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GDP作为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唯一指标

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把GDP作为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考核官员政绩的唯一指标,从而使一些官员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长,造成了人、财、物等资源的很大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影响了国民经济全面、持续、健康发展。GDP只是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必须把GDP、经济效益和人民的实际收入共同作为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基于SEEA体系的青岛市绿色GDP核算初探

绿色GDP是指从传统GDP中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弥补了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的负效应这一缺陷。借鉴SEEA体系,通过对青岛市2006—2010年绿色GDP的核算,可以看出青岛市的绿色GDP水平较高,但通过分析发现,青岛市存在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清洁生产力度不够、产业结构比例不协调及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等问题,为此,建议青岛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倡清洁生产、促进第三产业升级、建立以绿色GDP为基础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绿色GDP推行探析

传统GDP核算指标体系本身不尽完善,过于追求GDP增长导致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而GDP与政绩的挂钩则产生了错误的导向作用,于是,通过对传统GDP指标的调整,产生了绿色GDP。在我国,推行绿色GDP不仅必要,而且紧迫。然而,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首先是核算技术、方法方面的问题,其次是相关人员的认识观念及其素质问题,第三是相关法律、制度问题。必须积极探索实施绿色GDP的环境资源核算,加快核算技术、方法的研究开发;要改变现行的选择考核官员标准,不断提高政府官员的科学素养;要提高公民素质,增强公众的参与意识;进一步完善与绿色GDP核算相关的法规制度,并积极推动实施;借鉴国外经验,探索实施我国绿色GDP核算的试点工作。     

关于绿色GDP的几点思考

GDP作为反映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综合指标,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政绩考核和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主要参考依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的GDP已远不适应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需要,为此建立和实施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就十分必要。     

环保考核、地方官员晋升与环境治理——基于2004—2009年中国86个重点城市的经验证据

长期以来,由于官员过度追求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晋升激励指标,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也愈加严重。随着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的科学化,以环境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为核心的环保考核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已经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并且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这种作用更加显著。这种考核机制的变化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单位GDP能耗和环境污染水平都将更早地跨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拐点,环境质量改善的前景更加乐观。除此之外,地方官员受教育水平和民众受教育水平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绿色绩效考核与区域环境治理——来自官员更替的证据

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牺牲环境以获得短期经济增长,而环保政绩考核体系的建立使得区域环境质量成为决定官员升迁的另一重要因素。通过考察官员更替后的区域环境质量,以2006—2013年我国主要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可检验环保政绩考核体系对新任官员在环境保护和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的影响。研究发现,仅在东部地区,异地调入的新任官员上任后,区域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且法制环境越完善、公众环境关注度越高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这种效应越强。在未来应进一步强调"绿色GDP"在干部晋升考核体系中的重要性,深入落实综合政绩考核机制,激发地方官员治理辖区内污染、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CSR行为管理中政府与核心企业的进化博弈模型分析

由于对企业是否履行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行为进行监督需要可观的监督成本,且对政府来说,严格的监督还可能对短期内GDP政绩指标表现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缺乏媒体监督的社会环境中,政府和核心企业都有不采取措施监督供应链成员履行CSR的动机.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可运用进化博弈理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引入GDP政绩和媒体监督的环境因素,构建政府和核心企业CSR监督的进化博弈模型,对彼此博弈策略的稳定性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政府和核心企业对供应链成员的CSR行为是否进行监督一方面取决于监督成本、公众的CSR意识、GDP政绩指标权重以及社会媒体的监督力量等因素,另一方面也与博弈对手的策略选择的概率相关.     

中国文明网:“幸福指数”走红 不唯 GDP 论英雄

据报道:自2008年起,平顶山市推出幸福指数监测体系,试图以幸福标准中和纯粹以GDP考核发展的路子,构建出幸福指标量化计算体系,将每年的数值作为县区官员业绩考核标准之一,将百姓"幸福指数"作为官员能否提拔的"硬指标"。实施以来,先后5名干部因为考核不达标而暂缓提拔。实践证明:这一举措在催生地方官员民生执政观念方面已经起效,将民生指标量化最终也提升了民众的幸福感。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将"幸福指数"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南京市今年年初发布"幸福都市考评指标"     

地方政府政绩评估标准与经济增长质量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同时也不能忽视在环境、能源和社保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在扭曲政绩观的影响下,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绩,过度强调GDP的增长率而忽视了当地的经济增长质量。文章利用委托代理模型说明了GDP政绩评估标准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质量,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问题。     

关于我国发展循环经济若干问题的思考

目前,我国经济制度的缺陷、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技术支持不力、思想认识误区、乏善的政绩考核标准严重阻碍了循环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健全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绿色GDP政绩考核体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商自然人破产能力之承认与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对票据法的有权解释,商自然人可以作为汇票的付款人进行票据支付行为.但是我国新颁布的<破产法>仍然没有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这样势必造成商自然人作为汇票付款人.当其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行使遭遇阻碍的后果.因此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对于弥合法律之间衔接的漏洞.保证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顺利实现,贯彻落实票据法的立法宗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