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前期的财经政策与文景之治

西汉前期统治者从总结历史经验和现实治国需要出发 ,对秦朝开创的体制和制度 ,采取了继承与调整相结合的方略 ,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又接受了秦亡于暴政的历史教训 ,大力放宽财经政策 ,拨乱反正 ,稳定民心 ,对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而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因此 ,西汉前期的财经政策是值得重视和深入分析的     

秦皇朝民族政策述论

秦皇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有：在中央设置“典客”、“典属邦”职官和机构;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方设立“道”建置;对北方强大的匈奴遣军讨伐;对南方百越进行平定;制定少数民族法规“属邦律”;对靠内少数民族少量征收;对边远少数民族只贡献方物;修筑通往边疆民族地区道路;移民边疆民族地区屯垦开发等等。秦皇朝以后,历代皇朝施行的一些重大民族政策都基本上是由秦皇朝的民族政策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汉郡国制评析

史称“汉承秦制”,但是西汉王朝在国家的结构形式中,一反秦王朝严格推行郡县制的政策,采取了郡国并行的郡国制。分封诸侯王本是秦王朝在建国过程中否定了的历史陈迹,难道真是历史的逆转、倒退?我认为并非如此。封国的再度出现自有它的历史需要,而它的存在也对当时社会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企图对西汉的郡国制作出新的估价,也就是说对西汉封国来个再认识,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过秦”与“伪新”:班固历史兴亡观的再认识

秦朝和新朝短祚而亡,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波谷”。班固考察秦、新两个大一统皇朝的正统性、兴亡过程和政治遗产,指出：秦朝是顺承天命的“闰统”,新朝是不入五德闰位的“无统”;两个皇朝都由创业之君适应当时的政治趋势而建立,却因统治者施行错误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走向儒家制度精神的反面,亡不旋踵;汉承秦制是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具有两面性,新朝制度则在形式上被东汉统治者废除了。暴秦、伪新最终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班固在考察秦朝和新朝历史的过程中,寄寓着他对东汉皇朝完成西汉统治者未竟之功、迈入王道治世的期待。     

“亡秦”“逃秦”“避秦”“遁秦”:秦代人口流失现象

秦崛起与扩张进程中，在占有土地的同时，亦逐步重视对人口的控制。“徕民”政策的施行，促使作为强势政治实体的秦国愈益强大。秦实现统一之后，在所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的形势下，由于行政方面的问题，民人脱离政府控制的现象多有发生。社会人口“亡秦”“逃秦”“避秦”“遁秦”等情形的普遍出现，可以看作秦王朝行政控制力严重削弱、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秦代人口流失，应当与秦短促而亡的史实联系起来理解。     

两汉西北边疆移民政策比较研究

两汉在西北边疆都曾实行过军屯戍边、迁徙罪犯及家属戍边等移民政策。但不同的是:在募民方面,西汉是为拓边而募民徙边,东汉是受边疆战乱的影响将边民内迁,战乱平息后又令其返回;在处理降卒方面,西汉是在边郡置属国以处降卒,东汉是迁降卒于边郡以内;在迁徙罪犯方面,东汉为了避免边疆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不但将死罪囚减罪一等戍边,而且令罪犯妻子随同前往。从二者对西北边疆的治理效果来看,西汉大规模的在西北边疆实行军屯与民屯,且能保持政策的相对持久性,这对西北边疆的安定发展是必要的。     

抓经济领域阶级斗争 巩固中央集权制——谈秦末至西汉前期“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就是重视新兴地主阶级农业经济的发展,限制和压抑工商奴隶主所操纵的工商业。它是我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适应当时新产生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而提出的一项在经济领域进行社会变革的政策。后来,西汉法家贾谊、晁错、桑弘羊等人特别重视这项政策,且在汉景帝的支持下,特别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坚决地实行了这项政策。为什么在秦亡汉兴以后,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法家都坚决主张要实行这项政策?实行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实行这项政策?效果怎样呢?历史是一面镜子。搞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时期经济领域中的革命,防止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益处的。     

中国古代的占卜与地域性

以九店《日书》抄录的各条占辞为主,与除睡虎地和放马滩以外再加上秦统一后的周家台秦简和西汉景帝期的孔家坡汉简等各篇《日书》进行比较分析,研讨楚、秦两地使用占卜的关系、占卜与地域性的问题等。认为：(1)九店《日书》全十三篇之中确实流传到西汉时代的占卜只有“往亡”一篇而已。　(2)九店“裁衣”前一半（简94）部分继承到睡虎地“衣”篇而没流传到西汉时代,但后一半的忌日（简95）流传情况不一样。(3)九店“占出入盗疾”是由在战国楚单独流行的四种占辞组成的占卜,秦统一后同一系统占卜或部分占辞仍然在楚故地流传一时。     

浅论西汉的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一个传统政策。不论王朝时间的长短国力强弱、皇帝的作用大小,都把重农抑商政策作为治国之道。在历史上,西汉时期抑商的政策显著,作用很大,并对后世影响较深远。西汉为什么要抑商汉初,由于秦王朝对农民战争的残酷镇压和楚汉相争带来灾难,百姓大量死亡或大部逃匿,史载;“人相食,死者过半”曲逆城“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才十二三”“天子不能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面对社会经济凋蔽的现实,汉代统治者不得不“承敝易变”,革除秦汉暴政,代之以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和约法省禁的政策。尽管汉初也实行重本抑商政策,但由于农业、手工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天下统一,道路畅通,关梁山泽之     

