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分布格局与旅游开发路径研究——基于陕西省渭南市的考察

以渭南市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359项为研究对象，运用GIS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分析法，探究渭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县域空间分布特征、类型结构特征、时序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分布类型、空间聚集状况。研究表明：渭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结构、时序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南部地区聚集程度较高，总体呈Z字形结构分布。结合空间分异特征和类型结构特征，设计市域、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路径。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特征、成因及开发对策

江苏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高地,其项目类型齐全、等级和品位较高,如何合理开发并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成为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江苏省非遗空间分布呈南多北少、西多东少的格局,形成了苏锡常和宁镇扬两个高密度圈;从类型上看,传统技艺集中于苏州,民间文学集中于淮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主要分布在徐州;从级别上看,国家级和市级非遗空间分布差异明显,而省级相对均衡.江苏省非遗分布与河流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河流等级越高非遗数量越多;与地方文脉有密切关系;有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集聚的特性.     

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及开发模式研究

采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指数等方法分析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结构类型与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技艺、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美术占主体地位,而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所占比例较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技艺、民俗、传统舞蹈占主体地位,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以及传统医药所占比例较小。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分布,不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密度上,呈现为皖南地区>皖北地区>皖中地区,具体而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特点是呈现极核式分布特征,黄山市最多,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呈现为南多北少,且形成了一核、一带、一片区的空间格局。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在地理空间上呈集聚状态,且不同类型呈多核和组团分布格局,地区差异明显,地域性强。据此,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应该采取"核心+带状+片区"分区分类模式以及"政府+企业+传承人+社区居民"利益相关者共同开发模式。     

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探讨

该文介绍水族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立、传统特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理标志双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扶贫开发、生态博物馆建设等方面,探讨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提出了几点相关建议。     

河南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传统村落是指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多重价值的村落。目前国家公布保护名录中的河南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整体分散局部聚居、丘陵多山地平原少等特点。这些特点主要受到自然环境要素、农业发展状况、历史文化沉淀与人口分布格局等因素的影响。     

非遗保护背景下的傩堂戏掌坛师及其传承行为刍议——傩堂戏传承人研究之二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傩堂戏掌坛师在保持其原有社会角色的同时,或被确定为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或被市、县等政府授予荣誉称号。这些身份和荣誉促使掌坛师对自身掌握的技艺有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自觉,增强了传承文化的使命感,进而促使他们在传承傩堂戏时有了更多的责任担当和更明显的能动性发挥。     

构建“武陵民族走廊文化生态保护区”--背景、条件、困境及出路研究

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十一五”时期开始实施的文化发展战略。八年来,我国已批复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其中武陵山片区批复设立了三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但都各自独立于省级行政区内,使相同或相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行政区域切割,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流动性。因此,对区域内批复设立的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整合,构建更加开放、一体化的“武陵民族走廊文化生态保护区”,更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内在规定性。这一构想首先基于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条件良好,但由于行政区划的割裂,要实现这一构想又存在诸多现实困难,其出路就是打破行政疆界,整合资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传承为核心,把整个区域建成“中国武陵文化公园”。     

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西项目(上)

在国务院公布确定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153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53项)中,江西共有2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含扩展项目)进入榜单。至此,江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含扩展项目)达到70项。解缙故事解缙出生于江西省吉水县文峰镇,是     

重庆市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与活态保护

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历史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探究重庆市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与活态保护，按照纺织产业链的顺序，梳理并对重庆市的国家级、市级和区县级三级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分类。基于重庆市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提出重庆市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模式，以期通过对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发掘整理、研究、利用和活态保护，使其重新焕发生机。     

抚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及其旅游开发

抚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有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48项.类型较为齐全,以传统舞蹈类、传统技艺和民俗类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主.抚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性、较强的表演性和民间性、参与性强的特征.旅游开发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在遵循动态保护和分类开发的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抚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分布以及特征,提出了民间文学类、表演艺术类、工艺美术类和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方式与对策.     

