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武帝朝巫蛊之祸对宗法制的破坏

巫蛊,是以民间礼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这种民间的巫术侵入上层社会后造成了严重后果.巫蛊之祸即是发生在汉武帝统治晚期的一场政治风波.这场风波对西汉政权组织形式、权利的分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巫蛊之祸视阈下汉武帝与戾太子父子纠葛探析——与辛德勇等先生商榷

汉武帝统治晚期,由于汉武帝与戾太子所秉持的治国理念有异、戾太子羽翼已成、戾太子继位朝政可能为卫氏外戚所操控等原因,使武帝与戾太子之间的矛盾日渐加深,兼之各利益攸关方的深度参与,使武帝意欲更换继嗣。但因兹事体大,使他一度犹豫不决,而上天的警示又让他欲罢不能,至征和元年冬最终决定废黜戾太子,遂对卫氏外戚集团大开杀戒。面对武帝咄咄逼人的攻势,戾太子一直采取守势,隐忍以对,直到江充在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为求自保,方奋起抗争。     

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

卫太子冤狱的昭雪过程与西汉武、昭、宣三朝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为翦除卫太子刘据势力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此后,围绕着卫太子昭雪事件,武、昭、宣三代君王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武帝虽然给卫太子昭雪,但不甚彻底；昭帝嗣位后,对卫太子案漠不关心；宣帝上台以后终于使卫太子冤狱得以昭雪,与此同时,宣帝也借昭雪事件培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这股势力在牵制和铲除霍氏势力、维持宣帝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无形中助长了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预示着外戚专权时代的到来。     

汉武帝与"巫蛊之祸"

针对西汉频繁出现的以"巫蛊"杀人的事件,本文力图透过事情的表象,以最典型的西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祸"为例,分析其更深层次的因素.本文从汉武帝的生存环境对他的影响,统治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易储想法的形成与实施等方面阐述和揭示出,用巫术只是手段,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     

朱元璋与中外“表笺之祸”

清代史家赵翼将明代因表笺文字触犯朱元璋忌讳而获罪致死，称为“表笺之祸”。“表笺之祸”为前代所无，乃朱元璋以文字杀人之一大“发明”。朱元璋专横跋扈，疑忌重重，喜怒无常，在处理国内君臣关系与邻国朝鲜的关系中，屡兴“表笺之祸”，给国内君臣关系与中朝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李陵之祸与司马迁的人生之歌

李陵之祸促成了司马迁对历史和人生的重新思考,他忍辱负重,追步前贤,把个人的痛苦化入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领悟,形成了其绚丽多彩、光芒竞天的人格精神。从而展现司马迁居辱不屈的人生斗志、重于泰山的人生价值、至诚相交的人间真情和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     

西汉前期的儒学发展

刘邦建汉之初,儒家思想凭借其积极入世的思想,率先进入汉政权的权力中心;惠帝时,由于好黄老的吕后掌权,以及宰相曹参大力提倡无为而治,历文景而至武帝之初,儒家思想虽发展很大,但始终不能成为统治思想;武帝建元六年,窦太后死,武帝广用儒生为官,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以儒术治国,开创了儒家思想发展的新局面。     

试析西汉吕太后权力极盛之原因

西汉吕太后在西汉初期首开西汉女性政治权利之风,并引领了其后的三位太后共同组成中国历史上女性权力极盛的独特政治现象。而汉初松散的社会制度、刘邦开放的人才观、猜忌的性格及其权力牵制的政治观念,西汉开国功臣全身远祸的集体性格共同造成了吕太后权力的膨胀。     

汉代救荒对策论略

汉代荒政已初步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汉政府在救荒实践中 ,往往能从战略高度出发 ,在灾前、灾时和灾后采取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备荒、救荒的策略措施。本文从文献资料出发 ,对汉代的救荒对策作了较为细致的总结和分析。这些措施在抗灾、救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它对于今天预防灾害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东汉洛阳自然灾害与政府赈灾年表

在作为东汉王朝都城的166年中,洛阳发生了102次自然灾害,而在此后的30年里没有一次灾害记录。洛阳的灾害记录约占同期全国灾害记录的四分之一,说明灾害记录具有极其强烈的人为因素和政治因素。东汉洛阳自然灾害的种类齐全,除霜灾外,可谓是众灾毕至。位居次数多、为祸烈前三位的灾种为地震、水灾、旱灾。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论汉明帝

汉明帝在政治上的统治是成功的,汉明帝的永平之政与光武帝的建武之政相比毫不逊色。汉明帝在经济上采取了适当的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很迅速。化事业的繁荣,也是汉明帝统治时期的重要特点。     

论两汉时期的水灾与赈济

两汉时期,水灾频繁,史书明确记载的有92次,平均每4年多就发生一次,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的危害。关于汉代水灾的成因,有溃决型、漫溢型、降雨型、海啸型和山洪型等类型。在水灾发生后,两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赈济措施,主要有减免赋税、赈贷、移民就食、死亡赈济、灾后补种和节约开支等。以此缓和矛盾,保障民生,维护统治。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汉赋祀典与帝国宗教

汉赋的兴盛,与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相关,汉大赋对“祀典”的诸多描绘,亦缘于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之史实。《文选》分赋为15类,首“京都”,次“郊祀”、“耕籍”、“畋猎”,均为大赋创制,其间共有一主轴,即对汉“天子礼”的描绘、颂赞。汉大赋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对“天子礼”的形象描述,而赋家对建构帝国宗教的态度,则表现出融宗教神氛于礼教现实的文学精神。     

略论汉代抑制型防灾减灾机制

两汉时期自然灾害比较频繁。汉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自然灾害的负面作用,忧患意识强烈,提倡灾前积极预防,临灾迅速开展救济措施,灾后实行补救措施。这使社会系统对自然灾害系统具有抑制作用,能够有效地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光武帝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施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政策与措施,基本缓和了因民族问题而引起的统治危机.光武帝的民族政策诚为"光武中兴"不可或缺的政策,但也因其偏于保守而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两汉边防集兵方式述论

两汉边防集兵方式 ,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大体而言 :西汉初期以征兵为主 ;汉武帝以后征募并行 ,杂以罚戍、谪戍、刑徒充戍、志愿戍边 ;迄东汉 ,募兵、刑徒兵、民族兵成为其边防主要兵源 ,并开始向世兵制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