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死亡观教育的意义与途径

在我国存在死亡观教育缺乏的现象。我们的教育在对人们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的同时，应该加强死亡观的教育。只有树立了科学的死亡观，人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和看待他们的生命，才能正确认识死亡现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去。     

生命教育的三个层次

“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一词原本是在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作为社会中的吸毒、自杀、他杀、性危机等危害生命的现象的对策而出现的。通过生命教育唤起人们对生命的热爱,消解生命的威胁。随着生命教育在全球被逐渐推广和认同,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生命教育,例如死亡教育、寒冷教育、孤独教育等。1979年澳洲成立“生命教育中心”(life educational center:LEC),主要致力于药物滥用、暴力和艾滋病防治等。美国还利用网络开展生命教育,开设有生命教育和资源网(Life Educationand Resource Network)等。20世纪末期,我国台湾地区将“死亡教育”引入,称为生命教育,并在学校教育中逐步推广实施,现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并将2001 年称为“生命教育年”。     

对医学生进行死亡本质教育的思考

死亡本质教育是死亡教育的首要内容,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死亡观在死亡教育中的指导地位,才能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医学生死亡教育的内容和体系,本文就马克思主义死亡本质教育观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死亡本质教育的独特功能及马克思主义死亡本质教育进行分析探讨并指出死亡教育的社会意义。     

伦理学视域下的工科学生死亡教育缺失透视及其应对策略

工程人员时时面临死亡风险.工科学生数量众多,大力开展工科学生死亡教育,是高等工程教育界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工科学生对于未来职业死亡风险呈现“四不”状态:不知道工程中的死亡风险层出不穷、不畏惧工程建造中的死亡事件给工程师带来愧疚感、不理解工程服役时的死亡灾难不易引发工程师的道德反省、不忧患工程项目管理模式令工程师陷入“过劳死”的累积风险.“四不”状态揭示了工科学生死亡教育缺失的特殊成因:学生不懂得死亡的遍在性,易于接受“技术至上论”,工科教学缺失“问题解决”范式,学生在校期间比进入职场后更易获得情感性支持.因此,应施行“四个回归”之应对策略:一是回归工程,找准专业教育与死亡教育的契合点;二是回归教育,教育是为了人的生命质量提高之“育人为本”;三是回归学生,将改革重心落在建构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四是回归生活,提升学生对“生死互渗”与“向死而生”的理解.     

蒙古族作家海泉创作印象：死亡美学

在海泉文本中散发着浓重的“死亡叙述”，这主要体现在：1．对生老病死这一正常性死亡的叙写；2．英雄主义式死亡；3．强迫性死亡；4．某种超现实力量所导致的死亡。那么，作家海泉为什么如此“倾心于死亡”主题呢？在诸多原因之中，有两点值得探究：1．与作家心灵结构深处的情状有关；2．源于作家长期对蒙古民族传统中“生命观”及现代西方哲学中“生命意识”的形而上思考。     

死亡观教育:大学生思想教育的"软肋"

我国高校目前普遍存在死亡观教育缺乏的现象.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的同时,应该加强大学生死亡观的教育.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死亡观,大学生才能正确地理解和看待他们的生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社会服务中去.     

生命教育对生命终极的关涉——由“死”观“生”的死亡教育

＂死亡教育＂并非教人如何＂去死＂,而是在观念上的由＂死＂观＂生＂,是更深切的对人们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对人们的＂死亡品质＂与＂生命品质＂提高的关注。本文从死亡教育的本源、内涵及实质切入,认为死亡教育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死亡观,认识到生命的短暂与脆弱,珍惜、热爱有限的生命,让生命焕发耀眼的光辉而不虚度一生。     

张贤亮的直觉艺术

张贤亮创作的“伤痕”小说，以“西部”的幽默对荒谬的年代做了无情的嘲讽。在《灵与肉》、《肖尔布拉克》、《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系列“西部作品”中，价值体系的核心是“土地”的思想，是对于“根”的确立；透露了张贤亮个人体验的世界里有一个关于性爱、婚姻的天地；对于“饥饿”的非理性的个人体验，是柏格森“直觉主义”的艺术表现。而在１９８９年创作的《习惯死亡》，是作家对中国今天的种种“体验”、种种看法，极端的政治思维使《习惯死亡》处处流露着“不同政见者欲”，与所有的“西方文化中心论”者一样，《习惯死亡》也对中华传统文化持“虚无”见解，将对中国文化的否定追溯到“根”。这里不再疏导“右派情结”，而将其写成“病灶”，在表演具有政治意义的“堕落”之上表演具有政治意义的“死亡”     

“不出而出”与“出而不出”──试论孔子死亡哲学的理论特征

孔子的死亡哲学思想并不是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贬斥的那样，是一种缺乏形上品格的“常识道德”，而是既具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又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意义，既有“入世”的品格，又有“出世”的品格。“不出而出”与“出而不出”是它的本质特征。     

西方学者对教育市场化的批评

教育市场化改革是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竞相采纳的主要教育改革措施之一，此举对提高教育质量、推动教育自身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教育市场化可能带来的诸如公平与效率、制约与发展等一系列教育和社会问题，在西方学术界亦是众说纷纭、争论不断。针对市场化中出现的“自由择校政策”、“私立教育机构发展”、“教育资源合理利用”、“教育自身属性”等问题，不少学者对此作出了批判性论述。     

