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与韦伯式官僚制构建——基于英普比较的历史视野

在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中,官僚化意味着行政方式逐渐摒弃特殊主义色彩,更具普遍主义特性。韦伯也认为,普遍主义所带来的差异的拉平,可以促进官僚化进程。然而,韦伯在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论述时,选取的案例是君主专制的普鲁士,而不是政治平等程度更高的秉承议会主权的英国,这里似乎出现了理论与案例的“错配”。通过韦伯官僚制理论中这一“案例错配”问题为切口,揭示了韦伯官僚化理论中隐而未彰的官僚化实际产生条件,以及价值理性对维系官僚制的重要意义,从而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韦伯的官僚制思想。最后,对价值理性和官僚化进行总结与讨论,为进一步认识韦伯的政治思想提供启发。     

对理性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自从韦伯提出官僚制至今,这种理论不断被批判,摒弃官僚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也适应时代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理性官僚制：是响应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摒弃,还是立足中国国情,理性分析理性官僚制,在中国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调适性完善？本文结合理性官僚制的理论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作了初步的具体阐释。     

理性行政与德性行政的纽结

中国传统的官僚制不同于理性官僚制,但并非韦伯所谓的“相对非理性”的制度,中国的原生官僚制是高度理性化的,但后来不断羼入德性的因素,最终在理性化取向与德性化取向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为一种复杂的制度形态—传统官僚制,它将刚性的理性行政和柔性的德性行政糅合在一起:其制度架构是理性化的,而制度精神却是德性化的;以官员为主体的政务活动是德性化的,以吏员为主体的事务管理是理性化的。这种以德性驾驭理性的双层结构,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获得了良好的制度弹性和自修复能力。     

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现代官僚制再设计

现代官僚制的合法性稳固无疑是社会有效治理实现的重要基础。韦伯根据其形式合法性理念对现代官僚制进行了构建,认为理性设计下的现代官僚制能够满足现代社会中法理型权威的理性统治需求。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理性设计的现代官僚制出现形式合法性不断丧失和实质合法性缺失等问题,其合法性危机不断扩散。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中国官僚制度改革的设计理念仍存在缺失现象,只有正视官僚制合法性获取中的价值维度,通过将理性设计的合理思想与社会设计理念相融合,强调基于公共利益的全局意识,获取实质合法性,方能稳固其合法性基础。     

西方官僚制的宪政实践研究

官僚制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主体,在政体价值观上应服从宪政目标.但其曾在前期的专制背景下出现了宪政的缺位,价值的迷茫.雅典宪政试验的启迪,使资产阶级革命者取得了宪政革命的胜利,在后来近半个世纪的行政实践中,这一体制的工具理性超越了价值理性,使其偏离了宪政并陷入到不可自拔的困境;八十年代盛行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给困境中的官僚制打了一剂强心针,但使其走向生机的是充满宪政理念的新公共服务运动,它秉承传统的宪政理念,并对其有了新的诠释,给予行政实践新的行动启迪.     

中国君主官僚制政体建立初期之经济基础

春秋战国之际,在以大地产制为特征的"领主制经济"消亡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在战国至西汉初期阶段内,产生的是人均五口、户均百亩的小农家庭,尚不存在一个新的拥有广大地产的"地主阶级",君主官僚政体即建立于小农家庭基础之上,而非王亚南所言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基础之上。但在以后各个王朝阶段内,因君主官僚政体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国家土地买卖政策的松动及赋税政策等因素的作用,社会分化与"地主阶级"却又必然产生,并严重影响到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及君主官僚政体国家政权与"小农家庭"和"地主阶级"关系的重构,君主官僚政体国家也最终成为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权力机关。     

官僚制理性精神及其现代启示

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官僚制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日益受到理论和实践的挑战,然而官僚制所拥有的理性精神对现代具有重要的启示。     

略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官僚制化

略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官僚制化王强（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关于与韦伯相连的理性官僚制的论著已经是汗牛充栋,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该问题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事实上,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国家的兴起,就是与...     

理性选择理论的形式缺失与感性追问

人的选择行为不仅可以由理性思维支配,而且也可以由感性意识支配,并且后者有更基础的支配作用。韦伯强调了从意识形式上评价选择行为的合理性;西蒙在韦伯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选择的条件限制问题,并建立了有限的过程理性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从意识形式研究理性选择的必要性与意义。但是韦伯和西蒙都忽视了选择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形式,因而他们对选择行为的分析都具有片面性。凡勃伦和波兰尼等人论述了经济行为中的感性意识及其重要作用,为研究感性意识支配的感性选择行为做出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官僚制:基于整合途径的再审理

对官僚制的研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途径:政治学途径、社会学途径和公共选择途径。政治途径将官僚制看作一种政治体制类型,社会学途径将官僚制看作是组织形式的一种理想形态,而公共选择途径则认为官僚制是具有刚性特征的官僚组织。只有将这些途径对官僚制的研究整合起来,才能真正揭示官僚制多维度的理论意蕴,才能对关于官僚制的争论进行理性的审视和反思。     

超越官僚制——浅议政府行政组织建设

在政府行政组织建设过程中，一方面，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在我国还没有充分完善起来；另一方面，随着农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信息社会的转变，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西方已经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民主化、个性化、信息化改造，以适应行政组织发展的需要。     

