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通过约谈为农民工讨薪

【本刊讯】去年,海南省各级人社部门立案查处欠薪案件1638起,为3．1万多名农民工补发工资4亿多元。海南省人社部门主动加强与公、检、法等部门的联系,通过联动执法,加大力度打击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违法犯罪行为。海南省人社部门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案件19宗,涉及欠薪金额2087．44万元。     

最绝的讨薪电话

包工头老张的妻子接到一个电话，里面是个年轻女子的声音：“你是张包吗？”     

新闻宣传部长 新闻发言人 王惠 专访北京奥运会组委会

她端坐在新闻发布台上，所言所语，代表着北京奥组委。     

“禁讨”—谁为生存权而战？——苏州、北京“禁讨”记者目击

一场“官兵捉贼”的游戏在“禁讨区”开始上演．违法乞讨者让人愤恨之余却无可奈何……     

北京协作者：探索服务农民工新经验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创立于2003年,是一家致力于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农民工的草根机构。其创始人自1996年即开始参与外来工服务,组织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来自农村、没有北京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     

207位农民工的工伤之痛——北京义联骛动法援劲与研究中心发布工伤农民工调查报告

近日,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成功实施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恒大慈善万人行”特困农民工资助项目,为受工伤的贫困农民工发放了资助款。项目实施同时,义联也针对受资助的工伤农民工进行了一线实地调查,共发放问卷240份,回收问卷213份。其中有效问卷207份。     

区隔与阻断：青年农民工的“问题化”倾向——对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转型过程问题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城市青年农民工群体特征的描述,以社会整合与发展为分析框架,结合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在对青年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群体关系及社会互动状况加以比较的基础上,对青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问题化"倾向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进而探索了我国城市农民工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整合问题.     

农民工：干完活走人，公民权免提？

不论是市场力量还是制度因素对农民工造成的社会排斥，最终都将通过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得以体现。在市场性排斥和制度性排斥的情形下，农民工是城市生活的边缘人。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处境，最恰当的表述便是：“干完活走人，公民权免提。”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工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对实现农民工的社会包容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点击就业——农民工：挣扎在生存线上

贫穷落后——真的不是我的错我国从1978年开始的以联产承包制为特征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大量农业人口的隐性失业显性化,农民自身也逐渐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权利,获得了流动就业的自由。而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最先从沿海地区开始的改革开放, 迅速激发了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这些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来自农村的数以亿计的剩     

政协委员建议：要让大龄农民工老有所依

对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进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适当降低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对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建立低门槛的过渡性社会保障制度,以便进可转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退可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人物聚焦

信义兄弟:接力送薪感动中国为抢在大雪封路前给农民工发工钱,湖北武汉的建筑商孙水林连夜从天津驾车回家,一家五口不幸在车祸中遇难。哥哥发薪路上遭车祸,弟弟忍痛接力还工钱,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33.6万元工钱发到60多名民工手上。这对被称为信义兄弟的湖北建筑商,用行动阐释着诚信,更感动了中国。     

城市社区工作的雏形（一）：北京社会实进会

北京社会实进会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步济时于1912年创办的,目的是组织学生参与基督教的社会服务工作,以达到改造社会和救治中国的目的。它的最初名称是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由来自北京3所教会学校和3所公立学校的40名学生组成,隶属于北京青年会。1914年6月得到内务部的批准,被承认为“服务社会的组织”,名称也改为北京社会实进会。     

政府＋社会组织：养老服务模式新探索——“委托－合作－参与”：北京宣武区的实践模式

北京是中国趋干老龄化社会的典型城市,其人口老龄化趋势逐步加快,预计2010年全市老年人口将达到250万,占总人口的15．2％。近几年来,北京市各级政府,尤其是区政府和街道委托社会组织提供养老服务的实践越来越普遍。     

农民养老尔在城市这边 我在城市那边：50岁以上农民工已破3600万他们将如何养老

我国50岁以上的“高龄”与“超龄”农民工达5600万。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困局是一个社会问题。此前,因欠薪、工作环境差等问题突出,养老困局未得到普遍重视,而随着农民工年龄的递增,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将会日益凸显,而30年来农民工福利拖欠累积的问题,将在5年内集中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