征,并阐述了对引导当代网络消费文化健康发展的思考。     

村镇银行的发展现状、问题与法律对策——以西北地区的调查为依据

作为新型的民间金融机构,村镇银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北地区转型发展过程中资金不足的现状,满足了资金来源日趋多样化的要求。但随着其发展,村镇银行相关法律的权威性及针对性不足、合适监管规则和监管方式缺乏、配套法律制度不够完备、治理结构不合理、风险管理薄弱等法律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严重影响其今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尽快从完善外部保障机制和强化内部建设两方面入手,加强法律规制,健全金融监管,建设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完善村镇银行的治理结构,强化风险管理,完善内部制度构建,以确保村镇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从侧面反映了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紧迫性。我国当前的金融法律体系虽已初步形成,但还存在着不足和缺失,如金融法治力度薄弱、外部氛围欠佳、金融监管方面的作用不明显等。因此,必须转变金融立法理念,加强金融法制建设,促使金融法律规则形成,完善金融领域立法、金融创新立法和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数字化时代金融科技监管困境与完善路径

金融数据作为行业核心竞争要素,受现行监管机制缺陷与法律规则漏洞影响,成为诱发金融风险的导火索,对监管层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整合权力体系与既有规范,加强宏观顶层设计与立法建设,完善微观技术协助式监管与中国式“监管沙盒”模式,坚持以法律治理科技为路径,是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数据监管体系的应然选择。     

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策略探讨

目前民间金融活动处于一个无序的阶段,组织形式混乱,金融产品匮乏、方法单一。由于相关法律和政策的缺失、监管制度的不完善、股权结构的不合理、运作模式的僵化、缺乏有效的平台等导致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缓慢。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理顺股权结构、创新运作方式、调整监管模式、拓宽融资渠道,打造资源的整合平台,以促进农村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     

法理学视野中的程序正义

论述在法理学视野中,正义是人们追求的崇高理想,它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而程序正义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和过程.认为理解程序正义必须认识程序、法律程序及其特征;程序正义的内涵与三种分类;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即程序正义决定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相当于实体正义、实体正义决定程序正义;程序的正义性标准就在于是否体现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     

冲突法中实质正义的实现方式

考察晚近国际私法的发展可以发现,打破冲突规范只追求冲突正义的单一价值取向,倡导法律适用体现实质正义已经成为国际私法的一大趋势。但对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方式,美国采取了与多数国家不同的方式。总的来说,美国采取的“革命”方式较为激进,而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多数国家采取的“改良”方式较为稳健。从实践中的运用来看,欧洲国家的法律选择规则改良方式更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     

后疫情时代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研究

突发应急事件背景下，财政是一切政府行为的最终保障，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则是界分主体责任、疏解社会风险的制度基础。着眼于现有的应急财政规范体系，后疫情时期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面临四大阻碍:规范体系双向错位、支出责任过度下沉、应急财权与事权详略失衡、预算形式法定下的支出僵化。理顺“规则—资金—理论”彼此间的支撑关系，三者环环相扣引导着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之证成。为进一步破解上述难题，需立足于法际整合视角下，结合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基于制度分配原理，综合行政级别与事件危害级别共同划分央地应急财政支出责任；沿“预防—减缓—救援—善后—评估”五个阶段整合并协调应急管理规范与财政支出体系；从公共性原则出发实现事权财权的形式与实质设置；用反知性思维指导预算弹性空间的预留。以期实现对于四则难题的逐一突破，充裕应对社会风险的预备法制储备。     

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的正义进阶

生态司法修复基地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方案。《长江保护法》实施以来,长江司法保护是回应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宏观目标的有效路径。近年来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大量设立,以生态空间为中心实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衔接并作为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场域。作为司法能动的体现机制,其反映了长江司法保护从“纠纷解决”的形式正义向着“以生态修复为中心”并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的实质正义进阶。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实质正义进阶实现包含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目前虽然满足了初步要素构造,但在程序与实体的深层价值实现都存在提升空间。未来长江司法修复基地应当细化程序构造并衡平实体利益,秉持程序正义的稳定性与实体正义的开放性结合特质,实现立体化的长江生态保护。     

清偿能力测试标准主导公司资本分配规制的解析

清偿能力测试标准是一个与资本维持原则相对称的概念,其旨在以公司满足对其到期债务的清偿能力作为公司资本分配的先决条件。1980年美国《示范公司法》确立该标准对公司资本分配规制的主导地位,而导致这一立法变革的逻辑动因则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内部动因源于该标准对债权人核心关切即公司是否具备对其到期债务清偿能力的精准把握,外部动因则在于资本维持原则对债权人保护的僵化与低效。“资产负债表测试” “衡平清偿能力测试”与“资本充足率测试”构成该标准嵌入公司资本规制体系的三种具体模式,各种模式关注重心明显有别,但又存在着紧密关联。该标准的建构从多维路径优化对公司资本的分配规制,包括规制理念的修正、规制目标的拓展、规制方式的改变、规制程序的转换以及规制缝隙的填补。鉴于中国公司资本规制立法的未来发展,有必要对该标准进行借鉴,建构综合性清偿能力测试模式,同时还应拓补董事信义义务制度、完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以及发展商事估值技术制度,以构建完备的清偿能力测试标准制度体系。     