海涅诗歌中死亡意象分析及文化蕴含

运用西方死亡文化理论,研究了基督教的死亡观念和西方死亡哲学对海涅诗歌创作的影响,揭示了海涅诗歌中表现死亡艺术的文化蕴含：通过梦魇、死亡、潜意识和变态心理的描写和丰富的想象以及拟人的艺术方法,赋予死亡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深远的寓意,不仅渲染了作者对不幸爱情的悲哀情愫,而且让人得到了难以忘怀的艺术享受。在海涅描写死亡的过程中,已经使艺术与死亡哲学达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契合与和谐,死亡意象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最高的美学境界。     

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死亡”艺术观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脱迹于古希腊的酒神祭活动及由此形成的西方民间的笑文化传统。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有四个特点：全民性、乌托邦理想与现实的暂时相融性、是笑文化的节日、是对“死亡”获得深切感受的节日。相应地，他的“狂欢化”理论也具有这些特点。他的“死亡”艺术观分析了文学作品中英雄（神）之死、平凡的悲剧性人物之死和怪诞人物之死三种类型。     

意义之源:从作家到批评家

“作者的死亡”、“批评家的诞生”是21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重大事件。20世纪的西方批评家们通过证明作者不再是作品意义的唯一源泉，摧毁了作者对作品意义的垄断地位；又通过论证读者、批评家是文学作品及其意义的建构者，为批评家争取到了独立的地位，结果出现了一大批不再依附于作家的大批评家。     

大学通识教育何时脱离“读经典”的困局

近年来，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中，人文经典文本的研读渐渐成为教学核心，“经典阅读”类型的课程受到热捧。部分高校将“读经典”奉为圭臬，几乎将通识教育等同于“经典文本教育”，甚至因此主张学生普遍学习古典语言。但就近年来的教育结果来看，这种教育模式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将通识教育推入了一种困局。在部分高校，通识教育成为了一种狭窄的、专门的人文教育。众所周知，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是西方舶来品，而在西方通识教育中，所谓的“经典阅读”隐藏着“神秘主义”“符号性”“文化崇拜”等理念缺陷。在近代，“经典阅读”的崇尚是西方高等教育为了应对技术理性主义而发起的一场教育浪漫主义运动，这恰好也迎合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对传统书院的精神依恋。     

关于死亡观的三重辨析——立体化解读死亡的层次性分析及其现实性意义

通过对各种死亡观的辨析,明晰死亡的真正内涵。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死亡观的辨析是回答"死亡是什么的问题";东西方的死亡观辨析是回答"死亡和个体关系的问题";基督教和佛教死亡观的辨析是回答"现实中如何对待死亡的问题"。认识死亡的过程,也是认识个体的过程,对当代青少年教育有现实的意义。     

“天使境界”的终结——西方文艺随笔

艺术的诞生源自人类本能的对立，是对自由的渴望，是对社会制约的妥协。追求神性至上理念使西方艺术在中世纪达到了“天使”的境界，而随着自由主义，特别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西方艺术开始进入了鼓励自我实现而造就的“群魔乱舞”的时代，再无统一性。当今西方艺术虽不会回归由神性统一引导下的“天使时代”，却也不会去破坏社会契约，这种终极妥协之后的艺术可以说是死亡了，或者可以说是重生了。     

从临终关怀看死亡教育

现代性的死亡面临着深重的危机,临终关怀的开展迫切需要死亡教育的参与。本文从临终关怀的视角论述了死亡教育的对象和内容,强调应通过死亡教育推广临终关怀。     

李贺与爱伦·坡诗歌中死亡主题的比较

“死亡”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厌其烦的被加以描述。其中美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爱伦·坡（Edgar Alan Poe）以死亡为主题的作品对后来的文学思潮和许多作家的创作都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中国中晚唐诗人李旋是以其奇诡的“鬼”诗称著于中国古代诗坛，将鬼魅与死亡这类丑陋的意象，幻化成别具一格的美感，并对生与死的问题进行了形而上的探讨，因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深沉的哲学意味。在本文中，作者对这两位诗人的诗歌主题进行比较，目的在于阐述两人在其死亡主题的创作原因，表现手法和对哲学意义的思考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值得我们的注意。     

从“权力再制”到“文化再制”：教育实践中的符码逻辑——伯恩斯坦符码理论框架下的教育不平等问题

本着“符码是文化再制的内在机制”而非“外在权力关系的转播站”的观点，伯恩斯坦建构了一个新的分析工具——“符码”来探讨西方教育不平等的深层逻辑。他认为西方学校教育并不能有效推动社会阶层流动及改善个人地位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学校教育是社会阶级再制的工具，优势阶级通过“符码权力”进行控制，造成劳工阶级孩子在学校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事实。为了实现教育符码相对“自主性”，教育系统应在符码控制领域提供及再制批判的资源，当教育再脉络化领域具有某种程度自主性时，其产生的论述能够阻碍官方符码教育论述的支配程度，市民社会的兴起在实现“自主性”方面也值得期待。     

简析汉语委婉语中关于“死亡”的表述

委婉语并非是汉民族语言中独有的文化现象，它在世界各国语言中也有反映，但是汉语中委婉语的数量却远远多于其它民族，特别是关于“死亡”委婉语的表述犹多，这是由汉民族特有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决定的。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华民族有其特有的宗教文化、等级制度、价值观等，这一切都赋予了“死亡”这个字眼以特定的隐晦解释与说法。从几个方面对古代和现代汉语中的“死亡”委婉语进行比较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明确认识“死亡”委婉语在不同场合下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