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慈善行为的意识形态支撑

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上形成的思想观念。社会中的任何团体,都有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体系,用以认知周围世界及团体本身,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企业的慈善行为也不是凭空无根的,它同样有一套意识形态体系。文章正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内支撑企业慈善行为正当性的最主流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进行探讨,分别从东西方传统慈善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慈善资本主义、创新资本主义四个方面解析,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企业捐赠、公益营销、创建企业基金会、公益创业等一系列企业慈善行为的演进历程。     

我国公益信托法律制度的完善

公益信托是信托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慈善活动开展的主要途径.但自2001年《信托法》颁布至今,我国公益信托的运行状态一直不佳,真正的公益信托活动开展较少,人们对公益信托的法律原理和运行模式认识不清.本文从信托行为的法律属性出发,分析公益信托的法律原理,并依托信托活动的立法现状和运行状态,从立法策略的角度,就如何完善我国公益信托的运行状态进行学理思考.     

中国佛教慈善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佛教慈善事业有着悠久传统.目前我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佛教慈善可以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国佛教慈善事业应该在现代公益理念的引领指导下,探索"本土化"的慈善模式.未来中国佛教慈善需要在组织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运营机制方面寻求变革与创新.     

治理吸纳慈善——新时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总体特征

新时代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生了新的转型，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治理吸纳慈善的核心是国家汲取能力，国家汲取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公益慈善事业中，公益慈善组织正从以往分类控制体系下发挥拾遗补阙作用的角色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服务，国家汲取能力也通过治理吸纳慈善得以体现和深化。汲取资源的范畴突破了传统资源观的局限，逐渐向意识形态、行政管控及战略资源领域延伸。在治理吸纳慈善下，国家与社会达成了深层次的合作与嵌入关系：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吸附、行政监管及战略资源的运用有效地汲取了社会资源，而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与战略位置也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促使那些相对独立的草根组织发生了新的转向：回归社区、回归志愿者的自组织、回归传统慈善以及让商业和企业家担负起自己的公益使命成为民间公益转向的重要形式。     

社会慈善助推精准扶贫的对策及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卷化"困境,"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精准扶贫不仅要求政府在扶贫发力上的精确化,更需要贫困人口的主动积极参与和社会慈善力量的广泛参与。近几年,中国社会慈善精准扶贫已经渐成趋势,学术界却很少给予关注。当前慈善税制存在的不少问题,客观上成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推动社会慈善组织积极地投入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中来,税收激励是关键。须进一步完善《慈善法》中的税制规范,推动慈善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慈善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可包括:创新企业慈善合作,助推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慈善扶贫助学项目,开发绿色银行和慈善旅游路线;创新慈善组织向企业筹资,开展产业扶贫新模式;创新"一帮、十联、六送、六助"慈善救助模式,打造慈善公益载体品牌;创新设立精准扶贫慈善救助专项基金。     

当代中国慈善发展转型中若干问题辩析

当代中国慈善正处于发展转型期。中国当代慈善的基本定位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而不是政府社会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或"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观是"利他"而不是"利己"。为了"利己"才去"利他"不是真正的慈善。对主观上有功利目的而客观上有慈善行为者,应主要看其客观效果而予以充分肯定。不能用对待个人慈善的标准对待企业慈善。企业慈善功利是合理和应该的。企业应当确立慈善发展的理念与战略,将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排他性商品,和以慈善为目的的生产公共品这两类基本行为统筹起来,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完美统一。慈善是民间资源,本质上只能是民间行为,理应由民间自觉自愿地去做、去发展,而不宜由政府去运作与实施。"民办"与"官助"是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民办慈善发展的路径应当是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政府要确立慈善与公益同步发展的战略目标,让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全体公民共享。     

党和政府对宗教公益慈善问题的新认识

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逐渐形成对宗教公益慈善问题的新认识,主要包括对宗教公益慈善本质特征、如何引导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事业以及开展宗教公益慈善应坚持的原则三方面的内容。这些新的认识是对新时期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举措的总结,一定程度上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     

