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与超越：扬雄经学思想论析——以《法言》为中心

扬雄是西汉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与经学家。他身处经学兴盛但又今、古文经纷争不息的"经学昌明时代",因政治、著作等因素被后世忽略了其学术贡献。以两汉今、古文经学的差异为考察背景,分析《法言》大胆采用模仿经典形式背后的撰述动机,显示出扬雄在经学发展转型时期,不囿于一家一派,调和今、古文经学的自身学术立场及其"重德轻事""深约解经"的经学思想。此外,《法言》中展示的援道入经倾向,以及扬雄在后世所受褒贬不一的历史评价,昭示着中国儒学在由经学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理论的不断完善与成熟。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经学与汉代的经济政策

经学与汉代的经济政策张涛两汉时期，原本主要是一门学术的儒家经学同政治发生了密切关联，一跃成为统治思想。经学著作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是至高无上的法典，而且成了封建政权制定政策、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汉代各种经济政策的出台，也与经学有着某种不解之缘。“两汉政...     

两汉经学与今文章句

汉代章句之学,关乎古今学术升降轨辙,至为重要。虽在涉及汉代学术的论著中多必提及,但至今未见有予详论者。故特甄集材料,条叙流别,总括原委,以为研究两汉经学史之一助。 1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口说·袁稿》中尝谓:“汉儒经术约有二派:一微言大义之学,一章句之学……盖是时二派已分道扬镳矣。”按康氏试图分汉代经术为微言大义之学及章句之学两派,似不审。汉代经学基本可分为今、古文两派,两派治学方法各有特点。故欲究汉代经学流派,不能不以今、古之分为基点,进而辨明两派各自的治学宗旨。此乃研究汉代经学流派的不二法门。康氏之言恰有昧于此。昔     

今古文融通:郑玄的经籍笺注及其史学价值

郑玄是东汉经学集大成者,郑学"小一统"对促进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通具有重要的作用。郑玄的经籍笺注以古文经说为主要立场,又兼采今文经说,体现出他博采众家、融合今古的经学特点。郑玄的经籍笺注不但对经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这种经籍笺注内蕴的史学价值也明显呈现出今古文融通的学术特点:一方面,郑玄基于古文经学的学术立场注重名物训诂和史实考辨,其经籍笺注保存了大量史料,为考察上古三代历史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他的经籍笺注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他对天命王权的宣扬、古史系统的构建,以及礼治思想的阐发,都力求融合今古文经说以解释历史的发展。     

从“道法自然”看长安文化的天人和谐观

汉代是长安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而道家文化又是长安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自然观方面,道家文化"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天人和谐观念,成为长安文化中顺应天时、保护环境的思想基础.汉代传世文物四神瓦当和彩绘雁鱼铜灯充分显示了汉代长安文化中"道法自然"的天人和谐观,对目前"共建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论王逸《楚辞章句》对屈骚的审美批评

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受经学思想的浸染,王逸的<楚辞章句>也遵循经学的思维模式,采取依经而论的话语方式,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品格.然而汉代文学走向自觉的发展趋势,也促使王逸在对屈骚的注释与品评中,不仅承继刘安、司马迁,阐扬屈原"发愤抒情"思想,而且更是刻意褒扬屈原的个体性情,井对屈骚的艺术特征给予全面的审美阐释,为魏晋时期的文学自觉在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试论马融的经学贡献

马融的经学著述十分丰富,范围也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当时的"五经".马融经学的立足点是古文经学,他在为经书作注时,多采用古文本,重视重文字训诂、名物的训释.马融也熟悉礼制,并以礼解经.然而马融并不拘泥于门户之见,他在以古学为宗的同时,对今文也有所汲取和采纳.马融经学对东汉乃至东汉以后的经学家注经风格都产生了影响.并对汉晋之间学术风气的转变起到了先导作用.     

王莽改制的经学文化基础

古文经虽出刘歆之前,但力主表彰者实始于刘歆;至王莽柄政,乃使刘歆典文章,刘歆亦终借王莽之力立古文诸经于学官。此诸事与后来刘歆蒙伪造古文经佐助王莽篡汉之恶名,皆不为关系。宋以来已颇启此论之端①。至近代今文经学家为“尊今抑古”②,其论乃大倡,王莽利用古文经学夺取西汉政权之说亦由此颇有影响。稽诸史实并非如此。王莽改制,实当经学大盛之时,其所设制度兼取今、古文经义为议论根据;立古文诸经于学官,仅为王莽制礼作乐活动的内容之一③。 把古代制度充分理想化,以为现实政治提供一个说教模式,此乃儒家经学的本质所在。无论汉代今、古…     

试论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之附庸

文学史教科书与相关问题论述中皆认为:“汉代文学沦为经学之附庸”。实际上汉代经学对文学影响存在两面性与有限性,汉代文学不存在沦为经学附庸的事实,汉代学者对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附庸说”隐含着对文化学术与文学关系的错误认识。客观考察分析可知,汉代儒学与文学的演变,大致说来,从同幅共振趋于失衡;两汉儒学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巨大,但它没有左右汉代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