湖南省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与旅游利用潜力研究

以根源性、在地性、历时性为标准,对湖南省国家级和省级乡村非遗项目进行筛选,并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研究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资源的类型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同时,以昂普理论（R-M-P）为依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各评价单元的乡村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湖南省乡村非遗类型分布不均衡,传统技艺与民俗类乡村非遗占比较高;湖南省乡村非遗空间分布不均衡,整体呈现“西部集聚、南北部集中、东部较少”的特征,形成1个集核区、3个带状高密度区和多个中密度区;湖南省乡村非遗旅游整体利用潜力大,但地区性差异显著。据此,建议高潜力区将乡村非遗资源与热门旅游景点有机结合,并借助乡村非遗节庆和民俗活动,推广乡村非遗项目;中潜力区借助特色文化活动,开发乡村非遗文旅路线,并加强与周边地区联动,开发跨区域的乡村非遗旅游路线;低潜力区加强乡村非遗项目的挖掘、整理和申报,推动乡村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机制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共享信息化平台构建研究

把信息技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共享有机整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本文从当前非物质文化保护信息化现状进行分析,论证了平台的必要性;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共享两个角度出发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信息化平台的架构,通过统一的平台实现用户管理、数据管理、资源展示、数据采集与处理、项目评审等功能,解决资源保护与共享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法律视阈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型分类与保护范式-以新疆哈萨克族为例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在现阶段不具备取得实效的条件,仍需对其进行单项分类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行学科分类及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实践带来了较大困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法律角度进行重新分类有利于法律保护。法律视阈下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和濒危程度为标准对其进行分类,并通过国家立法干预以及市场调节的方式进行相应的保护。     

论刚性立法与自组织规则对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可能贡献

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要刚性立法予以指导和控制,也需关注维系、嵌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民族心理、民族认同等,通过自组织规则的补正功能,在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到“刚柔并济”。相关立法对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贡献应体现在保护的法律理念、法定范畴的本土化、法律机制的整体构建、单项遗产及类型遗产立法等方面。自组织规则通过调动和发挥自组织优势,加快人口较少民族族群的自治立法,唤起并强化这种民俗团体共同的“归属感”及“主人翁”意识,以自觉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

随着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也由传统的口传心授向多元化发展。尽管随着时代的转变,传承人的主体地位依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关键,但促进传承内容与形式的多元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一直是非遗发展的永恒主题。因此,积极营造非遗的文化生态环境,探求非遗文化认同和活态性保护模式,增加传承人身份认同和传承的自为意识无疑是提高非遗存续力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当前社会文化环境下非遗传承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几点思考。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存储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有一定的物质因素。对于以音响形式构成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进行科学的档案记录和存储,以便长久保存音乐的原始音响资料。这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后非遗时代民族医药跨界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体现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但在后非遗时代,如何提升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内在要求与保护目标进行分析与理论总结。研究认为,非物质形态的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是知识财产,从法律属性中受知识产权制度调整,但现有法律在民族医药文化与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的权利归属、权利内容以及在民族医药的非遗保护等方面均存在司法保护不足的问题;为提升民族医药文化财产的传承与发展的质量,以及参与市场的竞争力,民族医药需要从“文化遗产”单一结构向“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和服务、知识产权”三位一体的财产结构转变,并形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等多种创新发展方式,利用新载体与新传播方式进行跨界发展,积极开发文化衍生产品和服务,推动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资源与其他资源跨界整合集聚,用跨界发展实现财产结构转变;后非遗时代对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的重心应该由“保存、保护”向“知识产权促进”转移,提升民族医药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和运用能力,适时制定地方性民族医药单行条例,打造和保护民族医药品牌,推动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贸易与融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践与探讨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是传承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文化基础,是增强文化实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     

重绘中国“非遗”地图——以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民间音乐为例

文章以文化地理学与新兴的音乐地理学为学科背景,以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这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中民间音乐跨省的交流融通为实证案例,论证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不同步现象,进而指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行政区划框架体系的局限,建议采用文化地理学的方法,用文化区域取代行政区划,对行政区划框架下＂非遗＂的目录体系与空间分布图进行调整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