企业慈善行为、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构建既体现效率又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第三次分配作为一、二次分配的补充,在新发展阶段大有可为。文章基于企业慈善行为探讨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内生动因、激励机制及模式升级。首先阐明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第三次分配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围绕企业慈善行为进行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及利他因素下的内生动因进行剖析,并基于共同富裕目标提出“生产—人人参与”“消费—扩大内需”和“分配—人人共享”三位一体的企业慈善激励机制。对比分析传统的非生产性捐赠模式与升级的生产性共同富裕基金模式,提出企业慈善行为的升级模式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的表现形式。     

中国女性公益慈善的回溯与展望

在公益慈善发展历程中,女性从未缺位,发展女性公益慈善事业是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女性公益慈善的发展经历了以宗教驱动性与个体自发为主的古代阶段、渐显自觉的近代时期以及全民慈善的现代阶段.目前我国女性公益慈善事业虽获得稳健发展,但制约女性公益发展的因素仍有不少.从多方位透视女性公益慈善发展现状,预测女性公益慈善的未来发展走向,将大力助推全民慈善的实现进程.     

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研究——基于衣物资源供需结构的分析

日益增长的慈善服务及产品需求与慈善资源供给能力及方式相对不足的矛盾,制约着我国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进程。当前,以衣物资源为主的慈善实物捐赠上中下游各环节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断性和失衡性,导致慈善实物利用需求与捐赠供给间难以建立起有效的匹配机制,从而带来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在成本控制、运输支付、人工收储、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实践难题。根据我国《慈善法》"以法促善"的原则精神,从供需两端共同发力,兼顾资源配置链及制度环境优化,有助于解决慈善资源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促进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的精准化与常态化。     

《鄞州慈善志》的学术价值及地方慈善志书的纂修

《鄞州慈善志》的纂修其内容尚称丰富且颇具功力。该书以其比较全面的记述,展示了鄞地自古至今慈善文化的传承及其作用。鄞州的慈善史志纂修工作在全国区县一级中具有"三率先"的意义。《鄞州慈善志》在编纂体例上:一是努力凸显鄞地慈善的个性化特质;二是将慈善与公益广泛兼容;三是理解把握慈善专志"资治、教化、存史"三大功能,强调不以"资治"为要,而应以"教化"为首。当今研究和撰写地方慈善志书有必要认识到:慈善志书的纂修,具有悠久的渊源;慈善志书的纂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认真把握好《慈善志》的编纂体例及内容。     

影响慈善捐赠的显著因素：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分析

随着第三次分配国家战略的提出,慈善捐赠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因此,对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一般认为,收入是影响中国人慈善捐赠的最显著因素。然而,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分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两者均对慈善捐赠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严格控制受教育程度,单独研究收入水平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时,收入水平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而受教育程度对慈善捐赠行为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才是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收入水平是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进而与慈善捐赠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实质上对慈善捐赠行为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要提升中国公众的捐赠水平,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步与第三次分配的有序开展,进一步提升公众受教育程度,在大中小学普及慈善教育是可行且重要的方向。     

慈善超市的运行模式--济南市慈善超市的个案分析

慈善超市借用近代市场中出现的超市运作模式而实现救助目的,它提供了一种经常性、规范化的捐助与接受平台;为统一调配社会捐助物资提供了崭新的机制;为特困家庭增加了一条更具人性化的救助方式;通过开展便民服务使捐助物资变现,筹集救助善款,实施二次救助。目前,慈善超市从运行方式上看有三种模式:一次性救助模式、市场化运作模式以及混合型模式。慈善超市运行模式的现实选择应该因地制宜。     

超越官与民:慈善事业转型与组织生态重构

通过含混、持续、紧密的互动,慈善机构与政府部门、党群组织建立起一种共生关系,使慈善组织自主性的生产嵌入在一个极为复杂的互动链条之中。这就是"中国式慈善"的"官民二重性"命题。它隐藏着不可调和的深层悖论,即对行政权威性的依附和对组织自主性的寻求。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转型,慈善组织的官民二重性格所暗含的内在张力逐渐显现出来,慈善领域的官民冲突日趋激烈,诸如官办慈善的痼疾沉疴、新媒体时代的强势来袭、民间公益的创新实践,使慈善组织生态受到了强烈冲击。面对慈善组织生态变局,必须破除"官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超越政府与民间的体制藩篱,在不同慈善事业发展主体的有序参与和良性竞争中,实现各种慈善实践形式的多元互补与和谐共生。     

