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倾向及其阶层差异

伦理道德问题乃当前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从个体化视角切入,利用江苏省2013年问卷调查数据,描述了个体化进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个体化倾向的分布、类别、阶层差异以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人已逐渐把个体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但家庭依然在个体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减缩社会底层比例都有利于消减"无公德"的个人主义,促进负责任的个体主义和"利他个体主义"。     

第二次现代性下中国民众的个体化

中国现代化的完成是一种压缩式的现代化。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出的第二次现代性下的风险社会的特征也在中国表现出来。风险社会催生了中国的个体化,同时个体化也是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在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和文化模式下,中国个体化的形成和发展也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民众的个体化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推动有着自己的特性。     

个体化与人际关系再整合

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个体化社会中,人际关系尤其是熟人关系已退缩到传统家庭的狭窄场域中。社会关系中"他—我"分明,"咱们"日显矫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呈现出离散性的状态。然而,与传统决裂的个体必须建立自己与社会他人和世界的关系,才能造就自己。由于个体化社会面临各种风险的冲击,导致个体化的人容易产生"非替代性焦虑",这正给个体化的人际交往提供了潜在的动力,人与人之间也有了"暧昧"的基础。通过对个体化社会人际关系的适应分析来解读冷漠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建,并由此提出个体化社会熟人关系回归的可能性及其模式。     

个体化视角下劳工维权的行动与困境

利用劳资纠纷的个案资料,从个体化理论视角分析劳工维权的行动特征和深层困境,发现劳工在维权过程中存在权利意识不明晰的特征,表现出传统礼治下的“理”性行动模式。在社会个体化转型中,个体法权意识未获全面生长、国家治理实践对劳工利益不够重视、个体被抽离但是无从嵌入,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是造成劳工维权困境的深层原因。个体虽然实现了地域流动,脱离了原有的无所不包的制约性关系范畴,但同时,他们的合法权利经常得不到维护和保障。中国流动人口的个体化是一种部分个体化。     

行进中的个体化与我国刑法的变革

我国社会处在个体化的进程中。社会中间组织逐渐解体,使我国刑法变革中呈现了刑法提前介入、行政违法犯罪化的趋势。同时,个体在观念上逐渐跳出身份标签的桎梏,在价值观上呈现出多元化,使我国《刑法》对纯粹私人事务宽容化、去性别化,且纯粹价值判断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减少。在此背景下,应当对我国刑事政策和刑法规范进行能动的变革。一方面,积极推进刑事政策前瞻性的变革,以与个体化的社会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应当在坚持谦抑的前提下,对刑法规范进行改善,确保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双重功能兼顾。     

个体化视域下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的困境分析

立足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运用个体化理论对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的经历进行个案考察。研究发现,农村已婚妇女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并未实现完全的个体化,而是表现出一种赋权与崛起、被动与失落共存的状态。性别差异、角色分工的路径依赖等是导致她们难以实现完全抽离的根本原因;个人独自承担外出务工可能面临的一切未知风险,造成了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她们进城务工行动一定程度的失败;加之"嵌入"的制度环境不完善,她们的个体权益与权利难以得到保证。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的经历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社会个体化马赛克式的发展路径。     

比较框架下的家庭重要性评价：对个体化理论的再思考

围绕家庭这一社会基本构成单位,个体化理论从“脱嵌”和“复嵌”两个角度分别呈现了“束缚命题”和“保护命题”,前者将家庭视为个体化进程中的束缚力量,而后者将家庭视为保护个体抵御各种风险的保护器。围绕这两个命题,在利用多种方法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个体化倾向强的个体对于家庭和朋友重要性的评价都显著偏低,而家庭重要性评判和朋友重要性评判之间的差异与个体化的态度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在家庭与工作、家庭与休闲时间之间,个体化倾向更加促使个体赋予工作和休闲时间以更高的重要性。这说明个体化进程对于家庭制度的冲击只是其对超越个体的集体性机制冲击的个例。除了家庭之外,个体化过程也会对其他集体性机制（如交友）产生影响。尽管家庭重要性评价取决于家庭是否有足够强的经济能力抵御风险,但是,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个体而言,相比于家庭,其更加愿意赋予朋友以及休闲时间以更高的重要性。这一发现表明,一个具有良好经济状况的家庭是促使个体化的一种助力。     

女性个体化与夫妻权力流转——征地与撤村建居后的F村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征地与撤村建居在中国农村大范围出现,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本文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采用个案研究,对一个中国北方村落在征地与撤村建居过程中出现的女性个体化及夫妻权力模式进行了考察。本文认为,在征地与撤村建居过程中,农村女性个体化现象逐渐显现,并随着农村女性个体化的发生,农村家庭中夫妻权力模式也逐渐从男性集权向夫妻平权的方向转变。通过对夫妻权力相关理论的梳理,试图对这种夫妻权力模式的转变进行理解和解释。     

关系型家庭:城市中老年家庭的生活特征与个体化悖论

在个体崛起与社会风险并存的外部环境中,家庭生活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这一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深嵌在家庭文化内涵中。 在中老年家庭的日常生活中,伦理性价值是维系家庭稳定的基本要素,情感性价值是家庭成员的生活体验,工具性价值是协调个人、家庭与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平衡器,这一以家庭的伦理性价值为核心并协调个人与家庭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权变关系的家庭生活方式可以称为“关系型家庭”。 与西方家庭的个体化相比,中国家庭生活变迁既呈现人口学意义上明显的个体化趋势,又突出伦理价值、情感性价值以及工具性价值在家庭中的重要功能,这是中国家庭生活变迁的独特内涵。     