礼的卡里斯玛——韦伯论中国的平衡与静态

对于中国未能自发地产生现代资本主义这一问题,韦伯在文明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典范性的回答。中国独具创造的科举官僚制,平衡了恣意的家产制君主支配欲求与地方望族的垄断欲求,代之以非世袭但享有社会特权地位的和平主义官僚阶层。士阶层与具有高度此世性、实践理性之官僚阶层的合体,决定性地将卡里斯玛日常化的方向塑造为以礼为具体呈现的现世秩序的神圣化,以礼与孝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又反过来为士阶层的支配地位赋予了观念上的合法性依据。这一平衡、自洽的思想与支配结构是中国文明长期保持稳定与静态的原因,也窒息了极富潜力的新因素的发展。     

批判与辩护之间：理性官僚制发展趋向分析

理性官僚制在实践中的弊端和原因可以分别从经济学方法论、民主政治理论和管理学上加以分析。应该从社会、制度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寻找理性官僚制失效的原因。理性官僚制可与批判、修补或改造它的各种理论相结合,从而理性官僚制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理性官僚制本土化的问题。     

知识管理下我国行政发展中的理性官僚制探析

基于“烟囱工业时代”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各国的企业和政府管理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伴随信息经济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知识管理的兴起,理性官僚制因为与时代特性相冲突而遭受严重挑战。本文正是从知识管理背景下韦伯理性官僚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出发,对同样处于知识管理时代的我国政府行政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理性官僚制在我国的发展思路。     

韦伯的理想与现实——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一种解读

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评价是相当多、相当复杂、甚至相当矛盾的。正如克罗齐曾言 :“有关官僚制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充满着迷思……一方面大多数学者把官僚制组织看作是现代世界理性的化身 ,并因此而认为它高于所有其他理性的人类组织 ,但另一方面 ,许多作家 ,常常是同一批人 ,则把官僚制看作是一种利维坦 ,准备把人类置入牢笼”① 。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本身就包含这看似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他认为官僚制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就是一只“铁笼” (ｉｒｏｎｃａｇｅ) ,但另一方面他又义无反顾地指出 :“正如自从中世纪以来 ,所谓的迈向…     

从韦伯关于官僚制的苦恼议及治理理论——以非人格秩序神话背后的真实故事为观察点

现代民族国家是由普遍理性哺育成长并以权利平等的名义走上历史舞台的。这里存在着无法破解的形式与事实的对立、普遍和特殊的对峙、抽象和具体的对抗。非人格秩序的神话以及韦伯对非人格秩序范例的官僚制所产生的苦恼,就是这种对立、对峙和对抗的结果。但韦伯式的苦恼只是一种面对形式分析中的悖论产生的浅表层面的不安,而生活真实中的故事则是政府被俘获和役使,官僚制"钢铁外套"不过是社会强势集团合身的技术工装或政治礼服。这一真实故事的情节在治理、善治的形式外套中同样继续,"元治理"困境即为明证。     

公共行政:超越工具理性

内容提要近代社会的理性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和经济繁荣。但是,理性的发展走向了形式化和工具化的歧路,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进而,工具理性征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现代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官僚制不仅把官僚体系中的人变成了官僚机器中的齿轮,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工具理性化,把官僚制作用范围中的人都变成了片面发展的人。正是由于官僚制的工具理性统治,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宗教化、行政官员的腐败等等。而且,对于一党制的国家来说,它则是引导其政治解体的陷讲。因此,当代社会的行政改革纷纷对官僚制提出了批评。走出官僚制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超越工具理性,在公共行政的体系中引入道德价值理性,走以德治国和以德行政之路。     

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要求及其调适

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中 ,韦伯选择了工具理性建构了官僚制理论的框架 ,随着世界的“解魅” ,以工具理性主导的官僚制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特征 ,从而形成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特征 :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然而社会的理性化带来了现代性的价值荒芜 ,哈贝马斯特别是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从不同方面对现代公共行政数字化要求特征进行调适 ,去实现公共行政的价值回归。     

困惑与尝试:西方官僚制的宪政反思

官僚制在宪政的视野中是很凝重的一笔,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应始终服从宪政目标.但在西方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由于历史的原因,行政改革实践的误区,多元社会网络力量的断层以及政府与公民的沟通的缺失,官僚制曾出现宪政缺位与偏离,权力的扩张等宪政困惑,一系列的行政实践改革在积极寻求宪政的反思,新公共服务理论超越了官僚制工具理性的羁绊,不仅秉承了传统宪政理念,而且寻求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使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目标在新型的互动关系中实现.     

韦伯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的悖论

韦伯关于现代官僚制的理论是一个理想型设计 ,这项设计的基础是他的合理性概念。其实 ,韦伯所追求的合理性是客观的形式合理性 ,因而也是抽象的片面的合理性。所以 ,在韦伯的合理性概念中 ,由于回避了对价值合理性的承认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即不合理性。因此 ,韦伯的官僚制在本质上并不具有能够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科学性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导致了 2 0世纪在韦伯理论指导下的官僚制的失灵。走出韦伯官僚制的最佳选择是扬弃其官僚制设计的形式合理性 ,肯定公共行政体系中的价值因素 ,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