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基层治理视阈下安徽城乡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安徽省近年来以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为切入口,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行路径。通过剖析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一新生事物的内涵和功能,明晰其发展现状与脉络,提出进一步规范其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对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有所裨益。     

社会治理:从理念到方法的变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我们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多元化和各国民主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始终秉持"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序;必须切实厘清政府的职能边界,建立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必须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实现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共进。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夯实改革发展基础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规避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而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培育、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着力建构多方联动、合作治理社会治理机制,构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顺畅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和依法及时合理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又是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和着力点。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与社会工作者的使命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遏止农村社区衰落走势、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必须破解体制、资源配置、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社区公共性社会资本匮乏、农村社区空心化和治理人才短缺方面的难题。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社会工作者肩负以下四方面的使命:一是发展社区民主,推动平等、公正的参与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二是开展公民教育,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治理行动的能力;三是协助农村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创新搭建组织平台;四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社区的合作与信任的社会关系,重塑基于规范和参与网络的新型社会团结。     

关于2014年度社区发展奖评选活动的公告

为了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倡导和推动社区体制、机制、组织和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更好地发挥创新在城乡社区发展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使城乡社区在创新中发展,功能在创新中完善,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趋势研究

时代发展要求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有其内生性优势,同时也有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敷所需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全面领导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国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体表现在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法上的创新。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解决社会问题要理顺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摈弃人治、依靠法治,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作用;治理的方法上能引导公民积极参与自我治理,政府主导并服务于这种公民自治。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方法上的协调一致。     

公平正义语境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体制改革层面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凸显了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在此公平正义的语境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动态地分析公平正义的社会治理理念的演变,及其对社会治理体制发展的影响。在对现今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以分析的基础上,认识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引导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日臻完善,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积极作用。     

过程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策略

社区治理在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基于参与治理的过程视角，上海P区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前期针对需求发现的社校合作策略、参与中期基于优势视角的资源整合策略和以契约及平台为基础的协同共治策略、参与后期基于过程目标和社会影响力维度的效应评估策略，为当前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现实启示。     

社会治理视野下社区志愿服务的实践与创新——对“下城模式”的重新解读

社区志愿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杭州市下城区以社区志愿服务为平台,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以公益为导向、民生为根本的"网络化管理、多元化发展、项目化运作、品牌化推进"的发展模式。同时,杭州市下城区在社区志愿服务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作为一种新型的创新社会治理途径,需要积极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建构社区志愿服务创新模式,这对于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2014年度社区发展奖评选活动的公告

为了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倡导和推动社区体制、机制、组织和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更好地发挥创新在城乡社区发展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使城乡社区在创新中发展,功能在创新中完善,治理水平在创新中提升,经中国社区发展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决定,在会员中开展第二屠“社区发展奖”评选活动。“社基发展奖”分设“社区发展奖”、‘社区发展创新奖”和“社区发展贡献奖”三个奖项。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市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研究

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创新社会治理"精神为指导,对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进行阐述,对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对老年人家庭状况、社区认同、社会资本、政治素养、公共精神、社会关注导向等影响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展开了分析,并对完善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机制提出相应的对策。     

打好“社会组织牌”，筑牢“社区顶梁木主”

当前，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职能回归，社区社会组织在深化居民自治、承接政府能力，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凸现。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湖南根据中央要求，按照“打好‘社会组织牌’，筑好‘社区顶梁柱”’的总体思路，在创新社区治理中做了一些工作，也有一些思考。     

“三元治理”激发社区活力--访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区长王焕清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突出了社区治理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如何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成为各地基层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在全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验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典型示范区,一些有借鉴意义的创新方案也相继出台。本刊记者为此专访了河北、辽宁、上海、广东、湖南、四川等地7个区的相关负责人。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理论建构与经验反思

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重要议题,反思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与社会治理中的理论基础、行动逻辑和经验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灾害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为背景,认为社会工作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进而构建了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路径和治理内容五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分析框架,作为社会工作参与灾后社会治理的理论分析视角;继而从介入前提、组织载体、参与主体、实施路径和成效评估五个方面呈现了社会工作介入灾后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经验实践.最后,对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相关方面进行了反思,社会工作本土化、制度化、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仍然任重道远.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现代化建设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一个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即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统治向现代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治)转型;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和社会多样性,更是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迫切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要完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建设,更重要的是将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以此为基础将其纳入到体制中来,在法治约束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来促进居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已显得十分重要。本文阐述了东西方社会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强调了居民参与对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论述了社区社会组织是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提出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机制的措施,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公共性溢出：社会治理中的社区社会资本职场关联（2009—2021）

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关键治理载体,职场将如何在社会治理转型中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的凝聚。基于全国“职业经历和社会网络”调查2009年至2021年四期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职场之于社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性溢出的作用特征。第一,进入职场能提升居民结构性和认知性社区社会资本。第二,相较于未进入职场居民,进入职场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上的优势不断扩大。第三,身处党政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体制外部门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凝聚上呈现差异特征。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职场在提升居民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和能力上既体现职场普遍性又体现体制差异性,进而与社区社会资本形成正向关联。这不仅体现了职场的社会价值,而且展现了体制内行动者的治理潜力,还提示了社会治理和社区社会资本中潜在的职场和体制部门分化风险。     

基于社会治理视角的社区教育管理创新

治理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现已逐渐成为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公共管理的视域,重在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和互动,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建立善治的社会体制。把治理理论运用到社区教育管理方面,就构成了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视角。     

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治理重心下移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当下城市社区治理正面临着认识不深刻且有误区，缺乏社区治理规划，治理优质资源下沉不匹配，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壁垒阻力较大，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不足等现实挑战，无法有效回应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迫切需求；应当从践行协同协商协作理念，明确共建共治共享思路，科学制定社区治理规划，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大人财物力投入力度，不断提高资源整合利用效率，强化数字治理深度运用，提升科技在社区治理中的含量等多个层面上，不断加强、稳步推进，实现治理重心下移和社区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