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年内建百家“农民网吧”

为全面推广天津市农村信息化成果,让津郊农民实现在家网上种粮致富,天津市今年内将在西青、北辰、汉沽、津南、武清等地建立100家“农民网吧”。“农民网吧”安装天津市农业信息化工程为方便农民上网的软件“津沽农信一点通”并链接农业专家咨询数据库,内容涉及蔬菜、畜禽、粮食、林果、水产等各种最先进的科学种、养方案。上网农民还可实现互动,现场发布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信息。陈忠权天津市年内建百家“农民网吧”@陈忠权     

社区“告示文化”的启示

这些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不少农民“洗脚上楼”进社区,成为新农村里的“新居民”。但是,他们依然身为农民,不少社区农村居民仍然耕种着土地,他们是“居民型的农民”。农民进社区,加之不少地方实行“村委改社区”“街道变社区”,农民、农业、农耕元素大量加入进社区天地里,构成了新型独特的社区板块。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里的各种农事、保健、科技等“告示文化”悄然兴起,渐渐地成为新型社区文化的一道别样风景线!     

优势视角下教育赋能农民共同富裕的创新路径研究

扎实推动农民共同富裕亟须走基于优势视角的可持续共富之路。教育是赋能农民实现可持续共富的关键举措之一,将“优势视角”引入教育赋能农民共同富裕事业中,有助于打破长期禁锢农民优势潜能发挥的“蚕食效应”束缚,突围因“权力差异”而将农民问题化、客体化与边缘化的消极行为,降低因外部教育资源投入与援助减少而带来的脱贫后返贫风险,使农民在学会挖掘并善用内外部优势中实现自力创富与长远发展。开展“优势视角”教育,着力促进农民自我权能提升、自我主体性重建与自我发展能力增强的成功“复元”;予以农民平等“赋权”,最大程度地满足农民共同富裕的教育期盼;链接多元主体资源,构筑农民共同富裕的教育支持网络等,是推动农民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共建美好生活与富裕生活的创新路径。     

“新农保”、消费观念与农民耐用品消费地区差异比较研究

综合考虑农村“新农保”参保观与消费观,根据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试点区域“新农保”参保对农民消费家用小汽车、电脑、摩托车等耐用品的影响。实证发现,“新农保”对农民消费电脑、摩托车促进作用显著,但对消费家用小汽车作用不显著。相较于超前消费观念,即期消费观念更能促进农民消费耐用品。“新农保”在东部地区的消费促进效应与全国相比差异较大,在中部、西部地区的效应趋同。应根据“新农保”的消费区域促进效应,因时制宜地充分发挥其对促进农民消费耐用品的作用,不断提高农民耐用品消费等级。     

民工：活在城市边缘的群体

[引子] 城市意味着财富与机会,城市意味着自由与文明。城市的先进令人羡慕,城市的繁华充满诱惑,“进城”成了无数农民的梦想。 因此,当改革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冲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蓄水池”,当户籍制度的紧箍咒有所松动,当中央文件用一个个“可以”、“允许”开启了城市之门,农民便义无反顾地、堂而皇之地吹响了进城的号角。从     

关于农民公私观念的审视与重塑

由于主体性表现缺位、公共性发展不足、现代性程度偏低，农民公私观念显现出在参与“公权”和维护“私利”中绞缠不清、在传统“礼治”和现代“法治”中取舍困难、在践行“公德”和涵养“私德”上双重缺失等问题。重塑农民的公私观念，需要增强农民的主体性，解决好农民过于“重私”的问题；发展农民的公共性，坚定农民“崇公”“为公”的价值取向；涵养农民的现代性，引导农民追求“大公无私”的道德境界。     

教育革命好得很——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一点体会

五十年前,正当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头子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站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它横加指责,大泼冷水,刮起一阵“糟得很”的黑风。他们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农民的革命造反行动“太过分了”,革命农民是所谓“痞子”,农民运动是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等,妄图把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这个革命的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里。为了回击机会主义的种种奇谈怪论,毛主席于一九二七年初亲自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等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作。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满腔热情地歌颂和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赞扬农村中苦战奋斗的贫农是“革命先锋”,肯定农民的造反举动“是非常之需要的”,表彰农民运动成就了“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农民“流动”与“留守”代际循环研究 ——基于武陵山片区Z村的实地调查

武陵山片区Z村的实地调研表明,在未知期限的中国城镇化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的“流动”与“留守”将持续非良性地代际循环：青壮年农民在城与乡之间流动,老人和孩子“留守”农村;孩子长大后继续外出打工,而曾经的青壮年则变成老人回到农村;“留守-流动-留守”是每个农民的生命轨迹,且一代代农民重复着相同的生命轨迹。在推力与拉力的作用下青壮年农民“必须”外出打工、农民工“无法”留在城市、老人和孩子“不得不”留守农村,而世代的“必须”“无法”“不得不”直接决定了农民“流动”与“留守”的代际循环。这种代际循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只有统筹城乡发展、健全社会保障政策、完善社会流动机制,才能使农民摆脱非良性代际循环、安居乐业、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失地农民的安置与保障——基于6省市的典型调查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不断转为非农建设用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土地。“务农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的数量急剧增加。土地被征用农民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一大隐患。本文主要运用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对江苏、广东、北京、浙江、湖北、陕西等六省(市)土地征用与农民的安置保障等问题作了实地调研。     