对统一后的秦王朝速亡原因的再分析

本文重新分析了统一后的秦王朝速亡的原因,对传统的"暴政说"或"专制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秦王朝的速亡,是由于复国势力的普遍存在,增加了反秦阵营的实力;对边疆的大量用兵,削弱了对内镇压的力量;浩繁的工程建设,造成了国家经济的极度危机,而这一切又是建立新体制所必须付出的"历史代价"。     

评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

“和亲”,这是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在这一政策之下,先后在西汉、唐朝之时产生了深受古今史家所称颂的,象征着民族友好团结的“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等重大历史事件。以此而论,“和亲”政策理应充分肯定,然而史学界至今且众说纷纭,尤其对首创并实施这一政策的汉高祖刘邦及其后继者惠帝、吕后、文帝和景帝之时的“和亲”政策(即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且多持否定态度。有的斥责这是“妥协”的政策,“屈辱性”的政策;更有的斥之为是“投降”“卖     

安全—发展关联视域下的边疆安全治理

我国边疆安全治理的基本目标是保证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安全政策与发展政策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建立在牺牲“发展”政策基础上的“安全”政策是“虚幻”的,同样建立在牺牲“安全”政策基础上的“发展”政策是“脆弱”的。为实现我国边疆安全治理,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和合共生”和“多元互动”的边疆安全治理战略。     

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

汉承秦制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其局面的出现经历了一番曲折反覆。秦亡楚兴以及楚汉之际，秦制几乎被楚制替代。六国制度的复兴是对秦国政治历史和文化进行否定的尝试，其中楚制的复兴尤其值得注意。刘邦集团从楚制向秦制的复归，关键在于刘邦以关中巴蜀为基地东向与楚争天下，而萧何为相是一重要契机。汉制的内在更移与稳定，与萧何、曹参为相关系甚大。汉制是在更高层次上对秦制历史成果的积极继承。     

《汉书·地理志》所记部分职官考略

刘邦进入关中以后,"承秦之制"着手重建政治体制,其中包括了最重要的财政体制。经过汉初的努力,西汉建立了完备的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比秦更加完善、完备。两汉财政机构,特别是财政职官体系,实际上代表着统一的封建王朝初期财政职官体制状况,也成为封建社会中期和晚期财政职官体系的雏形。《汉书.地理志》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地理志,它为我们研究西汉史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其中记载了大量地方财政职官的设置情况,如铁官、盐官、工官、服官等。研究《汉书.地理志》所记职官,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汉财政职官的组成、发展概况具有重要意义。     

边疆与边疆政策研究简论

清晰边界和有效边治是民族国家边政的重要内容.中国疆域广泛,尽管古代帝国绝大多数统治者常以“华夏文明至上”耀居,在“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弱边治意识主导下,遥远边陲不时也被施授“犒赏”周边方国.但清晰化边疆却始终是古代帝国或者说历代政权统治者的重要意志.为了更为恒定地保有和富裕边疆民族,中国历代政权统治者都结合边疆事实设计并轻重有别的施行边疆政策制度,有序化治理边地,充分培养和巩固边疆民族的国家意识.然而,边疆制度源起并服务于地方边地事实,地方边疆的发展更变对边疆政策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曾经的有效制度急需在经验总结和检讨中修正,进而设计创造出契合民族国家以及地方边民多重利益主体需求的政治制度.     

西汉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承秦”“过秦”探析

“承秦”与“过秦”二者看似矛盾,却内存于西汉国家建构过程中。刘邦集团在秦末与群雄逐鹿以及随后的“汉制”构筑过程中,一方面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对秦政的暴行酷施以及其官僚制度中所存在的组织结构缺陷予以指斥批判。探究其由,一方面,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政体乃其时最适宜的制度,“承秦”可谓是刘邦集因应现实格局的最优选择。此外,秦制的核心在于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承秦”可以实现并满足人性中对于权力尤其是皇权的觊觎,故其亦成为刘邦政权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过秦”不仅旨在以秦为鉴,纠秦之偏,避秦之祸,而且还可以使得原本凭“力”而胜的刘氏政权由此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     

浅论贾谊的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西汉初期,诸侯争霸,匈奴犯边,民族矛盾上升。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贾谊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继承先秦的民本观念,提出了"民为国本"、"爱民"、"良吏为民"、"慎刑赏"等民本思想,有利于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当代中国的民主理论建设、新农村建设和党的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西汉削藩的两个问题

西汉的削藩是汉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实行削藩前,汉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郡国并行制,其时诸侯王踌躇满志,渐有尾大不掉之势;实行削藩后,汉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仅在名义上是郡国并行制,而在实际上却是郡县单行制,其时诸侯王一蹶不振,终成外无强藩之局,今仅就以下两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尚祈贤者正之。一、如何看待王国的尾大不掉和削藩原因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出于战胜项羽的策略考虑而分封异姓王,这对于最后打败项羽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楚汉战争结束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因此,刘邦又出于消除异姓王威胁的策略考虑,并“惩戒亡秦孤立之败”而分封同姓王,结果,终高帝、惠帝和吕后三朝,未见诸侯王反叛之举,史称“海内晏     

道德伦理的政治化与秦汉统治术

“德”没有进入夏王期的政治视野。殷商时期的“德”表现为宗教为政治所用的倾向。周人提升“德”进入政治序列，开创了以街道伦理为神学政治的新局面。邹衍五德终始说成为秦统一中国后的官方学术，对汉代的神学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汉政治对五德终始说的认同，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刘邦承袭秦制，认同水德；二是汉武帝进行改制，以土德取代水德，对五德终始作出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