区块链赋能慈善捐赠协同治理的框架与应用

区块链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为公益慈善事业治理现代化带来重要发展机遇。文章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机制三个层面,构建了区块链技术赋能公益慈善协同治理框架。并在此理论框架下,用实践案例阐释区块链网络的去中心化特征,有助于慈善捐赠系统中的多元治理主体整合资源、跨越边界,保证慈善捐赠的交易过程兼顾信任与效率;运用区块链技术,可将慈善捐赠系统细分为元治理、基础网络治理和上层应用治理三层结构,在保持框架结构稳定和减少外界干涉的情况下,通过调整节点、修复漏洞和智慧合约管理实现慈善捐赠系统持续更新升级,保障数字治理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区块链网络的开放性和透明性特征有效解决了公益慈善捐赠过程中的信息双盲、不对称的问题,增强了慈善资源分配的精确性、慈善捐赠信息的真实性、保证了慈善决策的合理性。     

非政府组织从传统恩赐向现代治理的转型

中国大陆的慈善组织近年来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是因为中国慈善组织尚处于从传统恩赐向现代公益转型的阶段.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家长式等级慈善组织不断解体,具有现代治理功能的公益组织不断涌现.培育现代公益组织需要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组织资源,批判地破收发达国家的公益组织治理经验,发展现代公民社会,为现代公益组织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慈善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政策思考

本文分析了慈善事业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指出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政府应当培育和发展慈善组织。从现实需要看,当前中国不仅仅需要培育狭义的慈善组织,也需要培育广义的慈善组织,特别是立足于社区层面的基层慈善组织。而全国性、全省性等高层级的慈善组织应当更多向基层慈善组织的支持性组织过渡。在培育模式的选择上,从培育的动力、培育的能力与可行性角度分析,民政主导模式、基层政府主导模式、业务主管部门主导模式和专门机构主导模式各有优缺点,基于国内四种慈善组织培育模式的局限和国际发展的趋势,中国未来也应当选择统一培育模式。     

自然法、道德责任与伦理原则——西塞罗慈善伦理思想及其评价

西塞罗是古希腊罗马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与演说家,他将古希腊哲学与古罗马现实相结合,重构了一套哲学理论体系,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慈善伦理思想。西塞罗从"自然法"的外在规定性与"绝对道德责任"的内在要求,论证了慈善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同时,西塞罗在追问慈善本质的基础上,确立了慈善行为应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1)"不超越财力"的适度原则;(2)根据亲疏关系、受助者的品格及需要选择施助对象的原则;(3)"回报优先于行善"的感恩原则。西塞罗的慈善伦理思想经过历史沉淀,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慈善、公益、保障、福利事业与国家职能角色的战略定位

目前慈善、公益、保障、福利等核心概念流行,但各自内涵外延界定不清、相互混用现象严重,这既影响学术积累与理论创新,又直接关系社会政策框架设计与社会福利制度安排,进而影响社会服务提供和社会福利发展方向。模糊国家、市场与民间组织的社会边界,淡化国家的社会福利责任,混淆国家与社会的战略定位和相互关系,影响社会制度框架设计与社会政策模式的选择。本文首次系统区分慈善、公益、保障、福利、福祉等核心概念,构建社会服务体系层次结构,指明社会发展方向,为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慈善绑架问题及其防治

慈善绑架是指慈善活动中捐助者以捐助的名义胁迫受助者满足其私人目的或利益的行为。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胁迫受助者感恩或者写感谢信、胁迫受助者配合捐助者进行自我宣传、曝光受助者的私人信息等。慈善绑架兼有慈善性和胁迫性的双重特点,慈善性是指它以慈善的名义进行,并至少在效果上实现了救助的目的;胁迫性是指它利用慈善要挟并强迫受助者做不愿意做的事。捐助者、媒体、慈善机构都有可能成为慈善绑架的实施者。评价慈善绑架应该坚持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在效果上我们应该对带有绑架的慈善持肯定的态度,而在动机上我们应该对慈善绑架持批判的态度。慈善观念的滞后、网络媒体的负面作用、慈善制度建设的不健全是导致慈善绑架的三个重要原因。防治慈善绑架,要树立正确的现代慈善观,发挥网络媒体的正面作用,加强慈善的法律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