中国农民媒介认知研究的主要发现与结果分析

农民日常生活信息来源倚重电视媒介以及村民会议传播,他们接触大众传媒的频度和时间形成了电视第一、报纸第二、网络第三、广播第四的模式。媒介功能认知方面,他们重视媒介传播新闻信息与引导公共舆论,但认为大众传媒最大问题是“与自己距离太远”,加之“虚假新闻增多”等因素,导致其不太喜欢大众传媒。媒介对农民阶层的报道和关注不够,只有少数媒介关注“三农”。媒介需要多关注进城打工农民,重视对“三农”政策传播。农民期待发展农村电视和网络媒介,加强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关怀,客观、全面、真实地报道农村情况,持续报道农村社会问题,禁止虚假、空泛的报道等等。     

1953—1957年我国农民“闹粮”“闹退社”事件的深层原因探析

作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一翼的统购统销与农业合作化,在其贯彻实施与快速推进中,不可避免地实行了对农民的“剥夺”。加之,在其推行中,生产关系变革的某些环节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激化了国家与农民、工人与农民以及农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引起部分农村地区“生产力起来暴动”。这是1953--1957年我国农民“闹粮”“闹退社”事件的深层次原因。     

台湾小农经济下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

台湾长期以来处于小农经济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 ,农民组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台湾重要的农民组织有“农会”、“水利会”、农业合作社、“渔会”及农民产销班等。台湾农民组织之角色任务有 :上、下游农企业之经营 ;为农民与企业双方服务 ;为农民与有关方面沟通之桥梁 ;实施农业推广与农民教育     

农民组织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使农民组织起来。农民组织化是保障农民基本权益的重要途径,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组织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组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及其局限

从历史和文献来看,1949-1966 年中国农村集体主义革命中的“集体”,其形态与意义都是被逐步想象和建构起来的.《三里湾》依托于“社员”、工分和“户”等层面,揭示了其时三里湾的农民正在开始走向现代性的社会.但是,赵树理和《三里湾》的卓越之处更在于,经由“民间传统”、口头语言以及与农民群众“共事”等问题,“集体”概念的内涵被给予了孤绝而幽深的辩难.赵树理是谨慎的,他执着地坚持“有多少写多少”,这使得“三里湾”同时也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响.     

由我在小井庄的尴尬所引发的思考

我在安徽省肥西县开展“小井庄实验”已经一年多了,“小井庄实验”的核心是培育一个农民自主管理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探索农村金融内生机制成长的可能与途径,以实现所谓金融资源“社区——使用者控制”。实验部分地解决了小井庄社区内农民的融资需求,增强了农民的组织化、民主化意识,锻炼了农民自我     

雰棻的乌蒙云乳 瑰玮的高山杜鹃——试论何士光小说的美学价值

丹纳说:“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他惯于辨别事物的基本性格与特色,别人只看见部份,他却见到全体,还抓住它的精神.”继赵树理等人后,在我国新时期文学的舞台上,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农民”作家,何士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农民”作家的小说之所以屡获赞誉,在于用农民式的思想、感情将我国当代农民的真实形象大胆地搬上了艺术屏幕,并导演得栩栩如生,给予人们最大限度的审美清晰感.     

中国“三农”发展系统构建理路

“三农”发展中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制约因素。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在科学发展观的和谐境域中,系统性、统筹性、协调可持续地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建设以农民增收为突破口,以农业发展机制、农村稳定机制和农民增收机制三位一体为核心要素的中国“三农”发展系统,其构建应涵盖以下几个协同机制：农业现代化机制,农村乡企化机制,农民知识化机制。     

多让专业户上讲台好

近年来,各地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科技下乡,组织农业科技人员下乡举办“培训班”、“农业科普咨询”、“农民夜校”等,旨在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科学种田水平,深受农民欢迎。据调查,这类活动大都是农业专业技术人员     

统筹城乡视域中的农民主体性分析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关键时刻”和“重要时期”。在这项系统工程中,需要把实践的各个要素结合起来,协同推进。但目前,农民对现实的评判力不够,主体意识性缺乏;主体性诉求不能充分表达,自觉能动性未充分发挥;作为社会历史推动者的创造能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要更好地发挥农民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应从分析农民主体性入手,挖掘农民自我解放的力量,保障农民在农村与城市间合理流动的权益,满足农民知识化、技能化的教育需求,推进农民享有社会服务与社会地位的均等化。     

重构与突破：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以贵州省L村为例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振兴乡村可以有效避免乡村振兴中的大拆大建、形式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等现实难题。农民主体作用何以发挥,其关键点在于唤醒农民主体意识,让农民谋事、做事、成事;其落脚点在于凸显农民主体地位,突破科层窠臼带来的基层治理行政化。结合贵州省L村乡村振兴实践,发现可以通过农民的“众智”“众力”“众愿”唤醒主体意识,重构自治机能;以农民作为主体参与实现“双轨治理”,以“党群直议”积极发展基层民主,突破行政化困境。最终让农民主体作用得以发挥,使决策、执行回归农民,这对欠发达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