“个体化”转向与农村库区移民的风险意识构建

个体化社会把个体转变为自我社会生活的书写者。脱嵌于传统迫使个体的选择与判断依赖于自我决定,人的个体特性从"给定"转变为"即时性",不确定性急剧增加。搬迁导致了传统的销蚀或断裂,个体化社会致使移民的无根感与社会适应自我中心化,而客观参照体系的缺失使其重新嵌入面临着恐惧与迷失的风险。风险的应对首先依赖于移民个体对自我与他者关系范畴的理性认知,但由于个体化转向消解了传统与权威体系,自下而上的路径成为移民重新嵌入的选择。     

超越与反思:风险社会的三种研究传统及创新尝试

制度主义、文化主义、现实主义是研究风险社会的三种视角,已有众多学者从这些视角阐释制度性风险与全球化、风险文化与不确定的个体、生态政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但依然面临一个问题未被解决:在个体化的不确定性与充满风险的社会之间有一道正在逐渐拓宽的裂缝.在此背景之下,从伦理与政治的双重视角,试图通过生态政治与反思性调节两种方式建构超越风险的“第三条道路”.这是研究风险社会的一个新的尝试,尤其是关于义务理念的阐释,对于中国风险社会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个体化进程中乡村重建研究

新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快速推进,乡村衰败成为社会发展不和谐的现象,如何重建乡村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基于此,从个体化理论出发,指出乡村社会的个体化是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但过度个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乡村发展的社会基础,使乡村面临着矛盾凸显、治理弱化、公共精神消解等诸多治理困境。通过加强组织建设,强化公共服务,推进法治建设和培育社区文化等途径,增强个体对乡村的认同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应是个体化进程中乡村重建和复兴的目标和方向。     

多重现代性视域下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维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全球各民族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方面体现在多样化的历史进程中,这就决定了,需要在多重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多样性中理解并确立中国式现代化。文章从多重现代性的分析视角出发提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在于走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摆脱现代与传统对立的局限;在辩证统一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意蕴。     

个体化目标公开范围对小学生学习成绩影响的研究

在课堂教学中可以构成学生三种不同的目标结构 :合作、竞争和个体化目标。其中个体化目标结构在目前素质教育过程中 ,具有普遍性。针对这一实际 ,以小学三年级学生为被试对象就个体化目标公开范围对其学习成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制定个体化目标后学习成绩进步显著 ;个体化目标公开范围不同 ,学习成绩进步的幅度表现出差异     

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外因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所使然 ,也是 2 0世纪初世界大潮推动的必然结果。而对这一角度的研究 ,以往学术界缺乏系统考察。笔者认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文明神秘面纱的无情揭露 ,导致了中国人“西方梦”的破灭 ,为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这一新的救国道路提供了一种思维空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导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浪潮 ,为新文化运动大量引进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源泉 ,从而将中国的民族革命斗争自然融入了世界社会主义潮流 ;欧战和十月革命后旅欧勤工俭学生、欧俄华工 ,是向国内输入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超越与困境：个体化进程中的“中年少女”

"中年少女"是近两年出现的网络热词,作为一个性别身份指称词,标记了在个体化进程中女性的社会角色变化。女性群体抗拒使用"中年妇女",而热衷使用"中年少女"这样拼贴而成的网络词汇,反映出了女性试图超越集体性和传统性进行自我表达的愿望。但由于对身体衰老的恐惧,对消费主义的妥协和迎合,她们并没有完成个体化"为自己而活"的终极目标。"中年少女"成为一种缓冲性的身份,借以暂时缓解逐渐发展的个体意识与根深蒂固的性别压迫之间的矛盾。     

诠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基本结束了吗?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的西方方法论诠释学为"基本结束论"提供了理论支撑;但作为对西方方法论诠释学的颠覆,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生存论诠释学倡导理解的应用性和意义的流动性原则,强调理解的真正本质在于文本的一般性与理解者特殊的诠释学处境的结合,在于文本创生性意义的开启,从而为人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视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

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意在通过分离出一个新的社会学视角 ,即所谓嵌入性视角 ,以研究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动的影响。建设中的中国新经济社会学则力图从一种新的理论整合的角度———交易秩序的结构 ,分析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建构一个既具理论综合又能对经验问题有足够解释力的新的理论框架。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反传统策略不同 ,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走的是一条沿着旧经济社会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道路。这一道路更能适应科学发展的总趋势     

论中西传统文化中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中西方文化自步入文明之初就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文化保存了较多的血缘因素，而西方文化中血缘纽带的解体比较充分。受这一重要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缺乏对个体与整体对立的认识，重整体轻个体；而西方传统文化中很早就将个体与整体区别认识，重个体轻整体     

天意法意人意——乡土社会法治化的困惑与民间法的命运与选择

近些年来,学界对民间法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对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及整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文从中国的乡土社会的现有社会结构,中国乡土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来考察民间法生存的环境空间变化,从而探讨民间法的前途和命运。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西方式法治化道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所遇到的困惑并讨论其原因,即西方法治思想引进的的天生不足;现时社会结构的制约;传统文化的隔膜等,进一步证明了民间法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乡土社会现实当中存在的价值。最后探讨了民间法的发展道路。