试论《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新闻报刊思想中的人民性

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一些著名章节的回顾来讨论人民性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新闻报刊思想中的体现。论述分为三部分：首先回顾马克思对于人民报刊在当时受到的指责做出的一些辩护,并由此出发解读报刊的人民性;接下来借用西方哲学中“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标准分析马克思对于新闻政策———尤其是书报检查政策———的主要见解;最后是对于不断壮大的人民队伍中存在的内部矛盾在新闻报刊事业中的体现的几点思考。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城市居民低碳消费意愿研究

研究城市居民低碳消费意愿问题对于减少碳排放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通过从价值感知、政策因素、外部环境、内在因素、个体特征等5个方面19个变量入手, 对福州市5个城区和大学城地区开展实地调查, 并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居民的低碳消费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居民对低碳消费持“愿意”态度的人数占比为64.7%, 对低碳消费价值感知的整体水平一般, 政策及外部环境的整体影响处于中等水平, 内在因素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自我价值感知”“成本节省价值感知”“强制性政策”“低碳产品价格”“消费观念”“认知能力”“性别”“年龄”等8个变量对低碳消费意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作用。因此, 建议应积极为促使低碳消费意愿转化为实际的低碳消费行为创造条件, 可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努力降低一系列低碳产品的价格, 应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地开展全员式的低碳消费理念普及教育活动, 并正确发挥强制性政策对低碳消费意愿的引导与调控作用。     

《民事证据新规》视野下自认制度审判排除效的再探讨

《民事证据新规》整体上肯定并扩充了当事人的自认规则，但是《民事证据新规》第八条第二款延续了《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的立法精神，对自认制度的审判排除效予以限制。限制的根本原因是事实探知绝对化的审判理念和实体正义价值追求的传统惯性，直接原因是规制虚假诉讼的现实需求。但是建构规范意义上的自认制度应坚持事实探知相对化的审判理念，协调当事人意思自治与事实探知的关系，追求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平衡。为规制虚假诉讼而限制审判排除效的做法并非治本之策，规制虚假诉讼的最优选应当是废除事实预决效力并为当事人设置真实义务。自认制度来源于辩论主义自然也应回归于辩论主义，回归辩论主义的自认制度以审判排除效为核心，《民事证据新规》第八条第二款则失去正当性。自认制度审判排除效的应用必须考虑不同案件诉讼环境的差异与相对性。      

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概念的法学界定——基于历史的分析进路

生态保护补偿概念是相关立法的基本前提，也是相关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生态保护补偿”是特定政策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产物，亟待以科学的认识论为指导，从多元化的静态分析路径转向动态的历史视角。发展至今的“生态保护补偿”一词，在法规政策中的表述或概念研究层面的理解，其彰显的“正外部性”补偿特性已获得广泛的立论支持，且被进一步认为是包含“发展利益受限”等其他各种正外部性行为的补偿。但“发展利益受限”没有被作为“生态保护补偿”的唯一特殊予以重点关怀而仅仅是点到为止。此外，总体而论，当前的概念认知仍停留在“对正外部性行为予以补偿”的传统认识论阶段——这使得所有产生积极环境效益的行为无法被区分。由于当前生态保护补偿的界定已然失之个性，生态保护概念必然无法有效解释并指导制度实践的开展。为此，很有必要基于新的理论基础对生态保护补偿概念予以再界定，旨在揭示其特殊的存在价值。生态保护补偿概念重构的理论基础为“私法层面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受限与利益弥补”。该定义一方面可以解释生态保护补偿的独特本质，另一方面能够指导我国各类补偿实践的开展。     

内外之惑与内外兼修:高校学报的矛盾与应对

在办刊的具体实践中,高校学报内外稿比例差异较大。经调查发现,内外稿比例与高校学报的学术质量没有绝对关联。高校学报对稿件的采用仍然要回归到学术质量本身,不能按照内外稿比例选择稿件,在对外组织优质稿件的同时,也要竭力留住本校的优质学术成果。高校学报对内要服务于学校的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发挥好学报与生俱来的“窗口”和“平台”作用,对外要以“创新”和“开放”的姿态办刊,改变高校学报守旧、封闭的面貌,真正做到“内外兼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